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问题涉及到美国在战后依靠什么政治力量帮助中国重建民主宪政———美国选择了全力支持专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仅仅半年前，两位在华美国外交官提交的报告一致认定，国民党政府专制且腐败，并不具有民主性质。邹谠非常清楚，正是由于美国对专制腐败的国民党如此一边倒，才使得当时不少追慕英美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人倒向了共产党。邹谠在书中不便说、但读者却很容易想到的是，如果美国不应向作为一个政党或反政府的政党提供军火援助可以视为一项正义原则的话，美国当时仍在继续向台湾的国民党提供军火，甚至提供军事保护，表明美国在插足中国事务时从来就不坚持什么正义原则，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凭靠武力干涉他国政制。
由此来看，邹谠在书中把美国对战后国共对峙局面没有采取“武装干涉中国的办法”说成美国没有履行“义务”（页304），就显得相当似是而非，除非我们把这一说法看做反讽修辞。美国发愿要帮助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关键时刻却又不愿派武装力量去实现这一“高尚”的政治目的，按邹谠的说法是因为，美国人有一种广泛共识：获取“在华利益不值得诉诸战争”（页304）。但反讽的是，或者似是而非的是，邹谠在书中一再把中国的宪法民主建国问题放到中国现代历史的长时段来观察，从而与美国对华政策具有的所谓“长远目标”形成对照。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这一提法，邹谠让我们想起：“强大”、“统一”、“民主”恰恰是现代中国人一直梦寐以求兼得的东西———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既不强大，也不统一、更不民主。于是，邹谠暗示我们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想：咱们中国何以如此？至少在十八世纪时，中国既强大又统一。乾隆年间的中华帝国是世界头号“大国”：农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24%（一说31%），手工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32%.即便到了晚清，中国变得不再强大，至少还保持着统一，尽管领土在一点一点被蚕食、主权在一步一步被削弱。唯有“民主”是古代中国从来未曾有过的东西，但中国人无需为此感到自愧不如，因为，咱们的科举制传统就包含着高明而道中庸的精致的民主因素，何况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宪政民主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后，美国总统曾很快写来贺信。然而，当时的中国智识人对现代政体性质的认识还相当粗浅、模糊，对现代政体的选择尚未达成共识，就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吵得很凶……武昌起义来得突然而且意外，以至于革命党人根本没有做好准备。袁世凯后来的倒退行径，起因据说是当时一位美国传教士劝告袁世凯：中国的国体不适合搞议会民主，倒适合君主立宪。尽管如此，生米已煮成熟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主张君主立宪的中国智识人这时也站出来反对开历史倒车。中国终于有了宪政民主，哪怕形式上的。这时的中国绝算不上强大，但至少没有分裂，至多是割据。作为统一、民主的主权国家，第一共和甚至派出少量工兵部队象征性地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直接结果是中国分裂：首先南北分裂，随之四分五裂。那个时候，美国没想过应该派武装力量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倒是日本人找到了侵华借口……汪精卫在演讲中宣称：日本军到中国来是帮助咱们实现统一的，这次战争之后中国不会再有连连不断的内战。汉奸文人胡兰成甚至在战后还写到：日本入侵中国完全是因为辛亥革命少打了几枪……如果美国在1945年派武装力量帮助中国人统一，当年日本帝国侵略中国的理由同样成立，政治法理就完全乱套了。
借助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分析，邹谠指出，中国尽管是亚洲最早的宪政民主共和国，但这种新的政体赖以建立的体质却残破不堪，根本原因恰恰来自给中国带来民主理念的西方对中国三千年政制传统的冲击，彻底破坏了国体内部的制度平衡，使得中国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页50）。换言之，辛亥革命、尤其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中国的国体没有增强，反倒进一步削弱，以至于当中国面临日本的全面侵略时，国体已经破碎不堪———这样的看法在今天会让我们觉得反动。“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后，蒋介石坚持避免对日本强硬，企望所谓“国际社会”（实际上是西方列强）出面遏制日本，原因之一就是，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实在没有力气担当国家和民族的危难。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中央政府甚至没有能力代表国家决断国家的敌人，跟随在中国土地上享有治外法权的英美两国划分敌友———邹谠提醒我们，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蒋介石政府让外国来替自己做出政治决断，根本没有担当起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存在。然而，邹谠强调，即便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仍然对日本的侵华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于是，日本帝国肆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至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政治土壤———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元气大伤。邹谠凭靠自由主义政治学分析看到：中国的国体彻底丧失搞西式民主的基础，恰恰是以宪政民主为尚的西方列强一手造成的。美国在战后帮助中国重建民主，绝无诚意，而是为了自己在亚洲的战后利益。(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在当时或者今天都会有人说，美国在战后一边倒支持蒋介石显然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毕竟，蒋坚持反对共产主义———这种说法完全有道理。问题在于，似是而非的是，邹谠认为，美国的“高尚”政治构想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恰恰是轻视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3
共产党究竟是民族主义性质还是共产主义性质？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认为，美国当时在中国的外交官缺乏意识形态常识，把中共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策略之计误认为在搞民主，结果搞错了中共的性质和意图———这种错误观点在当时甚至得到美国官员、专家和公众舆论的广泛赞同（页194），绝非个别外交官的偏见：广泛的赞同就是民主的赞同。有的专家甚至断言：“国民党中国”才“可以被称为封建中国”，“共产党中国”则“可以被称为民主中国”，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是主要适用于农村条件的资产阶级民主”（页201）。这些观点在冷战高峰时期当然显得幼稚可笑，可是，在当时和今天，这些观点却显得既严肃又认真。更重要的是：邹谠在书中针砭这些“幼稚得可笑”的看法时，同样满含春秋笔法。
