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有朋友讲：你别装思想家!你有什么思想啊!你就是有话不好好说，结果给老
实人说急了，一驳你，倒显得你与众不同，加上这里有一些腐朽昏聩之辈坏事，
谁被他们攻击，谁就显得激进。一激进，就显得尖锐；一尖锐，愤世嫉俗的家伙
就给你拍巴掌，当你后面藏着深刻。其实谁不知道你那一套，就是诸事唱反调，
语不惊人死不休。

　　我说：诸事唱反调算不算思想?

　　朋友说：最多只能算方法，像削苹果皮，中国人囫囵个地削，老外切成四瓣
削。
　　
　　什么是思想?我打听。

　　苹果。你育种你栽树你浇水你剪枝——最后算你的。你说，从文学到人生，
这么一大片观念的林子，哪株是您栽的?你只是吊在现成的大树上，荡来荡去，
猴了吧唧。朋友说。

　　好好好，我承认，我没思想。我问，——谁有思想?

　　谁也没有思想。朋友说，中国人两千年前就思想完了。百家争鸣乱想了一通，
给自己立了无数规矩，后两千年争的都是解释权。净你这样的，无事生非，有话
不好好说，把明白照糊涂了说，方法和方法打架，你说是桃，我非说是杏，林子
里挤的都是花儿匠，林子外是等着长途贩运的。

　　鲁迅呢?我问。

　　他是一砍树的。朋友说，大家这儿丰收得没完没了，他烦了，抡着板斧抢进
林子，一通嚷：你们也别这臭美了，我把这树全伐了!那帮猴在树上的又吃又拿
的傻子，外面那帮等着贩运的齐声喝彩：深刻!

　　这百十年来的那帮……志士仁人呢?

　　那是国际贸易，从外国林子里批来果子，到岸分装，音译商标，冲击国内市
场。这帮倒还老实，是谁的代理商就说是谁的，销售手段各有花招，品牌还得用
人家的。当然会外语就像会唱歌，本身也可以小小牛逼一下，再也没有比把外国
话说成中国话更像胡说八道的了。所以，朋友总结说，关键不在于怎么想，而在
怎么说。你譬如孔子，搁今天就是一傻逼，“有朋友从外地来，能乐得不知道自
己姓什么”。“三个人里准有一个人能教我。”“我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
就说不知道，那没准还有人以为你都知道呢。”——这不是傻逼么?搁今天哪个
宝贝说这么一顿大实话，谁会给他出书?还当祖宗敬着，招来一大堆更傻逼的人
认真学习?

　　朋友拍着我肩膀勉励我：你小子路走对了，就这么胡闹下去吧。我等着看笑
话，我跟你打赌，一定会冒出一帮糊涂蛋夸你：数你最思想。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刘绪贻：再论把“民主”与“民本”区分开来

1948年，笔者曾撰文谈过“民主”与“民本”的话题，今天觉得有必要再谈一谈。

时至今日，全世界都在呼吁民主和法治。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也一直在提倡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但有时我在报纸杂志上读到“以民为本”的提法，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为争取民主，我曾两次撰文论证“民主”与“民本”的严格区分，提醒人们不要鱼目混珠，误将“民本”当成“民主”。一次是1948年在上海《时与文》杂志上发表“人民自己作主人才是真正的民主”；另一次是1998年在武汉《长江日报》上发表“民主，就是让人民自己作主”。李慎之先生了解这一情况后，曾于2002年写信给我，说：虽然近年来“进步”舆论就“民本非民主”问题达成共识，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懂得民主，不理解“民本”与“民主”的区别。初读慎之先生的信，我还有些怀疑他是否低估了国人的政治思想水平。后仔细想想，又觉得他的论点不无根据。

为什么这样说呢？追本溯源，中国人之有民本思想，据郭沫若的说法，大约源自周公。他在所著《青铜时代》中“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里，谓周人之有“德”的思想是起自周公，而“修德”则是以民为对象的。后来，儒家经典中，民本思想比较常见。比如，“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周书?泰誓中》）等等。尽管所有儒家经典都体现了民本思想，但论述民本思想最充分的，还是《孟子》一书。甚至可以说，《孟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论述民本思想的。孟子所谓王道，就是民本之道；所谓仁政，就是民本之政。大体上说，孟子是从正反两方面论述统治者“为政以民为本”的必要性，其最简明扼要的表述是：“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

从以上所引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首先，民本思想是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的，为政以民为本，是为了统治者能得天下并保天下。其次，民本思想是与君权天授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再者，由于统治权是天授的，不是由人民授予的，统治者是“劳心者治人”，可以而且应当为人民作主；人民是“劳力者治于人”，不能自己作主，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过，统治者要想长期统治下去，在为民作主时就必须以民为本，否则，久而久之便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人民群众要想少受剥削压迫，要想生存下去或生活得稍微好一点，就只有盼望出现明君、贤相、清官、良吏，否则就只能铤而走险，起来革命。

民主思想则与此完全不同。民主思想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的，人民具有天赋权利，统治者的统治权由人民授予，只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及全体人民制定的宪法进行统治，不能代替人民作主，更不能自己作主；各级官吏只是人民公仆，决不是什么父母官，更不是什么大救星；人民有权罢免不称职、不按自己意志办事的任何官员。

总之，民本思想是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是为专制政体服务的；民主思想是后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我们这里不涉及雅典民主），是为现代共和政体、人民政权服务的。两者本来就泾渭分明，不是一回事。那么，为何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到如今还有许多人不懂民主，往往将民本与民主混淆起来呢？这也不难理解。从理论上说，中国的君主专制社会长达几千年，民本思想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忠君思想、官本位思想，已深入中国社会的骨髓之中，渗透到国人的血液里，只要有机会，就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影响、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民主思想则是舶来品，传入中国不到两百年，而且受到传统文化的顽强抵制，所以难以扎根。

