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有时候，无意中瞥到映在橱窗中的自己，我都有点震惊：乌黑的头发，斜长的眼睛，平坦的脸庞和有点黄绿色的皮肤。表情漠然得几乎跟冷血的爬行动物没什么两样。我努力让自己相信，这张脸庞和别人的脸庞一样漂亮出众。但同时，我又觉得这张脸无比陌生。这是我的脸，我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但这张脸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一定有无数的美国人也对他们的长相感到有一种疏离感，但每个人的原因却又各不相同。举个例子，我是韩国移民的后裔，但我却不会说我父母的母语（即韩语）。我也从来没有用诸如“大哥”和“大姐”等恰当的敬语来称呼我的长辈们。我没跟韩国女性约过会，甚至连个韩国朋友都没有。虽然我的身份是移民，我却从来没有想过像一个移民那样努力地奋斗。
我是亚裔美国人，用带点嘲弄意味的说法就是香蕉或者奶油蛋糕（外黄内白）。虽然我并不认为一个人的种族出身就会决定他的一切，但我相信对各个种族的成见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我们的思想里，我们靠它来区分在茫茫人海中遇到的不同面孔。尽管在很多方面，我已经没了什么亚洲人的特点，但我确实长着一张亚洲人的脸。
我有时怀疑我的长相对于其他美国人来说，相当有代表性，就像一个长着大众脸的隐形人，一个站在人群里很显眼但毫无个性的人，一个美国文化表面上十分推崇而实际上却鄙视并剥削的形象。我们不只是那些“数学学得很好”和会拉小提琴的人，而且是一大群憋屈的要死，压迫的不行，被虐的快残了的那些循规蹈矩的半机器人，对社会和文化根本就没什么影响力可言。
对于上述种种成见，我总在两种想法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仅仅因为相貌就将我或者其他任何人对号入座成这样的半机器人，这让我觉得受到了冒犯。但另一方面，我自己确实也发现了不少这样的亚洲人。
我来概括一下我对亚洲人价值观的感觉：去他的孝道，去他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去他的非常春藤盟校不进，去他的尊重权威，去他的谦逊努力，去他的和睦关系，去他的为了未来牺牲现在，去他的虔诚努力的中产阶级奴性。
我能理解亚洲父母用这种手段抚养整整一代孩子的原因。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医生、律师、会计、工程师等等，不管是谁，只要努力学习都有可能得到这些好的工作机会。而且，追求这些好工作又有什么错？亚裔美国人从大学毕业的几率和他们家庭收入中位数比包括美国白人在内的美国其他种族人群都高。这些只是亚裔取得成功的故事中的一个缩影，这远比很多人记忆中的成功故事要短得多。在约1400万的亚裔美国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不是在美国出生。我哥哥出生于1970年，在那个时候，美国只有不到39000名韩国后裔，而如今，韩国后裔达到了100万人。
亚裔美国人的成功总被用做美国梦的例证，用来证明那些少数民族在这个国家依靠自己也能取得成功。但是，在提到亚洲人时，总是伴随着潜在的种族恐慌，特别是在中国成了美国的工业基地和债主的时候。但是，如果那些制造出快速时尚服饰和iPad的中国的劳动力大军让我们感到惧怕的话，如果众多的优秀亚裔学生让美国父母为他们那宽松的教育方式感到焦急的话，那对于处处听从父母安排的亚裔学生，人们又是怎么想的呢？这些亚裔学生真就那么令人惧怕吗？
今年早些时候，蔡美儿所著《虎妈的战歌》一书的出版激起了各种带有种族成见的歇斯底里之词。但是，在众多对该书的评论之中，没有任何一条认真地讨论过“亚裔美国人能否真的曾经主导过这个国家”的问题。假设亚裔学生在中学和大学的成绩和表现确实更好，那么亚裔美国人是否在现实世界中获得了同样的主导地位？我怀疑结果并非如此，而其原因也不难发现。我时常感到，如果我们真像描绘的那样是一个令人敬畏惧怕的集体，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亚裔经常被认为是一种过于谨慎的文化的产物，很轻易被那些更加自信的人所左右。从根本上来说，这不就是一群隐形人么？
“虎子”一代的崛起
几个月前，一个年轻人发给我一封电邮，他叫杰佛逊?毛，曾就读于史岱文森高中，现已于芝加哥大学毕业。他向我征求关于成为一名亚裔作家的建议。他是这么描述自己的：“我成绩优异，热爱文学并且想成为一名作家和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父母英语说得不好，我们至今仍无力买下我们在法拉盛租住的公寓。我的意思是，我为自己的父母和社区感到自豪，我认为自己有艺术等方面的潜能，但有时，我感觉自己作为第一代移民家庭的儿子，就想成为作家这样融入主流社会的人，是不是太快了一点？也许再等一两代才比较恰当。”
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星期天下午，我搭乘7号地铁到法拉盛的最后一站，那里所有的店面都挂着中文招牌，人行道上缓慢流动的人群带着一张张毫无表情的面孔。毛在缅街地铁站的入口处等着我，我们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家越南菜馆。
毛，圆脸，戴一副长方形金属框眼镜。毕业后，他和父母住在一起，毛八岁的时候，全家从中国移民到了美国。母亲是一名美甲师，父亲是助理理疗师。最近，毛经常搭乘从法拉盛到市区曼哈顿这段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半小时的地铁，为住在翠贝卡的一名史岱文森高中的一年级白人学生辅导功课。有时候，在这个亲切友好的年轻人面前，他感觉痛悔不已。如今，他更清楚的知道当年还是史岱文森高一新生的他应该做的事情：“在功课上少花费一半的精力，会比现在成功20倍。”
史岱文森高中，是美国竞争最激烈的公立高中之一，录取完全依据考试成绩：在参加特殊高中入学考试的所有纽约市学生中，只有成绩排名在前3.7%的考生才能被录取。学校不会留出名额给贫困学生，另一方面，也不会对校友及特权群体加以照顾。学校的招生政策并不鼓励多元化或者是全面发展、个性这样模糊不清的观念。学校纯粹以成绩决定一切。其结果就是：亚裔人口在纽约市的比例为12.6%，而在这所高中却占到了72%。
今年，有569名亚裔学生凭借高分被史岱文森高中录取，除此之外，还包括179名白人，13名拉美裔，12名黑人。如此夸张的比例以及可能会对纽约不同种族智力水平的暗示，总会引起人们的不安。但是，亚裔恰恰并不相信天分。他们相信，并已通过实践证明，任何人只要依靠不断的考试练习就能提高分数。在法拉盛以及贝赛，到处都可以找到“填鸭学校”或是各种小规模的补习学校，利用放学后、周末和暑假时间培训学生的应试技巧。“学习数学不只是学习数学这么简单，”引用常春藤预备学校的一名老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说的一句话。“这是在举重。你在锻炼着你的数学二头肌。”毛更加直截了当的说：“学习不过是为了搞定考试。”