邹谠说，美国的政治理念“具备天赋的高度的道德统一性”，但正是这种“理所当然的道德统一性妨碍了对美国政治传统的长处和缺陷形成认识，阻止了自觉的国家目的的成熟”（页195）———何谓“自觉的国家目的”，或者说何谓“大国”意识，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与“更加深刻的价值观念问题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但邹谠指出，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主张价值中立原则，放弃了探究严肃的政治问题，使得“普通的美国人在美国民主的含义和理论基础问题上得不到充分的指导”（同上）。说到底，自由主义理念的道德统一性仅仅是看似“理所当然”而已，其实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道德。一个国家如果受这样的政治理念支配，这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原则也是自私自利的。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要中国更有耐力顶住日本，早在太平洋战争中期而非战后，美国就积极促动国共两党携手合作，重建民主中国。然而，时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发现，由于日本的入侵，中国的政治势力出现了新均势：共产党势力在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的夹缝中强劲崛起，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形成鲜明对照（页47）。1944年，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已经非常恼火，有外交官建议，不如干脆支持延安的共产党政权———史迪威将军甚至设想，让共产党军队参与滇缅战役，这意味着要用美式装备武装共产党军队。1944年6月，谢伟思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说，如果国民政府不彻底“改革以重新获得人们的支持……那么美援将是无效的”（页178）。他建议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施压，迫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他也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向共产党提供武器”，“与共产党建立工作关系”，以便“美国解脱它对腐朽政权的全部承诺”———他甚至设想，“以共产党人为最强大的力量而建立的联合政府”“相当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页179）。这一设想基于对中共的民族主义性质的理解，正如另一位外交官戴维斯在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所认为的那样：中共具有的是民族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性质。如果美国为中共提供军援，就会对中共“摆脱苏联控制施加相当大的影响”，这显然有利于美国在战后保持自己的利益（页180）。在延安的美国外交官提出援助中共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共产党政权是民主政权———谢伟思在1944年9月的报告中说，中共“变成了一个寻求按民主秩序长入社会主义的党……变成一个并不寻求早日垄断政治权力的党”（页182）。用邹谠的表述，日本的侵华战争给共产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控制的地区内显示改革纲领的可行性和它深得民心的普遍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民党政权的战时“腐败和压制性措施”明显是反民主的，以至于激发了广大阶层的不满（页51）。这样一来，美国便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无论从战时还是战后远景来看，国民党政权都在逐步削弱，军队和政府机构的能力在腐败中衰退。相反，共产党却在蓬勃发展，赢得了人民的普遍信赖，以至于“出现了可以取代国民党政权的选择”。1944年，美军观察组访问共产党地区，那里的“朝气蓬勃、充满希望、自力更生和献身精神与国民党中国的黑暗、停滞、绝望、自私形成了鲜明对照”（页184）———尽管如此，美国仍然一边倒支持国民党政权。
在评论谢伟思的观点时，邹谠教授以显著修辞嘲笑谢伟思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愚昧无知，说他不懂得中共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性质，这种性质要的就是全部政权，以便全面改造国家，掌握政权是“对社会制度进行迅速和深刻改革必不可少的工具”（页182）。更为显著的是，邹谠指出，谢伟思等人在政治观念上犯了常识性错误———搞错了民主观念的性质，他们竟然以为，“任何得到群众支持和推进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既然共产党享有群众支持，并显然是在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它就是民主的，或者说，至少存在着民主倾向”（页183）。不用说，何谓“民主”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邹谠基于美国自由主义式的民主理解，高调批判甚至嘲笑谢伟思等人对中共民主性质的理解。但奇妙的是，邹谠在书中别的地方又不动声色地为中共的群众式民主提供有力辩解：“回顾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尽管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外国影响下产生的，早年完全受苏联代理人支配，但是它通过在游击战争中掌握领导权，现在已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在佃农耕作的中国土地上，它已牢牢地扎根……”（页174）———这话看似在归纳美国外交官的观点，情形也可能是：邹谠在借归纳美国外交官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支撑这一推测的证据，可以找到内证和外证两种。内证仅需要对比邹谠对国民党政权的分析就可以取得：在中国土地上，要搞美式民主缺乏土壤，因为，这个土壤遭到外国列强两次大破坏。首先是晚清时期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土壤的破坏，这包括中国新派智识人在西方民主理念引领下自己破坏自家的政制传统———尽管从逻辑上来说，这个观点并不能说明没遭破坏的土壤就适合西式民主；然后是日本入侵对初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毁灭性打击。外证则可取自邹谠后来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著名研究，其重点正是中共的群众民主的本土性质———用他的话说，这是“结构约束下的选择”。邹谠指出，西方汉学家往往不能“充分注意到科举制如何在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似乎倘若没有废除科举制，中国搞西式民主就要容易得多———废除科举使得中国基层政权出现全面劣质化蜕变，乡绅衰落、土豪劣绅崛起。在由此形成的“结构约束下”，邹谠把“依靠农民的革命”看作是“中国革命中的创新”：“毛泽东合理地说明了（rationalized）为什么中共要依靠包括农民这样的非无产阶级”（《再阐释》，页119，112-113及125以下）。