从历史事实看也如此。鸦片战争以前，除黄宗羲在清康熙年间所著《明夷待访录》中论述的近似民主思想（注：近来有的学者称此种思想为新民本思想，并非民主思想，也有道理。但本文暂不讨论这个问题）的反君主专制思想外，中国思想界没有出现民主思想。而且据全祖望（清代学者——编者注）跋黄宗羲之书所言，该书“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即使如此，该书仍见忌于时，一百余年后始有初刻本，在乾隆年间还曾被禁。鸦片战争以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20年间，中国还只有少数人觉悟到要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但大都只想学别人的物质文明，对民主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则盲然无识。1843年出版的魏源编的《海国图志》，1849年成书的徐继畲编的《瀛环志略》，两书都以同情态度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传到日本被一版再版，对明治维新产生了良好影响，而在讲究“华夷之辨”的中国却受到冷遇。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国势更加危急，清政府出于自强图存的需要，发起了洋务运动。这一运动既然是实行君主专制的清政府发起的，当然只能是学人家如何制造坚船利炮、修铁路、办电报，而不会学人家的民主政制。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学西方的物质文明用以维护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就是自觉不自觉地维护“民本”思想和体制，而藐视、排斥“民主”思想和体制。参与洋务运动的人中，虽有少数人因为亲历其境，认识到西方政教的优点，但除郭嵩焘等极个别人外，大都认为西方民主政教或源于中国，或与中国儒家政教相似。最能说明这些人将民主与民本混为一谈的是，他们在出使或到西方旅游考察时，只要是体会到西方民主政教的优点，便认为与力倡民本政教的孟子的思想符合。号称“曾（国藩）门四大弟子”之一的黎庶昌，从1876年起便长期出使，办理外交。他在“与莫芷升书”中谈及西方政教时说：“鉴其治理，则又与《孟子》好勇、好货、好色诸篇意旨相合。”

维新派虽摆脱了“中体西用”的框框，主张不仅学西方物质文明，也要学政治制度，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但偌大中国，几乎没有一个维新人士能够将西方的民主政制（主要是君主立宪制）和中国儒家的民本政制区分开来。至于维新派主将康有为，众所周知，他是把1898年维新变法比作孔子改制的。如胡绳所言：“他从来没有越出传统的儒家学说的樊篱。”梁启超是维新派的台柱，他的思想虽然有时接近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但也分不清民本与民主，他在“西政丛书序”中说：“欧洲各国，百年以来，更新庶政，整顿百废。议政之权，逮于氓庶。故其所以立国之本末，每合于公理，而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议。”严复在维新派中，西学根柢最深，但他经受不住政治风浪，1897年他就反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上鼓吹民权的言论，晚年更主张尊孔读经，是维新派中最早在政治思想上倒退的一个代表。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在南京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表示将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不过如胡绳所说：“虽然有了中华民国的招牌，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旧是封建的经济、封建的政治；在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也还是封建思想。”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民主为何物，民主有什么好处。因此，野心家袁世凯不久便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撕毁了。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军阀政权心目中不仅没有民主，甚至置民本于不顾。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讲的是“三民主义”，实际执行的是专制主义；蒋介石口里讲的民主，最多也不过意味着国民党执政要以民为本，从来也没有想到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蒋介石政权统治中国二十余年，真正被大多数人承认执政能以民为本的清官，数去数来好像也只有一个张难先。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按照有关文件规定，中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但正如邓小平所说：“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

统治者为民作主有两种可能。有时候能为人民服务，比如建国初期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民主改革，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济等；但有时往往也不能为人民服务，原因有二：一是统治者中混进了坏人，比如新中国建立不久后的刘青山、张子善，以及后来的“四人帮”、康生、陈希同等人；二是统治者好心办了坏事，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都是，这些都是统治者“为民作主”办的。要是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就不会有这种愚蠢、对人民对国家都有害无益的事。因此，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就一再苦口婆心地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有时也提法治)，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积淀的君主专政遗毒既深且厚，以致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人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体会到的，仍然是民本思想的顽强表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从报刊上剪辑这方面的资料，关于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也有，但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是关于统治者为民作主的。比如一些地方政府瞎指挥生产，向上级虚报农民的产量和收入；有的村官甚至逼迫农民的“祖母鸡”多下蛋；一些地方政府违反民意，机构臃肿，冗官成群，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有的小小司法局长竟大打出手，强迫旅馆老板提供服务小姐。此类事例不胜枚举。面对这种不能自己当家作主的尴尬处境，人民当然只有希望官员中出几个好人。这也就是炒作康熙、乾隆、包拯、海瑞等所谓圣君、贤相、清官的电影、电视剧总有市场的原因；也就难怪有的传媒把应称为人民勤务员、人民儿子的政府官吏称为“父母官”，吹捧其“爱民如子”；有的传媒把确定人民权利的立法称为“以民为本”的善良之法，却很不容易看到宣传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事例。

的确，早就是应该把“民主”和“民本”区分开来的时候了。统治者在为民作主时能以民为本固然是好事，但那只是君主专制时代人民的要求，而且历史证明那并不可靠。在我们这个时代，要真正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据说，甚至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头几年就说，“为了劳动人民”而不是“通过劳动人民”的类型的国家将逐渐消亡。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里第一次公开地、正式地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条件之一提出来，是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探索的结果。但如何把三者有机统一起来，还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共十七大以来，尽管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日益加强，但直至今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希望执政者能以广阔的胸襟，高瞻远瞩，顺应当代世界潮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尽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崇高目标。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