因此伴随着虎子们呈现上升的趋势，人们也在担心，和这些狂热的早早便抱有专业意向的亚裔孩子在一起，非亚裔孩子的教育经历会变得更加狭隘。詹尼?蔡，是同样竞争激烈的纽约公立学校亨特学院附属中学的学生，曾被选为该年级主席，她清楚地记得，时常会听到有人说“学校里的亚裔太多了，他们会搞垮学校。”几年前，她在哈佛的毕业论文中再次探讨了这个问题，她采访了公立精英学校的毕业生，发现白人学生会以戒备的心态来看亚裔学生。（她引用了史岱文森高中的一位音乐老师对亚裔学生优势的看法：“他们资质一般，但是得以录取的原因在于他们经过了辅导。”）2005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了加州库珀蒂诺的一所高中的白人学生逃离的现象，事情起因于亚裔软件工程师的子女使得这所学校里的竞争变得异常残酷，即使平均成绩为B，也只能排在差生之列。
大学自有它的办法来校正这种失衡：据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托马斯?埃斯彭沙德的计算，在实际情况中，一个亚裔申请者，他的SAT成绩必须比同他实力相当的白人申请者高出140分，才会获得同样的录取机会。仅仅因为自己和这些成功人士有着同样的亚裔面孔，而受到惩罚，这对于众多符合资格的亚裔学生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毕竟，中上阶层的白人子女还可以借助比补习学校贵得多的私立精英学校和私人教师来帮助他们在教育体制中竞争。
毛的心中隐约升起不满
你可以像某些愤愤不平的亚裔美国人那样，认为问题仅仅是因为不平等产生的，并迫切要求推行不分种族的量化招生标准。1996年，加州选民表决通过了一项选民提议（/动议），要求废除公立大学中任何关于种族构成比例的规定。十年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生班中，亚洲学生占了46%。（如果加州的政策在常春藤联盟得到实施，）那么可以想见，联盟中的学生构成比例很可能会发生类似的变化：亚裔学生数量大幅上升；而目前这个群体在联盟本科生中的占比只有17%。然而众所周知，常春藤联盟在招生时会考虑自身的利益需求，而他们的一些政策也无可厚非。毕竟，谁敢打包票说，拥有72%亚裔学生的哈佛大学，仍然能够为那些想来哈佛镀金的学子，提供含金量不变的精英桂冠。
大约当毛在史岱文森呆了一半日子时，他的心中开始隐约生起不满。他始终觉得自己是那一大群“没有姓名、没有个性的亚洲孩子”中的一分子，就像是“这地方的一个装饰品”。他一直心甘情愿地埋头苦读，向着当时史岱文森所有学生的目标——哈佛努力。然而升上高二没多久，他就开始怀疑，这条通往学业成功的征途，是否是惟一的、或者最好的道路。
“你总会忍不住觉得一定还有另外一条路，”他边吃着面前的一碗越南河粉（ phô，音“佛”，即河粉，为越南经典饮食之一），边解释道。“我们这些亚裔孩子在互相较着劲，而中西部的孩子们需要做的功课则少得多，可以参加车库乐队之类的活动，如果这些人本身相当聪明，在学校里学习也很用功的话……”
毛开始研究起史岱文森内部受种族影响的社会等级制度。史岱文森学生报今年做了一项校内调查，过半受调查者都声称他们的朋友和自己来自同一民族。他尤其关注大多数（居住在曼哈顿的）白人团体，这些人似乎可以在应付繁忙学业的同时，仍然坚持着活跃的社交活动。“大多数高中生电影的狗血情节是，漂亮的啦啦队长跟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肌肉男，而书呆子则被晾在一边，寂寞地独自打发时日。”他说，“但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个书呆子将会统治世界，而肌肉男却只能在洗车场工作。”
“但是在史岱文森，情况完全不同：你只消看一下尖子生队伍，那些男生女生绝不仅仅是相貌出众、八面玲珑，他们获得优异的成绩，是校园剧的明星，并且在学生会选举拔得头筹。所有这些荣誉都集聚在顶端，就好像在为进入上流社会做训练。这让我们这些中国孩子很受震动。你会觉得努力学习很必要，但光这样是不够的。”
毛渐渐看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公认的等级背后，还有另外一个等级，可以解释通为什么别人能得到他从未得到过的那些东西——“一个高中生美少女”醒目地位列其中——而这个神秘的等级将会决定他的生活。“你会意识到自己在有些事情上确实懂得不多，比如追求女生，或是按照特定路数行动。但这些事情对于某些人来说很自然，他们在郊区上学，父母都已融入当地文化。”我要求他举个具体的例子，于是他提起曾在圣诞节后去自己白人女友家造访的经历。“她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做菜，玩拼字游戏。”这一幕平常的美国郊区人家生活场景久久萦绕在毛的脑际：至少，就是在这里，所有“关于社会规范和礼仪”的那些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知识被代代相传。而这些东西没有哪个补习班会教给你。
在收到毛的邮件之前，我自己就曾觉得，我最多不过是被亚裔疏离感的最后余烬灼伤一点点而已。的确，如果考虑到亚洲艺术家和时装设计师以及等等此类你能在纽约找到的成功亚裔人士令人难以置信的受追捧程度，似乎这种感觉注定将逐渐消失殆尽。然而这种疏离感现在却出现在一个比我小十几岁的纽约人身上。或许说有一部分亚裔美国人已经没有了疏离感，这确实可能是真的，可是在很大一部分亚裔身上，疏离感仍然存在并鲜活如昔。
在我们见面几周后，毛介绍我认识了他同样来自史岱文森的密友丹尼尔•朱。朱去年从威廉姆斯学院毕业，在那里他的诗作曾获得过一项创意写作奖，赢得了18000美元的奖金。他花了一部分奖金到中国旅行，但现在已经回到美国，和父母一起住在布鲁克林唐人街。
“闭上你的嘴，照父母说的做”
朱还记得他在威廉姆斯学院的第一个学期的情景，低年级的辅导员会时不时地找他谈话。问他感觉还好吧？有没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说：“我正努力地适应这个地方，我没有特别开心，但我也没有感到沮丧郁闷。”但他的那些白人朋友也会对他说相同的话，他们会说，“丹，有时很难知道你在想什么”。
朱长着一张讨人喜欢的脸，但是用矜持来概括他的举止性格是没错的。他说话时语调温和，脸部很少动作。他把自己的这些特质都归因于家庭的环境。他说，“在中国家庭中成长的孩子，用不着说话，你只需闭上嘴按照父母吩咐的去做就可以了。”
在史岱文森高中读书期间，他课余只和一个由亚洲人组成的圈子一起玩，这个圈子的朋友是按照乘哪条地铁线来分类的。但是当他到威廉姆斯以后，朱慢慢意识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这些新英格兰的白人走在一起会互相微笑态度友善。“当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会感受到每个人都是友好的。”
他决定自己也应该多微笑。他说，“这是我必须主动学习的事情，就像当你做交易的时候，你把钱递过去——然后微笑一下。”他说自己已经有些进步，但是还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他说，“我试着彻底摆脱18年来中国式的教育。威廉姆斯的这四年对此有帮助，但也仅仅止步于此”。他清楚父亲在工作中受到怎样的待遇，他父亲是一名IT经理。他说，“父亲是他办公室里最好的程序员，但因为他不能讲好英语，他就总是在晋升方面被忽视。”