那么，中共究竟是民族主义性质还是共产主义性质？共产党的战时民主政策究竟是现实政治斗争的策略之计，还是共产党基于对“结构约束”的认识而提出的长远方针？谢伟思当时就清楚指出，在共产党人那里，搞西式民主仅仅是暂时的权宜之策。既然如此，谢伟思的看法怎么又会是犯了常识性大错误呢？邹谠说，谢伟思并非错在他没有用两党对峙的权力架构这一西式民主观来衡量延安政权，而在于他误判了中共对苏联人的态度。换言之，邹谠把民主政治的性质问题置换成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尤其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他描述说，谢伟思认为，既然中共要利用西式民主（到什么程度姑且不论）达到最终建立无阶级社会的目的，至少在战后中共仍然需要利用西式民主，以便借助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加快战后复兴———通过采访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谢伟思得知，中共领导人不指望苏联能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唯有美国可能（页186）。邹谠评论说，这样的观点表明谢伟思没有看清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性质。但奇怪的是，写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时在1960年代初，邹谠已经知道两个事实：其一，抗战期间，苏联对中共的直接援助微乎其微，何况中共与莫斯科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并非主奴关系；其二，从1945年到1948年，斯大林为了实现雅尔塔协议的利益，一直拒绝支持中共，反倒与国民政府关系紧密，直到国共内战的战略格局完全逆转，苏联才开始支持中共。因此，邹谠在书中批评谢伟思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缺乏清醒认识，如果不是反讽，就是似是而非。如果说这些都还仅仅是外证的话，就让我们看几条内证：邹谠批评谢伟思没有看到“中共与苏联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系”，奇怪的是，他同时又批评谢伟思没有看到，中共“在没有苏联直接援助的情况下生存和增长的能力，他们具有土生土长的政治基础，他们有一个并不依靠斯大林的支持而在党的委员会中享有权力的领导集团”（页190）———在归纳两位外交官的观点时，邹谠明确把这说成他们的观点（页174）。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在邹谠的书中绝不少见：一方面他批评戴维斯没有看到共产党人的现实斗争策略与“最终目标”的区别，另一方面又赞扬戴维斯看到，中共“是比任何欧洲的地下组织或游击运动更为坚强和自立的力量”（页181）。一方面他一再强调，“谢伟思和戴维斯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的错误理解……归根结底是由于过低估计了意识形态在中共事务中的作用”（页194）；另一方面他又说，戴维斯其实已经看到，一旦国共组成联合政府，共产党必将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从而，要指望蒋介石接受美国的压力，明显不可能（页178）。这无异于说，至少戴维斯没有过低估计意识形态在美国事务中的作用。更妙的是，邹谠自己一方面高调批评美国政治学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愚昧无知”（页208），另一方面又断言：美国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抛弃国民党，转而支持受“苏联共产党控制、之后仍然在思想意识上忠诚于它的党”（页51）———这恰恰是有高度意识形态意识的表现。
总结美国对中共的认识时，邹谠说，“正确认识中共的性质和意图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尽管在政治舞台上，许多人乐于事后发难”（页208）。从他对戴维斯如下看法的评价来看，戴维斯大概属于“凤毛麟角”一类：戴维斯看到了中共内部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与领导人的亲俄态度之间的裂痕，这种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党的分裂。邹谠用戴维斯不懂得中共是按列宁主义组织起来的政党为由，轻松打发了戴维斯的观察，说中共的民族主义倾向不过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外交政策的一种策略说法（页182）———其实邹谠很清楚，共产党内的确一直存在冲突，这就是毛泽东后来一再强调的“路线斗争”。邹谠当时不便说的中共党内高层冲突，在他晚年编订的第二部文集《中国革命再阐释》中成了一大重点论题（《再阐释》，页165-252）。《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引用过1944年底（11月7日）戴维斯从延安发回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话都是笑料：
……延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耶路撒冷。中国共产主义的圣人和先知们……热烈地追求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的陌生上帝，极为羞怯地崇拜着外国投资者这一财神，渴望以世俗的标准受到人们尊重。所有这些远远超出了诡计多端的共产党机会主义。（页181-182）
邹谠教授让我们看到，戴维斯不属于“事后发难”一类……
结语
何谓国际政治中的“高尚”
对于当年美国提出战后建立“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的设想，邹谠在书中有过这样一段罕见的带感情的评论文字：
这种政策体现了一种善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象力，它来源于美国与一个争取摆脱外国统治和剥削、摆脱落后与贫穷的被压迫国家之间的百年来似乎从未间断过的友谊和感情。美国人民已争取到了自身的独立，并在新大陆建立起自由人民的繁荣社会。这种政策是符合他们慷慨大度的天性的。(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对这种政策的根本设想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中国的衰老状况只能是暂时的。具有三千多年完整的、连贯的文化传统的民族或迟或早势必找到一条振兴国家的道路。……无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是多么缓慢与踌躇不前，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使西方列强震惊的漫长的抗日战争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力量恢复的标志。因此，中国在美国的保护下作为大国出现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它预告了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各国的末日的即将来临，开辟了东、西方以平等、友谊为基础而共同生存的新时期。这的确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法。（页32）(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这段话本身读起来就让人觉得高尚和激励人心———让谁觉得高尚？激励哪国人的人心？让我们中国人觉得高尚，激励我们中国人的人心。从这些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邹谠教授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研究美国的外交-军事战略决策时的关怀，看到他掩藏在内心深处的中国的“国家理由”。可是，与书中的无数事例对照，我们再来回味这话，就会感到一种尖锐的反讽，以至于会觉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是一部在冷战处境中精心构拟的反讽之作。邹谠教授在书中一再强调，美国“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治设想是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伟大延续。今天的我们看到，这一具有“道义上的优势”的对华政策中的第一条原则已经实现：各国贸易机会均等、利益均沾，而且美国还为自己保留了搞贸易保护、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自主权，乃至干涉中国货币主权等等，尽管中国人已经自己为自己争得了独立主权。至于第二条原则，迄今不能说完全实现：一百多年前宣称要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美国，迄今仍在想方设法破坏中国领土的完整统一，高调频繁款待西藏独立人士，无视自清中期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就享有对西藏政教领袖的认可权……战后蒋介石不接收琉球，并不等于美国有理由不按联合国有关规定让其独立或自治，而是托付给对中国犯下严重侵略罪行的日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最让笔者感到困惑的地方在于：基于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凭靠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邹谠伸张了中国的国家理由，以至于如今看起来像个新左派。如果没法说邹谠是个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左派分子，就只能说他的中国心没有因为自由主义信念和学识而褪色：没有忘记中国文明的伟大传统，没有丧失中国智识人应有的基本政治常识。也许可以说，邹谠用英文写作和出版的这本书，表面看是在为美国政府总结经验教训，暗地里则是在对美国人施行教育：除了伸张中国的国家理由、文明传统，还敦促美国人思考“严肃的政治问题”：何谓高尚的国际政治。1938年，国民党党代会通过了一项“类似宪法式的宣言《抗战建国纲领》”，邹谠在书中引用了蒋介石随后解释这一纲领时讲的一段话：
对亚洲和对整个世界，我们只希望尽到我们的义务，即反对任何对霸权的欲望以及与仁爱的道德信条不相符合的愿望。仁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就中国本国的利益来说，革命的目标是恢复她原来的边界，就整个世界来说，革命的目标是使所有的国家逐步从平等的阶段走向理想的统一。（页36）
邹谠以含蓄的笔法表明，美国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人的意志力量来自于“反对任何霸权”和所有国家基于平等达成“理想的统一”这两条高尚的政治正义诉求（第二共和处理国际关系同样以此为准则）。恢复中国“原来的边界”是这两条正义诉求引出的最低限度的诉求，用常识性的话来说，现代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持守的最低限度的国际政治原则是：不要欺负人，遑论欺人太甚。无视这两条基本的国际正义原则，无论哪个大国对中国表示关切，都是居心叵测。
在前面那段激动人心的文字中邹谠说，由于美国的“高尚”对华政策，“中国在美国的保护下作为大国出现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联系到这句话，《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以朝鲜战争爆发收尾，堪称笔法高韬的讽刺。邹谠说，“美国现在用她的武力直接反对”的不仅是中共的革命利益，也是“直接反对中国的民族利益”（页486）；因为，“此时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武装政党了，他们是中国大陆的主人”（页483）———这话是就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海讲的，如果美国迄今仍在封锁台海反对中国的民族利益，我们就不得不感叹邹谠的春秋笔法寓意深远。邹谠清楚地看到，美国介入台海绝非仅仅是出于冷战需要，更重要的是遏制一向旗帜鲜明地“反帝”的共产党获得政权后必然要恢复文明大国形象的抱负，美国则希望能像管制二战中的两个法西斯战败国那样管制一个二战中反法西斯的古老文明大国：1970年代初期不得已打算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时，美国便马基雅维利主义地事先强化日本对琉球和钓鱼岛的托管权———所谓国际正义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如今美国所谓欢迎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说法，用邹谠的眼光来看，其真实含义不过是对美国的利益负责。他在自己的书中告诉美国人的是，与西方相遇的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艰难地努力做到对自身的文明理想负责。
中国并未“在美国的保护下”“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反倒是靠装备低劣的志愿军在朝鲜半岛击败技术精良、火力立体得超强的美军而恢复自己过去的伟大形象。在今天，有中国智识人会说，抗美援朝是为了意识形态而战，十多万农民的儿子为挽救一个别国政权白白战死和冻死，得不偿失———老牌自由主义者邹谠教授却看到：“随着台湾海峡的中立化，美国第七舰队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相互对峙”，直接冲突“或迟或早都很可能要发生”（页490）。比这更为深刻的是，邹谠看到，“中共把美国在朝鲜的行动，看成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打败之前五十年的侵略过程的重演……正是这种立即有危险的感觉，才驱使中国共产党人采取”志愿军行动（页497）———换言之，美军越过三八线，让中共想起近半个世纪前日本入侵朝鲜后的甲午战争。在今天，这话很可能会被算做左派言论，却的确出自自由主义政治学家邹谠之口，而且是在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研究中心支持的研究项目中说的。当年国民政府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血战数年之久都不敢代表中国正式对日宣战，中共却在美国派航母封锁台海、轰炸东北边境并扬言要越过三八线时就公开发出警告。邹谠让我们由此得出对比：中共面对美国的威胁与国民党当年面对日本的威胁何其相似又何其不同———何其相似在于，中国的体质仍然贫弱，甚至更为贫弱，共军的装备面对美军时更远不及国军面对日军时的装备。何其不同在于，蒋介石跟随英美对日宣战才对日宣战，中共却在苏联从朝鲜撤出军援人员并拒绝为中国志愿军提供空军支援的情况下决断对美开战，靠共军的贫弱体力为国家争得基本的生存之理，恢复了文明大国“过去的伟大形象”。
邹谠明确地说，美军越过三八线无疑是错误决策，再次证明了“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盘算方式”有问题：“麦克阿瑟向鸭绿江的轻率进军”，“使北京打了一个划时代的奇袭的胜仗”（页490）。所谓“奇袭”的说法明显似是而非，以减低“划时代”一词的刺激，因为，北京对美军越过三八线早提出过警告。何况，二十五万大军的移动要完全保密，从军事上讲根本不可能，事实上，美军已经发现中国军队的异动。“奇袭”的说法其实是在给美国人留面子，因为，遭到“奇袭”的真正原因是，从麦克阿瑟将军到美军士兵，没谁相信中共军队敢对拥有立体火力的世界头号强师发起攻击。如今，美国仍有政治家评论说：倘若中国志愿军在两次奇袭得意忘形的美军大获全胜之后停在三八线上，句号就画得完美无缺了。如此说法再次印证了邹谠对美国在中国失败的分析，因为，此言堪称典型的美式民主的自负修辞：这位美国政治学家明明知道，1951年元月不愿停火的首先是美国政府，他也知道，板门店谈判并未把要求美军撤离台海作为一项诉求，更没有涉及中国作为战胜国对日本的处置权利……但他却不能理解文明古国的仁爱。邹谠教授幸运的是，他已经在1999年去世，没有机会听见几年前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在北京（！）演讲时说：台海是公海，美军航母想什么时候过就什么时候过———在电视上我们见到，现为美国防长的此公说这话时，脸上掠过一丝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也许他突然想起一百多年前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中国教授邹谠的庄严讽刺：何等“高尚”的政治……□刘小枫