虽然朱不仅英语流利，而且是威廉姆斯学院他所在班级中公认的最出色的诗人，但他仍然担心自己行为的其他方面可能招致父亲同样的待遇。他说，“我很高兴和你谈话，记住父亲的教训对将来的准备面试过程中的自我展示是有帮助的。”
在从学校毕业后那靠本领就搞定的法则不灵验了，这已经成为亚裔美籍人生活中苦涩暗流的一部分。
他告诉我说，“我认为我想做的就是可以很擅长一些事情，这样社交的缺乏就不会影响到我。”朱是一个出生在美国的聪明、勤奋、资质无可挑剔的年轻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赢得这个世界的尊重。 但是他不太相信自己骨子里能感觉到在威廉姆斯学院碰到的人们的那种自在。他说，“这种感觉离我有好几代远。”
上世纪90年代，当詹姆斯•洪在还是伯克利大学一名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时，他曾到IBM 公司参加过一系列面试。一位年长的亚裔研究员看了一下洪的简历，问了他一些基本的问题。后来他没说一句话先站起来关上办公室的门。
他对洪说，“听着，实话告诉你，我们这一代人来到这个国家就是想让你们这些孩子能有更好的生活，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不怎么会说英语就背井离乡来读研究生院。如果你选择了这个岗位，你也只能到达我们到达的高度。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亚裔博士，没有任何管理的潜质。你能得到这个工作机会，但是不要接受。你们这一代要比我们走得更远，不然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
这个研究员谈到了一些人提到的所谓“竹天花板”—美国企管中的不同种族占据各自的位置的结构如同金字塔，界限分明很难打破，大部分亚洲人处于底端，极少数处于中间管理层，事实上还没有人进入更高的领导层。
在白领工作场所亚裔美籍人不能成为领导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热门社会话题之一。但是太多精英学校的亚裔美籍毕业生发现他们渐渐明白靠本领就搞定的法则在从学校毕业后就戛然而止了，这已经成为在亚裔美籍人的生活中苦涩暗流的一部分。如果每个常春藤联盟班级上15%到20%的学生是亚洲人，假设常春藤联盟是各行各业的领袖的摇篮，那么理所当然的亚洲人在领导层就应该占到相应的比例。
但是数字却显示的是另一番景象。据最新的一份调研究显示，亚裔美籍人人数大约占美国人口的5%，但是仅有0.3%是公司主管，不到1%的人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大约2%任职大学校长。财富500强排行榜上只有9位亚裔美籍CEO。在那种亚裔美国人举足轻重的特定领域，这种分布也是呈现相似的不对称性。硅谷里三分之一的软件工程师是亚洲人，而在旧金山湾区最大的25家公司内，亚洲人只占到董事会成员的6%，公司高级职员的10%。。根据一份2005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国立卫生研究院中终身科学家中有21.5%是亚洲人，仅有4.7%的实验室或者分院负责人是亚洲人。一个名为Yellowworld网站上的评论中有这样一条是对这种形势的简练概括：“如果你是东亚人，你需要进入一所一流大学以便谋到高薪的职位。即使你谋到高薪职位，那些来自中等州立大学但出身高贵的白人职员在等级上也肯定会超过你，仅仅就因为他是白人。”
防不胜防的“竹天花板”
珍妮弗•艾琳是普华永道（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多元化部门的部门经理，她的工作职责就是力求确保“公司所有员工有宾至如归和深受重视的感觉 ，在工作中奋力拼搏并能充分发挥其特长”。我向她提出了如下有关企业员工平等的定义：如果亚裔在目前的员工中占17%，那么14年后，当他们申请成为合伙人时，如愿以偿的亚裔将会占到17%。艾琳承认，普华永道短时期不可能达到那种标准，而且其他人也不可能达到。
“竹天花板”防不胜防的一面在于，你也只能到达我们到达的高度。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亚裔博士，没有任何管理的潜质。你能得到这个工作机会，但是不要接受。你们这一代要比我们走得更远，不然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
这个研究员谈到了一些人提到的所谓“竹天花板”—美国企管中的不同种族占据各自的位置的结构如同金字塔，界限分明很难打破，大部分亚洲人处于底端，极少数处于中间管理层，事实上还没有人进入更高的领导层。
在白领工作场所亚裔美籍人不能成为领导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热门社会话题之一。但是太多精英学校的亚裔美籍毕业生发现他们渐渐明白靠本领就搞定的法则在从学校毕业后就戛然而止了，这已经成为在亚裔美籍人的生活中苦涩暗流的一部分。如果每个常春藤联盟班级上15%到20%的学生是亚洲人，假设常春藤联盟是各行各业的领袖的摇篮，那么理所当然的亚洲人在领导层就应该占到相应的比例。
但是数字却显示的是另一番景象。据最新的一份调研究显示，亚裔美籍人人数大约占美国人口的5%，但是仅有0.3%是公司主管，不到1%的人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大约2%任职大学校长。财富500强排行榜上只有9位亚裔美籍CEO。在那种亚裔美国人举足轻重的特定领域，这种分布也是呈现相似的不对称性。硅谷里三分之一的软件工程师是亚洲人，而在旧金山湾区最大的25家公司内，亚洲人只占到董事会成员的6%，公司高级职员的10%。。根据一份2005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国立卫生研究院中终身科学家中有21.5%是亚洲人，仅有4.7%的实验室或者分院负责人是亚洲人。一个名为Yellowworld网站上的评论中有这样一条是对这种形势的简练概括：“如果你是东亚人，你需要进入一所一流大学以便谋到高薪的职位。即使你谋到高薪职位，那些来自中等州立大学但出身高贵的白人职员在等级上也肯定会超过你，仅仅就因为他是白人。”
防不胜防的“竹天花板”
珍妮弗•艾琳是普华永道（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多元化部门的部门经理，她的工作职责就是力求确保“公司所有员工有宾至如归和深受重视的感觉 ，在工作中奋力拼搏并能充分发挥其特长”。我向她提出了如下有关企业员工平等的定义：如果亚裔在目前的员工中占17%，那么14年后，当他们申请成为合伙人时，如愿以偿的亚裔将会占到17%。艾琳承认，普华永道短时期不可能达到那种标准，而且其他人也不可能达到。
“竹天花板”防不胜防的一面在于，它似乎并不是由公然的种族歧视引起的。通过调查《财富》500强企业中的亚太裔美国雇员不难发现，80%的人声称名为美国公司并未将他们视为亚洲人，而是视为独立的个体。然而，只有51%的人承认亚裔在美国公司内担任要职，也仅仅只有55%的人承认他们的公司充分利用亚裔的天赋，并且赏识他们的见识。