（因篇幅所限，略有删节）
本文为作者应邀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读书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特此鸣谢。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由此来看，邹谠在书中把美国对战后国共对峙局面没有采取“武装干涉中国的办法”说成美国没有履行“义务”（页304），就显得相当似是而非，除非我们把这一说法看做反讽修辞。美国发愿要帮助中国成为“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关键时刻却又不愿派武装力量去实现这一“高尚”的政治目的，按邹谠的说法是因为，美国人有一种广泛共识：获取“在华利益不值得诉诸战争”（页304）。但反讽的是，或者似是而非的是，邹谠在书中一再把中国的宪法民主建国问题放到中国现代历史的长时段来观察，从而与美国对华政策具有的所谓“长远目标”形成对照。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这一提法，邹谠让我们想起：“强大”、“统一”、“民主”恰恰是现代中国人一直梦寐以求兼得的东西———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既不强大，也不统一、更不民主。于是，邹谠暗示我们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想：咱们中国何以如此？至少在十八世纪时，中国既强大又统一。乾隆年间的中华帝国是世界头号“大国”：农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24%（一说31%），手工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32%.即便到了晚清，中国变得不再强大，至少还保持着统一，尽管领土在一点一点被蚕食、主权在一步一步被削弱。唯有“民主”是古代中国从来未曾有过的东西，但中国人无需为此感到自愧不如，因为，咱们的科举制传统就包含着高明而道中庸的精致的民主因素，何况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宪政民主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后，美国总统曾很快写来贺信。然而，当时的中国智识人对现代政体性质的认识还相当粗浅、模糊，对现代政体的选择尚未达成共识，就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吵得很凶……武昌起义来得突然而且意外，以至于革命党人根本没有做好准备。袁世凯后来的倒退行径，起因据说是当时一位美国传教士劝告袁世凯：中国的国体不适合搞议会民主，倒适合君主立宪。尽管如此，生米已煮成熟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主张君主立宪的中国智识人这时也站出来反对开历史倒车。中国终于有了宪政民主，哪怕形式上的。这时的中国绝算不上强大，但至少没有分裂，至多是割据。作为统一、民主的主权国家，第一共和甚至派出少量工兵部队象征性地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直接结果是中国分裂：首先南北分裂，随之四分五裂。那个时候，美国没想过应该派武装力量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倒是日本人找到了侵华借口……汪精卫在演讲中宣称：日本军到中国来是帮助咱们实现统一的，这次战争之后中国不会再有连连不断的内战。汉奸文人胡兰成甚至在战后还写到：日本入侵中国完全是因为辛亥革命少打了几枪……如果美国在1945年派武装力量帮助中国人统一，当年日本帝国侵略中国的理由同样成立，政治法理就完全乱套了。
借助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分析，邹谠指出，中国尽管是亚洲最早的宪政民主共和国，但这种新的政体赖以建立的体质却残破不堪，根本原因恰恰来自给中国带来民主理念的西方对中国三千年政制传统的冲击，彻底破坏了国体内部的制度平衡，使得中国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页50）。换言之，辛亥革命、尤其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后，中国的国体没有增强，反倒进一步削弱，以至于当中国面临日本的全面侵略时，国体已经破碎不堪———这样的看法在今天会让我们觉得反动。“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后，蒋介石坚持避免对日本强硬，企望所谓“国际社会”（实际上是西方列强）出面遏制日本，原因之一就是，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实在没有力气担当国家和民族的危难。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中央政府甚至没有能力代表国家决断国家的敌人，跟随在中国土地上享有治外法权的英美两国划分敌友———邹谠提醒我们，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蒋介石政府让外国来替自己做出政治决断，根本没有担当起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存在。然而，邹谠强调，即便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仍然对日本的侵华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于是，日本帝国肆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至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政治土壤———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元气大伤。邹谠凭靠自由主义政治学分析看到：中国的国体彻底丧失搞西式民主的基础，恰恰是以宪政民主为尚的西方列强一手造成的。美国在战后帮助中国重建民主，绝无诚意，而是为了自己在亚洲的战后利益。(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在当时或者今天都会有人说，美国在战后一边倒支持蒋介石显然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毕竟，蒋坚持反对共产主义———这种说法完全有道理。问题在于，似是而非的是，邹谠认为，美国的“高尚”政治构想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恰恰是轻视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3
共产党究竟是民族主义性质还是共产主义性质？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认为，美国当时在中国的外交官缺乏意识形态常识，把中共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策略之计误认为在搞民主，结果搞错了中共的性质和意图———这种错误观点在当时甚至得到美国官员、专家和公众舆论的广泛赞同（页194），绝非个别外交官的偏见：广泛的赞同就是民主的赞同。有的专家甚至断言：“国民党中国”才“可以被称为封建中国”，“共产党中国”则“可以被称为民主中国”，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是主要适用于农村条件的资产阶级民主”（页201）。这些观点在冷战高峰时期当然显得幼稚可笑，可是，在当时和今天，这些观点却显得既严肃又认真。更重要的是：邹谠在书中针砭这些“幼稚得可笑”的看法时，同样满含春秋笔法。