这些数字之间的差异更有可能是由无意识的偏见所导致。比如说，没有人敢断定身材高大的人天生就比别人更擅长做领导。然而事实是，虽然身高超过1米83的男性在美国男性人口中只占15%，但他们在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中却占了58%。同样地，没有人会说亚裔不适合做领导。然而，在最近发表的一项心理学实验中，对同一个假设员工，相较于使用亚洲名字，当他使用白人名字时，受访者总是认定他更具有领导潜质。
可能问题的根源只能归咎于亚裔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传统教育。正如艾琳指出，要想成为领导，你必须要有追随者。普华永道评价员工时，首先是依据他们完成指定工作的好坏来评判的。正如她所说，“你必须要踏踏实实工作。”公司要求员工通过努力使自己脱颖而出，这样那时他们才会成为“超级实干家”。然而，做领导和做普通员工所需的技能不同。“让你获得今天地位的技能未必会帮你达到下一个层次。” 多元化顾问简•玄说。她撰写了《打破“竹天花板”》一书。要想成为一名领导，需要发挥个人的创造力，需要思考一个机构可以如何改进，也需要编织人际网络，进行自我提升以及坚持己见。要说任何一个亚裔人士都不大可能具备创造力或冒险精神，那是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但是要说在教育上向来注重死记硬背和注重分数这样的一个群体不大可能造就许多乐于挑战权威或打破传统行事方式的人，那却是一种简单/显明的文化观察（即，并非歧视）。
萨奇•高安曾是IBM纽约市场营销部升迁最快的职员之一。然而7年前，她意识到自己晋升的速度开始放慢。“我超额完成任务，经常加班，然而更多的努力并没有使我得以提升，”她说。就在这时，她参加了由“亚太裔领导人教育”机构（以后简称LEAP）举办的研讨会。
LEAP剖析了导致亚裔美国领导稀缺的复杂社会因素，并且设计了一些培训课程，旨在取悦亚裔同时教导他们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以便符合美国白人的期望。LEAP不断向参加培训课程的亚裔们保证，他们的价值观不会被改变，同时还能学会新的技能，最终能够成为符合美国社会所期望的能胜任的领导。
在给微软的1500名亚裔美籍雇员所做的一次演讲中，LEAP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锋山先生摆明了亚裔在职场中各种各样的困境。锋山先生对这些听众说，“有时候，人们对于我们以及我们的社会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他们将这些偏见强加到我们身上，然后他们会做一些后果非常严重的事情：在做和我们有关系的决定时，他们依据自己的看法而非事实。”锋山先生认为，责备这些不公正的看法是远远不够的。亚裔最终必须自己担负起改变这些偏见的责任。这才是最切实际而且最公正的做法。
有志担任领导的亚裔必须意识到“价值观、行为和看法之间的关系”。锋山先生举了个例子,谈到亚裔在开会时从不畅所欲言。“那么，假设我和你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我注意到你什么也不说。于是我扪心自问，‘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发言。也许是因为你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那是一个不发言的好理由。或者，也许是因为你甚至对谈论的话题不感兴趣。或者，也许你认为不屑于这样的话题。’因为你从不在会上发言，于是我就会想，你要么是个哑巴，对此漠不关心，要么太傲慢。但事实也许是，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有人教导你：领导说话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倾听。”
“不要制造麻烦。不要劳烦他人。” 这观念该有多少亚洲味呢？
高安在2006年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课程。课程伊始，她做了这样一个练习：指导员让组员列出他们心中亚洲人的特点。学生们的回答包括：光宗耀祖，孝顺，自制等。随后，指导员再要求列出他们眼中领导者所需的品质，从而让学生们注意到，两串清单几乎没有重合之处。
一开始，高安与其他参与者缺少共鸣——那些人列出了父母教给他们的亚洲人典型的价值观。“他们都念叨着什么’努力学习’，’成为医生或律师’诸如此类的话。我的爸妈可没有这样教育我。要是看到我太过拼命，他们会担心。”小时候，高安经常往返于纽约和东京之间。她的父亲是三菱公司的一名经理，母亲则是一名钢琴家。高安早就在美国文化中如鱼得水，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镇定自若，充满自信。“但我们越是深入美国文化，从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进入到深层的、最根本的价值观上时，我就越发现自己的成长教育具有亚洲特色。我的父母常说，‘不要制造麻烦，不要劳烦他人’。这观念该有多少亚洲味呢？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为何不常请他人帮忙。” 高安意识到，自己终归有些低调。她乐意接受困难的任务，却不计较获得多少称赞。她不愿意自吹自擂。
高安把对自我的新认识应用到她在IBM公司的工作中。如今，她学会了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展现自己。“我把我团队取得的成绩写在简历上。它们很有说服力。”她说道。
法学教授兼作家蒂姆•吴在加拿大长大，母亲是白人，父亲是台湾人，这便给他提供了有趣的视角来观察白人与亚洲人如何看待彼此。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做过几份书记员的工作。他也记得，在其他年轻律师中，等级关系怎样微妙地形成。他说：“在任何法律环境中，人们都会不自觉地认为，亚洲人干苦力活特有天分。”随后他解释了中文“苦力”的意思。“这种怪异的自我选择让亚裔工人向世界上最苦的工作迁移。”
相比之下，他遇到的白人律师则有自高自大的倾向。“白人有一种直觉，这点很重要——他们会给人留下印象，除非是举足轻重的工作，否则绝不染指：你就是一个发号施令者。这种自大却是亚洲人不曾学习的。我搬到纽约后不久，有人告诉我，为了取得成功，你必须懂得哪些规矩是可以违反的；如果违反了不该违反的规矩，那就玩完了。所以最省事的方法就是遵循一切规矩。不过这样一来，你就放低了自己的身段。真正的诀窍在于，要懂得哪些规矩不是为你而设。”
说到底，这是一种遵照着规矩来打破规矩的思路——规矩并非白纸黑字，而是以一种文化的形式传承；这或许是我听过的“竹天花板”如何在实际中发挥功效的最好解释。LEAP似乎很容易让已经融入本地文化的亚洲工人更清晰地意识到，他们的文化与外表如何阻碍着自己更上一层楼。不过我不敢肯定，一次LEAP课程就足以让杰佛逊•毛或者丹尼尔•朱获得他们垂涎已久的尊重和成功。这个问题还有更深层的考虑，社会中的互动关系也已在群体中根深蒂固，人们或许需要更基本的方法作为补救。
如果你错过了美国中学体育场里、更衣室内培养男性气概的机会，那该怎么办？如果你这辈子无法成为在社会上举足轻重、并在会议室和卧室称雄的强势男，那该怎么办？如果从没有人教你怎样同白人打招呼、如何让他们称心，那该怎么办？暂且抛开上述弱点不谈，如果你不再像移民那样屈尊于美国人口中的次要地位，而想在此时此刻融入美国人混杂的口味中，那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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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有无数的美国人也对他们的长相感到有一种疏离感，但每个人的原因却又各不相同。举个例子，我是韩国移民的后裔，但我却不会说我父母的母语（即韩语）。我也从来没有用诸如“大哥”和“大姐”等恰当的敬语来称呼我的长辈们。我没跟韩国女性约过会，甚至连个韩国朋友都没有。虽然我的身份是移民，我却从来没有想过像一个移民那样努力地奋斗。
我是亚裔美国人，用带点嘲弄意味的说法就是香蕉或者奶油蛋糕（外黄内白）。虽然我并不认为一个人的种族出身就会决定他的一切，但我相信对各个种族的成见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我们的思想里，我们靠它来区分在茫茫人海中遇到的不同面孔。尽管在很多方面，我已经没了什么亚洲人的特点，但我确实长着一张亚洲人的脸。
我有时怀疑我的长相对于其他美国人来说，相当有代表性，就像一个长着大众脸的隐形人，一个站在人群里很显眼但毫无个性的人，一个美国文化表面上十分推崇而实际上却鄙视并剥削的形象。我们不只是那些“数学学得很好”和会拉小提琴的人，而且是一大群憋屈的要死，压迫的不行，被虐的快残了的那些循规蹈矩的半机器人，对社会和文化根本就没什么影响力可言。
对于上述种种成见，我总在两种想法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仅仅因为相貌就将我或者其他任何人对号入座成这样的半机器人，这让我觉得受到了冒犯。但另一方面，我自己确实也发现了不少这样的亚洲人。
我来概括一下我对亚洲人价值观的感觉：去他的孝道，去他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去他的非常春藤盟校不进，去他的尊重权威，去他的谦逊努力，去他的和睦关系，去他的为了未来牺牲现在，去他的虔诚努力的中产阶级奴性。
我能理解亚洲父母用这种手段抚养整整一代孩子的原因。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医生、律师、会计、工程师等等，不管是谁，只要努力学习都有可能得到这些好的工作机会。而且，追求这些好工作又有什么错？亚裔美国人从大学毕业的几率和他们家庭收入中位数比包括美国白人在内的美国其他种族人群都高。这些只是亚裔取得成功的故事中的一个缩影，这远比很多人记忆中的成功故事要短得多。在约1400万的亚裔美国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不是在美国出生。我哥哥出生于1970年，在那个时候，美国只有不到39000名韩国后裔，而如今，韩国后裔达到了100万人。
亚裔美国人的成功总被用做美国梦的例证，用来证明那些少数民族在这个国家依靠自己也能取得成功。但是，在提到亚洲人时，总是伴随着潜在的种族恐慌，特别是在中国成了美国的工业基地和债主的时候。但是，如果那些制造出快速时尚服饰和iPad的中国的劳动力大军让我们感到惧怕的话，如果众多的优秀亚裔学生让美国父母为他们那宽松的教育方式感到焦急的话，那对于处处听从父母安排的亚裔学生，人们又是怎么想的呢？这些亚裔学生真就那么令人惧怕吗？
今年早些时候，蔡美儿所著《虎妈的战歌》一书的出版激起了各种带有种族成见的歇斯底里之词。但是，在众多对该书的评论之中，没有任何一条认真地讨论过“亚裔美国人能否真的曾经主导过这个国家”的问题。假设亚裔学生在中学和大学的成绩和表现确实更好，那么亚裔美国人是否在现实世界中获得了同样的主导地位？我怀疑结果并非如此，而其原因也不难发现。我时常感到，如果我们真像描绘的那样是一个令人敬畏惧怕的集体，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亚裔经常被认为是一种过于谨慎的文化的产物，很轻易被那些更加自信的人所左右。从根本上来说，这不就是一群隐形人么？
“虎子”一代的崛起
几个月前，一个年轻人发给我一封电邮，他叫杰佛逊?毛，曾就读于史岱文森高中，现已于芝加哥大学毕业。他向我征求关于成为一名亚裔作家的建议。他是这么描述自己的：“我成绩优异，热爱文学并且想成为一名作家和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父母英语说得不好，我们至今仍无力买下我们在法拉盛租住的公寓。我的意思是，我为自己的父母和社区感到自豪，我认为自己有艺术等方面的潜能，但有时，我感觉自己作为第一代移民家庭的儿子，就想成为作家这样融入主流社会的人，是不是太快了一点？也许再等一两代才比较恰当。”
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星期天下午，我搭乘7号地铁到法拉盛的最后一站，那里所有的店面都挂着中文招牌，人行道上缓慢流动的人群带着一张张毫无表情的面孔。毛在缅街地铁站的入口处等着我，我们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家越南菜馆。
毛，圆脸，戴一副长方形金属框眼镜。毕业后，他和父母住在一起，毛八岁的时候，全家从中国移民到了美国。母亲是一名美甲师，父亲是助理理疗师。最近，毛经常搭乘从法拉盛到市区曼哈顿这段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半小时的地铁，为住在翠贝卡的一名史岱文森高中的一年级白人学生辅导功课。有时候，在这个亲切友好的年轻人面前，他感觉痛悔不已。如今，他更清楚的知道当年还是史岱文森高一新生的他应该做的事情：“在功课上少花费一半的精力，会比现在成功20倍。”
史岱文森高中，是美国竞争最激烈的公立高中之一，录取完全依据考试成绩：在参加特殊高中入学考试的所有纽约市学生中，只有成绩排名在前3.7%的考生才能被录取。学校不会留出名额给贫困学生，另一方面，也不会对校友及特权群体加以照顾。学校的招生政策并不鼓励多元化或者是全面发展、个性这样模糊不清的观念。学校纯粹以成绩决定一切。其结果就是：亚裔人口在纽约市的比例为12.6%，而在这所高中却占到了72%。
今年，有569名亚裔学生凭借高分被史岱文森高中录取，除此之外，还包括179名白人，13名拉美裔，12名黑人。如此夸张的比例以及可能会对纽约不同种族智力水平的暗示，总会引起人们的不安。但是，亚裔恰恰并不相信天分。他们相信，并已通过实践证明，任何人只要依靠不断的考试练习就能提高分数。在法拉盛以及贝赛，到处都可以找到“填鸭学校”或是各种小规模的补习学校，利用放学后、周末和暑假时间培训学生的应试技巧。“学习数学不只是学习数学这么简单，”引用常春藤预备学校的一名老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所说的一句话。“这是在举重。你在锻炼着你的数学二头肌。”毛更加直截了当的说：“学习不过是为了搞定考试。”