邹谠说，美国的政治理念“具备天赋的高度的道德统一性”，但正是这种“理所当然的道德统一性妨碍了对美国政治传统的长处和缺陷形成认识，阻止了自觉的国家目的的成熟”（页195）———何谓“自觉的国家目的”，或者说何谓“大国”意识，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与“更加深刻的价值观念问题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但邹谠指出，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主张价值中立原则，放弃了探究严肃的政治问题，使得“普通的美国人在美国民主的含义和理论基础问题上得不到充分的指导”（同上）。说到底，自由主义理念的道德统一性仅仅是看似“理所当然”而已，其实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道德。一个国家如果受这样的政治理念支配，这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原则也是自私自利的。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要中国更有耐力顶住日本，早在太平洋战争中期而非战后，美国就积极促动国共两党携手合作，重建民主中国。然而，时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发现，由于日本的入侵，中国的政治势力出现了新均势：共产党势力在国民政府和汪伪政权的夹缝中强劲崛起，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形成鲜明对照（页47）。1944年，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已经非常恼火，有外交官建议，不如干脆支持延安的共产党政权———史迪威将军甚至设想，让共产党军队参与滇缅战役，这意味着要用美式装备武装共产党军队。1944年6月，谢伟思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说，如果国民政府不彻底“改革以重新获得人们的支持……那么美援将是无效的”（页178）。他建议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施压，迫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他也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向共产党提供武器”，“与共产党建立工作关系”，以便“美国解脱它对腐朽政权的全部承诺”———他甚至设想，“以共产党人为最强大的力量而建立的联合政府”“相当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页179）。这一设想基于对中共的民族主义性质的理解，正如另一位外交官戴维斯在提交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所认为的那样：中共具有的是民族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性质。如果美国为中共提供军援，就会对中共“摆脱苏联控制施加相当大的影响”，这显然有利于美国在战后保持自己的利益（页180）。在延安的美国外交官提出援助中共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共产党政权是民主政权———谢伟思在1944年9月的报告中说，中共“变成了一个寻求按民主秩序长入社会主义的党……变成一个并不寻求早日垄断政治权力的党”（页182）。用邹谠的表述，日本的侵华战争给共产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控制的地区内显示改革纲领的可行性和它深得民心的普遍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国民党政权的战时“腐败和压制性措施”明显是反民主的，以至于激发了广大阶层的不满（页51）。这样一来，美国便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无论从战时还是战后远景来看，国民党政权都在逐步削弱，军队和政府机构的能力在腐败中衰退。相反，共产党却在蓬勃发展，赢得了人民的普遍信赖，以至于“出现了可以取代国民党政权的选择”。1944年，美军观察组访问共产党地区，那里的“朝气蓬勃、充满希望、自力更生和献身精神与国民党中国的黑暗、停滞、绝望、自私形成了鲜明对照”（页184）———尽管如此，美国仍然一边倒支持国民党政权。
在评论谢伟思的观点时，邹谠教授以显著修辞嘲笑谢伟思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愚昧无知，说他不懂得中共的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性质，这种性质要的就是全部政权，以便全面改造国家，掌握政权是“对社会制度进行迅速和深刻改革必不可少的工具”（页182）。更为显著的是，邹谠指出，谢伟思等人在政治观念上犯了常识性错误———搞错了民主观念的性质，他们竟然以为，“任何得到群众支持和推进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既然共产党享有群众支持，并显然是在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它就是民主的，或者说，至少存在着民主倾向”（页183）。不用说，何谓“民主”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邹谠基于美国自由主义式的民主理解，高调批判甚至嘲笑谢伟思等人对中共民主性质的理解。但奇妙的是，邹谠在书中别的地方又不动声色地为中共的群众式民主提供有力辩解：“回顾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尽管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外国影响下产生的，早年完全受苏联代理人支配，但是它通过在游击战争中掌握领导权，现在已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在佃农耕作的中国土地上，它已牢牢地扎根……”（页174）———这话看似在归纳美国外交官的观点，情形也可能是：邹谠在借归纳美国外交官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支撑这一推测的证据，可以找到内证和外证两种。内证仅需要对比邹谠对国民党政权的分析就可以取得：在中国土地上，要搞美式民主缺乏土壤，因为，这个土壤遭到外国列强两次大破坏。首先是晚清时期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土壤的破坏，这包括中国新派智识人在西方民主理念引领下自己破坏自家的政制传统———尽管从逻辑上来说，这个观点并不能说明没遭破坏的土壤就适合西式民主；然后是日本入侵对初生的中国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毁灭性打击。外证则可取自邹谠后来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著名研究，其重点正是中共的群众民主的本土性质———用他的话说，这是“结构约束下的选择”。邹谠指出，西方汉学家往往不能“充分注意到科举制如何在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似乎倘若没有废除科举制，中国搞西式民主就要容易得多———废除科举使得中国基层政权出现全面劣质化蜕变，乡绅衰落、土豪劣绅崛起。在由此形成的“结构约束下”，邹谠把“依靠农民的革命”看作是“中国革命中的创新”：“毛泽东合理地说明了（rationalized）为什么中共要依靠包括农民这样的非无产阶级”（《再阐释》，页119，112-113及125以下）。