因此伴随着虎子们呈现上升的趋势，人们也在担心，和这些狂热的早早便抱有专业意向的亚裔孩子在一起，非亚裔孩子的教育经历会变得更加狭隘。詹尼?蔡，是同样竞争激烈的纽约公立学校亨特学院附属中学的学生，曾被选为该年级主席，她清楚地记得，时常会听到有人说“学校里的亚裔太多了，他们会搞垮学校。”几年前，她在哈佛的毕业论文中再次探讨了这个问题，她采访了公立精英学校的毕业生，发现白人学生会以戒备的心态来看亚裔学生。（她引用了史岱文森高中的一位音乐老师对亚裔学生优势的看法：“他们资质一般，但是得以录取的原因在于他们经过了辅导。”）2005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了加州库珀蒂诺的一所高中的白人学生逃离的现象，事情起因于亚裔软件工程师的子女使得这所学校里的竞争变得异常残酷，即使平均成绩为B，也只能排在差生之列。
大学自有它的办法来校正这种失衡：据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托马斯?埃斯彭沙德的计算，在实际情况中，一个亚裔申请者，他的SAT成绩必须比同他实力相当的白人申请者高出140分，才会获得同样的录取机会。仅仅因为自己和这些成功人士有着同样的亚裔面孔，而受到惩罚，这对于众多符合资格的亚裔学生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毕竟，中上阶层的白人子女还可以借助比补习学校贵得多的私立精英学校和私人教师来帮助他们在教育体制中竞争。
毛的心中隐约升起不满
你可以像某些愤愤不平的亚裔美国人那样，认为问题仅仅是因为不平等产生的，并迫切要求推行不分种族的量化招生标准。1996年，加州选民表决通过了一项选民提议（/动议），要求废除公立大学中任何关于种族构成比例的规定。十年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生班中，亚洲学生占了46%。（如果加州的政策在常春藤联盟得到实施，）那么可以想见，联盟中的学生构成比例很可能会发生类似的变化：亚裔学生数量大幅上升；而目前这个群体在联盟本科生中的占比只有17%。然而众所周知，常春藤联盟在招生时会考虑自身的利益需求，而他们的一些政策也无可厚非。毕竟，谁敢打包票说，拥有72%亚裔学生的哈佛大学，仍然能够为那些想来哈佛镀金的学子，提供含金量不变的精英桂冠。
大约当毛在史岱文森呆了一半日子时，他的心中开始隐约生起不满。他始终觉得自己是那一大群“没有姓名、没有个性的亚洲孩子”中的一分子，就像是“这地方的一个装饰品”。他一直心甘情愿地埋头苦读，向着当时史岱文森所有学生的目标——哈佛努力。然而升上高二没多久，他就开始怀疑，这条通往学业成功的征途，是否是惟一的、或者最好的道路。
“你总会忍不住觉得一定还有另外一条路，”他边吃着面前的一碗越南河粉（ phô，音“佛”，即河粉，为越南经典饮食之一），边解释道。“我们这些亚裔孩子在互相较着劲，而中西部的孩子们需要做的功课则少得多，可以参加车库乐队之类的活动，如果这些人本身相当聪明，在学校里学习也很用功的话……”
毛开始研究起史岱文森内部受种族影响的社会等级制度。史岱文森学生报今年做了一项校内调查，过半受调查者都声称他们的朋友和自己来自同一民族。他尤其关注大多数（居住在曼哈顿的）白人团体，这些人似乎可以在应付繁忙学业的同时，仍然坚持着活跃的社交活动。“大多数高中生电影的狗血情节是，漂亮的啦啦队长跟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肌肉男，而书呆子则被晾在一边，寂寞地独自打发时日。”他说，“但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个书呆子将会统治世界，而肌肉男却只能在洗车场工作。”
“但是在史岱文森，情况完全不同：你只消看一下尖子生队伍，那些男生女生绝不仅仅是相貌出众、八面玲珑，他们获得优异的成绩，是校园剧的明星，并且在学生会选举拔得头筹。所有这些荣誉都集聚在顶端，就好像在为进入上流社会做训练。这让我们这些中国孩子很受震动。你会觉得努力学习很必要，但光这样是不够的。”
毛渐渐看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公认的等级背后，还有另外一个等级，可以解释通为什么别人能得到他从未得到过的那些东西——“一个高中生美少女”醒目地位列其中——而这个神秘的等级将会决定他的生活。“你会意识到自己在有些事情上确实懂得不多，比如追求女生，或是按照特定路数行动。但这些事情对于某些人来说很自然，他们在郊区上学，父母都已融入当地文化。”我要求他举个具体的例子，于是他提起曾在圣诞节后去自己白人女友家造访的经历。“她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做菜，玩拼字游戏。”这一幕平常的美国郊区人家生活场景久久萦绕在毛的脑际：至少，就是在这里，所有“关于社会规范和礼仪”的那些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知识被代代相传。而这些东西没有哪个补习班会教给你。
在收到毛的邮件之前，我自己就曾觉得，我最多不过是被亚裔疏离感的最后余烬灼伤一点点而已。的确，如果考虑到亚洲艺术家和时装设计师以及等等此类你能在纽约找到的成功亚裔人士令人难以置信的受追捧程度，似乎这种感觉注定将逐渐消失殆尽。然而这种疏离感现在却出现在一个比我小十几岁的纽约人身上。或许说有一部分亚裔美国人已经没有了疏离感，这确实可能是真的，可是在很大一部分亚裔身上，疏离感仍然存在并鲜活如昔。
在我们见面几周后，毛介绍我认识了他同样来自史岱文森的密友丹尼尔•朱。朱去年从威廉姆斯学院毕业，在那里他的诗作曾获得过一项创意写作奖，赢得了18000美元的奖金。他花了一部分奖金到中国旅行，但现在已经回到美国，和父母一起住在布鲁克林唐人街。
“闭上你的嘴，照父母说的做”
朱还记得他在威廉姆斯学院的第一个学期的情景，低年级的辅导员会时不时地找他谈话。问他感觉还好吧？有没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说：“我正努力地适应这个地方，我没有特别开心，但我也没有感到沮丧郁闷。”但他的那些白人朋友也会对他说相同的话，他们会说，“丹，有时很难知道你在想什么”。
朱长着一张讨人喜欢的脸，但是用矜持来概括他的举止性格是没错的。他说话时语调温和，脸部很少动作。他把自己的这些特质都归因于家庭的环境。他说，“在中国家庭中成长的孩子，用不着说话，你只需闭上嘴按照父母吩咐的去做就可以了。”
在史岱文森高中读书期间，他课余只和一个由亚洲人组成的圈子一起玩，这个圈子的朋友是按照乘哪条地铁线来分类的。但是当他到威廉姆斯以后，朱慢慢意识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这些新英格兰的白人走在一起会互相微笑态度友善。“当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会感受到每个人都是友好的。”
他决定自己也应该多微笑。他说，“这是我必须主动学习的事情，就像当你做交易的时候，你把钱递过去——然后微笑一下。”他说自己已经有些进步，但是还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他说，“我试着彻底摆脱18年来中国式的教育。威廉姆斯的这四年对此有帮助，但也仅仅止步于此”。他清楚父亲在工作中受到怎样的待遇，他父亲是一名IT经理。他说，“父亲是他办公室里最好的程序员，但因为他不能讲好英语，他就总是在晋升方面被忽视。”
虽然朱不仅英语流利，而且是威廉姆斯学院他所在班级中公认的最出色的诗人，但他仍然担心自己行为的其他方面可能招致父亲同样的待遇。他说，“我很高兴和你谈话，记住父亲的教训对将来的准备面试过程中的自我展示是有帮助的。”
在从学校毕业后那靠本领就搞定的法则不灵验了，这已经成为亚裔美籍人生活中苦涩暗流的一部分。