那么，中共究竟是民族主义性质还是共产主义性质？共产党的战时民主政策究竟是现实政治斗争的策略之计，还是共产党基于对“结构约束”的认识而提出的长远方针？谢伟思当时就清楚指出，在共产党人那里，搞西式民主仅仅是暂时的权宜之策。既然如此，谢伟思的看法怎么又会是犯了常识性大错误呢？邹谠说，谢伟思并非错在他没有用两党对峙的权力架构这一西式民主观来衡量延安政权，而在于他误判了中共对苏联人的态度。换言之，邹谠把民主政治的性质问题置换成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尤其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他描述说，谢伟思认为，既然中共要利用西式民主（到什么程度姑且不论）达到最终建立无阶级社会的目的，至少在战后中共仍然需要利用西式民主，以便借助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加快战后复兴———通过采访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谢伟思得知，中共领导人不指望苏联能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唯有美国可能（页186）。邹谠评论说，这样的观点表明谢伟思没有看清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性质。但奇怪的是，写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时在1960年代初，邹谠已经知道两个事实：其一，抗战期间，苏联对中共的直接援助微乎其微，何况中共与莫斯科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并非主奴关系；其二，从1945年到1948年，斯大林为了实现雅尔塔协议的利益，一直拒绝支持中共，反倒与国民政府关系紧密，直到国共内战的战略格局完全逆转，苏联才开始支持中共。因此，邹谠在书中批评谢伟思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缺乏清醒认识，如果不是反讽，就是似是而非。如果说这些都还仅仅是外证的话，就让我们看几条内证：邹谠批评谢伟思没有看到“中共与苏联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系”，奇怪的是，他同时又批评谢伟思没有看到，中共“在没有苏联直接援助的情况下生存和增长的能力，他们具有土生土长的政治基础，他们有一个并不依靠斯大林的支持而在党的委员会中享有权力的领导集团”（页190）———在归纳两位外交官的观点时，邹谠明确把这说成他们的观点（页174）。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在邹谠的书中绝不少见：一方面他批评戴维斯没有看到共产党人的现实斗争策略与“最终目标”的区别，另一方面又赞扬戴维斯看到，中共“是比任何欧洲的地下组织或游击运动更为坚强和自立的力量”（页181）。一方面他一再强调，“谢伟思和戴维斯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的错误理解……归根结底是由于过低估计了意识形态在中共事务中的作用”（页194）；另一方面他又说，戴维斯其实已经看到，一旦国共组成联合政府，共产党必将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从而，要指望蒋介石接受美国的压力，明显不可能（页178）。这无异于说，至少戴维斯没有过低估计意识形态在美国事务中的作用。更妙的是，邹谠自己一方面高调批评美国政治学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愚昧无知”（页208），另一方面又断言：美国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抛弃国民党，转而支持受“苏联共产党控制、之后仍然在思想意识上忠诚于它的党”（页51）———这恰恰是有高度意识形态意识的表现。
总结美国对中共的认识时，邹谠说，“正确认识中共的性质和意图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尽管在政治舞台上，许多人乐于事后发难”（页208）。从他对戴维斯如下看法的评价来看，戴维斯大概属于“凤毛麟角”一类：戴维斯看到了中共内部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与领导人的亲俄态度之间的裂痕，这种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党的分裂。邹谠用戴维斯不懂得中共是按列宁主义组织起来的政党为由，轻松打发了戴维斯的观察，说中共的民族主义倾向不过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外交政策的一种策略说法（页182）———其实邹谠很清楚，共产党内的确一直存在冲突，这就是毛泽东后来一再强调的“路线斗争”。邹谠当时不便说的中共党内高层冲突，在他晚年编订的第二部文集《中国革命再阐释》中成了一大重点论题（《再阐释》，页165-252）。《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引用过1944年底（11月7日）戴维斯从延安发回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话都是笑料：
……延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耶路撒冷。中国共产主义的圣人和先知们……热烈地追求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的陌生上帝，极为羞怯地崇拜着外国投资者这一财神，渴望以世俗的标准受到人们尊重。所有这些远远超出了诡计多端的共产党机会主义。（页181-182）
邹谠教授让我们看到，戴维斯不属于“事后发难”一类……
结语
何谓国际政治中的“高尚”
对于当年美国提出战后建立“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的设想，邹谠在书中有过这样一段罕见的带感情的评论文字：
这种政策体现了一种善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象力，它来源于美国与一个争取摆脱外国统治和剥削、摆脱落后与贫穷的被压迫国家之间的百年来似乎从未间断过的友谊和感情。美国人民已争取到了自身的独立，并在新大陆建立起自由人民的繁荣社会。这种政策是符合他们慷慨大度的天性的。(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对这种政策的根本设想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中国的衰老状况只能是暂时的。具有三千多年完整的、连贯的文化传统的民族或迟或早势必找到一条振兴国家的道路。……无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是多么缓慢与踌躇不前，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使西方列强震惊的漫长的抗日战争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力量恢复的标志。因此，中国在美国的保护下作为大国出现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它预告了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各国的末日的即将来临，开辟了东、西方以平等、友谊为基础而共同生存的新时期。这的确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法。（页32）(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这段话本身读起来就让人觉得高尚和激励人心———让谁觉得高尚？激励哪国人的人心？让我们中国人觉得高尚，激励我们中国人的人心。从这些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邹谠教授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研究美国的外交-军事战略决策时的关怀，看到他掩藏在内心深处的中国的“国家理由”。可是，与书中的无数事例对照，我们再来回味这话，就会感到一种尖锐的反讽，以至于会觉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是一部在冷战处境中精心构拟的反讽之作。邹谠教授在书中一再强调，美国“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治设想是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伟大延续。今天的我们看到，这一具有“道义上的优势”的对华政策中的第一条原则已经实现：各国贸易机会均等、利益均沾，而且美国还为自己保留了搞贸易保护、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自主权，乃至干涉中国货币主权等等，尽管中国人已经自己为自己争得了独立主权。