他告诉我说，“我认为我想做的就是可以很擅长一些事情，这样社交的缺乏就不会影响到我。”朱是一个出生在美国的聪明、勤奋、资质无可挑剔的年轻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赢得这个世界的尊重。 但是他不太相信自己骨子里能感觉到在威廉姆斯学院碰到的人们的那种自在。他说，“这种感觉离我有好几代远。”
上世纪90年代，当詹姆斯•洪在还是伯克利大学一名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时，他曾到IBM 公司参加过一系列面试。一位年长的亚裔研究员看了一下洪的简历，问了他一些基本的问题。后来他没说一句话先站起来关上办公室的门。
他对洪说，“听着，实话告诉你，我们这一代人来到这个国家就是想让你们这些孩子能有更好的生活，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不怎么会说英语就背井离乡来读研究生院。如果你选择了这个岗位，你也只能到达我们到达的高度。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亚裔博士，没有任何管理的潜质。你能得到这个工作机会，但是不要接受。你们这一代要比我们走得更远，不然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
这个研究员谈到了一些人提到的所谓“竹天花板”—美国企管中的不同种族占据各自的位置的结构如同金字塔，界限分明很难打破，大部分亚洲人处于底端，极少数处于中间管理层，事实上还没有人进入更高的领导层。
在白领工作场所亚裔美籍人不能成为领导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热门社会话题之一。但是太多精英学校的亚裔美籍毕业生发现他们渐渐明白靠本领就搞定的法则在从学校毕业后就戛然而止了，这已经成为在亚裔美籍人的生活中苦涩暗流的一部分。如果每个常春藤联盟班级上15%到20%的学生是亚洲人，假设常春藤联盟是各行各业的领袖的摇篮，那么理所当然的亚洲人在领导层就应该占到相应的比例。
但是数字却显示的是另一番景象。据最新的一份调研究显示，亚裔美籍人人数大约占美国人口的5%，但是仅有0.3%是公司主管，不到1%的人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大约2%任职大学校长。财富500强排行榜上只有9位亚裔美籍CEO。在那种亚裔美国人举足轻重的特定领域，这种分布也是呈现相似的不对称性。硅谷里三分之一的软件工程师是亚洲人，而在旧金山湾区最大的25家公司内，亚洲人只占到董事会成员的6%，公司高级职员的10%。。根据一份2005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国立卫生研究院中终身科学家中有21.5%是亚洲人，仅有4.7%的实验室或者分院负责人是亚洲人。一个名为Yellowworld网站上的评论中有这样一条是对这种形势的简练概括：“如果你是东亚人，你需要进入一所一流大学以便谋到高薪的职位。即使你谋到高薪职位，那些来自中等州立大学但出身高贵的白人职员在等级上也肯定会超过你，仅仅就因为他是白人。”
防不胜防的“竹天花板”
珍妮弗•艾琳是普华永道（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多元化部门的部门经理，她的工作职责就是力求确保“公司所有员工有宾至如归和深受重视的感觉 ，在工作中奋力拼搏并能充分发挥其特长”。我向她提出了如下有关企业员工平等的定义：如果亚裔在目前的员工中占17%，那么14年后，当他们申请成为合伙人时，如愿以偿的亚裔将会占到17%。艾琳承认，普华永道短时期不可能达到那种标准，而且其他人也不可能达到。
“竹天花板”防不胜防的一面在于，你也只能到达我们到达的高度。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亚裔博士，没有任何管理的潜质。你能得到这个工作机会，但是不要接受。你们这一代要比我们走得更远，不然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
这个研究员谈到了一些人提到的所谓“竹天花板”—美国企管中的不同种族占据各自的位置的结构如同金字塔，界限分明很难打破，大部分亚洲人处于底端，极少数处于中间管理层，事实上还没有人进入更高的领导层。
在白领工作场所亚裔美籍人不能成为领导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热门社会话题之一。但是太多精英学校的亚裔美籍毕业生发现他们渐渐明白靠本领就搞定的法则在从学校毕业后就戛然而止了，这已经成为在亚裔美籍人的生活中苦涩暗流的一部分。如果每个常春藤联盟班级上15%到20%的学生是亚洲人，假设常春藤联盟是各行各业的领袖的摇篮，那么理所当然的亚洲人在领导层就应该占到相应的比例。
但是数字却显示的是另一番景象。据最新的一份调研究显示，亚裔美籍人人数大约占美国人口的5%，但是仅有0.3%是公司主管，不到1%的人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大约2%任职大学校长。财富500强排行榜上只有9位亚裔美籍CEO。在那种亚裔美国人举足轻重的特定领域，这种分布也是呈现相似的不对称性。硅谷里三分之一的软件工程师是亚洲人，而在旧金山湾区最大的25家公司内，亚洲人只占到董事会成员的6%，公司高级职员的10%。。根据一份2005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国立卫生研究院中终身科学家中有21.5%是亚洲人，仅有4.7%的实验室或者分院负责人是亚洲人。一个名为Yellowworld网站上的评论中有这样一条是对这种形势的简练概括：“如果你是东亚人，你需要进入一所一流大学以便谋到高薪的职位。即使你谋到高薪职位，那些来自中等州立大学但出身高贵的白人职员在等级上也肯定会超过你，仅仅就因为他是白人。”
防不胜防的“竹天花板”
珍妮弗•艾琳是普华永道（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多元化部门的部门经理，她的工作职责就是力求确保“公司所有员工有宾至如归和深受重视的感觉 ，在工作中奋力拼搏并能充分发挥其特长”。我向她提出了如下有关企业员工平等的定义：如果亚裔在目前的员工中占17%，那么14年后，当他们申请成为合伙人时，如愿以偿的亚裔将会占到17%。艾琳承认，普华永道短时期不可能达到那种标准，而且其他人也不可能达到。
“竹天花板”防不胜防的一面在于，它似乎并不是由公然的种族歧视引起的。通过调查《财富》500强企业中的亚太裔美国雇员不难发现，80%的人声称名为美国公司并未将他们视为亚洲人，而是视为独立的个体。然而，只有51%的人承认亚裔在美国公司内担任要职，也仅仅只有55%的人承认他们的公司充分利用亚裔的天赋，并且赏识他们的见识。
这些数字之间的差异更有可能是由无意识的偏见所导致。比如说，没有人敢断定身材高大的人天生就比别人更擅长做领导。然而事实是，虽然身高超过1米83的男性在美国男性人口中只占15%，但他们在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中却占了58%。同样地，没有人会说亚裔不适合做领导。然而，在最近发表的一项心理学实验中，对同一个假设员工，相较于使用亚洲名字，当他使用白人名字时，受访者总是认定他更具有领导潜质。