至于第二条原则，迄今不能说完全实现：一百多年前宣称要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美国，迄今仍在想方设法破坏中国领土的完整统一，高调频繁款待西藏独立人士，无视自清中期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就享有对西藏政教领袖的认可权……战后蒋介石不接收琉球，并不等于美国有理由不按联合国有关规定让其独立或自治，而是托付给对中国犯下严重侵略罪行的日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最让笔者感到困惑的地方在于：基于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凭靠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邹谠伸张了中国的国家理由，以至于如今看起来像个新左派。如果没法说邹谠是个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左派分子，就只能说他的中国心没有因为自由主义信念和学识而褪色：没有忘记中国文明的伟大传统，没有丧失中国智识人应有的基本政治常识。也许可以说，邹谠用英文写作和出版的这本书，表面看是在为美国政府总结经验教训，暗地里则是在对美国人施行教育：除了伸张中国的国家理由、文明传统，还敦促美国人思考“严肃的政治问题”：何谓高尚的国际政治。1938年，国民党党代会通过了一项“类似宪法式的宣言《抗战建国纲领》”，邹谠在书中引用了蒋介石随后解释这一纲领时讲的一段话：
对亚洲和对整个世界，我们只希望尽到我们的义务，即反对任何对霸权的欲望以及与仁爱的道德信条不相符合的愿望。仁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就中国本国的利益来说，革命的目标是恢复她原来的边界，就整个世界来说，革命的目标是使所有的国家逐步从平等的阶段走向理想的统一。（页36）
邹谠以含蓄的笔法表明，美国在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人的意志力量来自于“反对任何霸权”和所有国家基于平等达成“理想的统一”这两条高尚的政治正义诉求（第二共和处理国际关系同样以此为准则）。恢复中国“原来的边界”是这两条正义诉求引出的最低限度的诉求，用常识性的话来说，现代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持守的最低限度的国际政治原则是：不要欺负人，遑论欺人太甚。无视这两条基本的国际正义原则，无论哪个大国对中国表示关切，都是居心叵测。
在前面那段激动人心的文字中邹谠说，由于美国的“高尚”对华政策，“中国在美国的保护下作为大国出现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联系到这句话，《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以朝鲜战争爆发收尾，堪称笔法高韬的讽刺。邹谠说，“美国现在用她的武力直接反对”的不仅是中共的革命利益，也是“直接反对中国的民族利益”（页486）；因为，“此时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武装政党了，他们是中国大陆的主人”（页483）———这话是就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海讲的，如果美国迄今仍在封锁台海反对中国的民族利益，我们就不得不感叹邹谠的春秋笔法寓意深远。邹谠清楚地看到，美国介入台海绝非仅仅是出于冷战需要，更重要的是遏制一向旗帜鲜明地“反帝”的共产党获得政权后必然要恢复文明大国形象的抱负，美国则希望能像管制二战中的两个法西斯战败国那样管制一个二战中反法西斯的古老文明大国：1970年代初期不得已打算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时，美国便马基雅维利主义地事先强化日本对琉球和钓鱼岛的托管权———所谓国际正义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如今美国所谓欢迎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说法，用邹谠的眼光来看，其真实含义不过是对美国的利益负责。他在自己的书中告诉美国人的是，与西方相遇的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艰难地努力做到对自身的文明理想负责。
中国并未“在美国的保护下”“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反倒是靠装备低劣的志愿军在朝鲜半岛击败技术精良、火力立体得超强的美军而恢复自己过去的伟大形象。在今天，有中国智识人会说，抗美援朝是为了意识形态而战，十多万农民的儿子为挽救一个别国政权白白战死和冻死，得不偿失———老牌自由主义者邹谠教授却看到：“随着台湾海峡的中立化，美国第七舰队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相互对峙”，直接冲突“或迟或早都很可能要发生”（页490）。比这更为深刻的是，邹谠看到，“中共把美国在朝鲜的行动，看成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打败之前五十年的侵略过程的重演……正是这种立即有危险的感觉，才驱使中国共产党人采取”志愿军行动（页497）———换言之，美军越过三八线，让中共想起近半个世纪前日本入侵朝鲜后的甲午战争。在今天，这话很可能会被算做左派言论，却的确出自自由主义政治学家邹谠之口，而且是在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研究中心支持的研究项目中说的。当年国民政府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血战数年之久都不敢代表中国正式对日宣战，中共却在美国派航母封锁台海、轰炸东北边境并扬言要越过三八线时就公开发出警告。邹谠让我们由此得出对比：中共面对美国的威胁与国民党当年面对日本的威胁何其相似又何其不同———何其相似在于，中国的体质仍然贫弱，甚至更为贫弱，共军的装备面对美军时更远不及国军面对日军时的装备。何其不同在于，蒋介石跟随英美对日宣战才对日宣战，中共却在苏联从朝鲜撤出军援人员并拒绝为中国志愿军提供空军支援的情况下决断对美开战，靠共军的贫弱体力为国家争得基本的生存之理，恢复了文明大国“过去的伟大形象”。
邹谠明确地说，美军越过三八线无疑是错误决策，再次证明了“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盘算方式”有问题：“麦克阿瑟向鸭绿江的轻率进军”，“使北京打了一个划时代的奇袭的胜仗”（页490）。所谓“奇袭”的说法明显似是而非，以减低“划时代”一词的刺激，因为，北京对美军越过三八线早提出过警告。何况，二十五万大军的移动要完全保密，从军事上讲根本不可能，事实上，美军已经发现中国军队的异动。“奇袭”的说法其实是在给美国人留面子，因为，遭到“奇袭”的真正原因是，从麦克阿瑟将军到美军士兵，没谁相信中共军队敢对拥有立体火力的世界头号强师发起攻击。如今，美国仍有政治家评论说：倘若中国志愿军在两次奇袭得意忘形的美军大获全胜之后停在三八线上，句号就画得完美无缺了。如此说法再次印证了邹谠对美国在中国失败的分析，因为，此言堪称典型的美式民主的自负修辞：这位美国政治学家明明知道，1951年元月不愿停火的首先是美国政府，他也知道，板门店谈判并未把要求美军撤离台海作为一项诉求，更没有涉及中国作为战胜国对日本的处置权利……但他却不能理解文明古国的仁爱。邹谠教授幸运的是，他已经在1999年去世，没有机会听见几年前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在北京（！）演讲时说：台海是公海，美军航母想什么时候过就什么时候过———在电视上我们见到，现为美国防长的此公说这话时，脸上掠过一丝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也许他突然想起一百多年前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中国教授邹谠的庄严讽刺：何等“高尚”的政治……□刘小枫
（因篇幅所限，略有删节）
本文为作者应邀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读书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特此鸣谢。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