可能问题的根源只能归咎于亚裔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传统教育。正如艾琳指出，要想成为领导，你必须要有追随者。普华永道评价员工时，首先是依据他们完成指定工作的好坏来评判的。正如她所说，“你必须要踏踏实实工作。”公司要求员工通过努力使自己脱颖而出，这样那时他们才会成为“超级实干家”。然而，做领导和做普通员工所需的技能不同。“让你获得今天地位的技能未必会帮你达到下一个层次。” 多元化顾问简•玄说。她撰写了《打破“竹天花板”》一书。要想成为一名领导，需要发挥个人的创造力，需要思考一个机构可以如何改进，也需要编织人际网络，进行自我提升以及坚持己见。要说任何一个亚裔人士都不大可能具备创造力或冒险精神，那是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但是要说在教育上向来注重死记硬背和注重分数这样的一个群体不大可能造就许多乐于挑战权威或打破传统行事方式的人，那却是一种简单/显明的文化观察（即，并非歧视）。
萨奇•高安曾是IBM纽约市场营销部升迁最快的职员之一。然而7年前，她意识到自己晋升的速度开始放慢。“我超额完成任务，经常加班，然而更多的努力并没有使我得以提升，”她说。就在这时，她参加了由“亚太裔领导人教育”机构（以后简称LEAP）举办的研讨会。
LEAP剖析了导致亚裔美国领导稀缺的复杂社会因素，并且设计了一些培训课程，旨在取悦亚裔同时教导他们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以便符合美国白人的期望。LEAP不断向参加培训课程的亚裔们保证，他们的价值观不会被改变，同时还能学会新的技能，最终能够成为符合美国社会所期望的能胜任的领导。
在给微软的1500名亚裔美籍雇员所做的一次演讲中，LEAP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锋山先生摆明了亚裔在职场中各种各样的困境。锋山先生对这些听众说，“有时候，人们对于我们以及我们的社会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他们将这些偏见强加到我们身上，然后他们会做一些后果非常严重的事情：在做和我们有关系的决定时，他们依据自己的看法而非事实。”锋山先生认为，责备这些不公正的看法是远远不够的。亚裔最终必须自己担负起改变这些偏见的责任。这才是最切实际而且最公正的做法。
有志担任领导的亚裔必须意识到“价值观、行为和看法之间的关系”。锋山先生举了个例子,谈到亚裔在开会时从不畅所欲言。“那么，假设我和你一起去参加一个会议，我注意到你什么也不说。于是我扪心自问，‘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发言。也许是因为你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那是一个不发言的好理由。或者，也许是因为你甚至对谈论的话题不感兴趣。或者，也许你认为不屑于这样的话题。’因为你从不在会上发言，于是我就会想，你要么是个哑巴，对此漠不关心，要么太傲慢。但事实也许是，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有人教导你：领导说话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倾听。”
“不要制造麻烦。不要劳烦他人。” 这观念该有多少亚洲味呢？
高安在2006年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课程。课程伊始，她做了这样一个练习：指导员让组员列出他们心中亚洲人的特点。学生们的回答包括：光宗耀祖，孝顺，自制等。随后，指导员再要求列出他们眼中领导者所需的品质，从而让学生们注意到，两串清单几乎没有重合之处。
一开始，高安与其他参与者缺少共鸣——那些人列出了父母教给他们的亚洲人典型的价值观。“他们都念叨着什么’努力学习’，’成为医生或律师’诸如此类的话。我的爸妈可没有这样教育我。要是看到我太过拼命，他们会担心。”小时候，高安经常往返于纽约和东京之间。她的父亲是三菱公司的一名经理，母亲则是一名钢琴家。高安早就在美国文化中如鱼得水，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镇定自若，充满自信。“但我们越是深入美国文化，从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进入到深层的、最根本的价值观上时，我就越发现自己的成长教育具有亚洲特色。我的父母常说，‘不要制造麻烦，不要劳烦他人’。这观念该有多少亚洲味呢？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为何不常请他人帮忙。” 高安意识到，自己终归有些低调。她乐意接受困难的任务，却不计较获得多少称赞。她不愿意自吹自擂。
高安把对自我的新认识应用到她在IBM公司的工作中。如今，她学会了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展现自己。“我把我团队取得的成绩写在简历上。它们很有说服力。”她说道。
法学教授兼作家蒂姆•吴在加拿大长大，母亲是白人，父亲是台湾人，这便给他提供了有趣的视角来观察白人与亚洲人如何看待彼此。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做过几份书记员的工作。他也记得，在其他年轻律师中，等级关系怎样微妙地形成。他说：“在任何法律环境中，人们都会不自觉地认为，亚洲人干苦力活特有天分。”随后他解释了中文“苦力”的意思。“这种怪异的自我选择让亚裔工人向世界上最苦的工作迁移。”
相比之下，他遇到的白人律师则有自高自大的倾向。“白人有一种直觉，这点很重要——他们会给人留下印象，除非是举足轻重的工作，否则绝不染指：你就是一个发号施令者。这种自大却是亚洲人不曾学习的。我搬到纽约后不久，有人告诉我，为了取得成功，你必须懂得哪些规矩是可以违反的；如果违反了不该违反的规矩，那就玩完了。所以最省事的方法就是遵循一切规矩。不过这样一来，你就放低了自己的身段。真正的诀窍在于，要懂得哪些规矩不是为你而设。”
说到底，这是一种遵照着规矩来打破规矩的思路——规矩并非白纸黑字，而是以一种文化的形式传承；这或许是我听过的“竹天花板”如何在实际中发挥功效的最好解释。LEAP似乎很容易让已经融入本地文化的亚洲工人更清晰地意识到，他们的文化与外表如何阻碍着自己更上一层楼。不过我不敢肯定，一次LEAP课程就足以让杰佛逊•毛或者丹尼尔•朱获得他们垂涎已久的尊重和成功。这个问题还有更深层的考虑，社会中的互动关系也已在群体中根深蒂固，人们或许需要更基本的方法作为补救。
如果你错过了美国中学体育场里、更衣室内培养男性气概的机会，那该怎么办？如果你这辈子无法成为在社会上举足轻重、并在会议室和卧室称雄的强势男，那该怎么办？如果从没有人教你怎样同白人打招呼、如何让他们称心，那该怎么办？暂且抛开上述弱点不谈，如果你不再像移民那样屈尊于美国人口中的次要地位，而想在此时此刻融入美国人混杂的口味中，那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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