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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民主革命先驱”章太炎先生诞辰１４０周年，太炎先生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国学大师；太炎先生是仓前人，家乡人引以为荣！我们谨以此篇纪念章太炎先生。同时，万分感谢本文的作者、太炎先生之孙章念驰先生一直来对本报的关爱和支持，尤其感谢他在身体抱恙及百忙之中惠赐此文，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太炎先生。衷心祝愿章念驰先生身体安康！
今年的１月１２日是我先祖父章太炎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北京的学者以发行《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下称《笔记》）形式，进行了缅怀与纪念。《笔记》是先祖父１９０８年流亡日本期间，聚众讲学，说解许氏《说文》，集弟子钱玄同（夏）、朱希祖（逖先）、周树人（鲁迅）三人听课笔记，是一部凝聚了师徒两代人心血劳动的学术巨作。《笔记》忠实记录了先祖父对《说文》系统讲解，对小学精辟的说解，也忠实记录了三位新文化运动旗手勤奋学习的过程，这是一部集中国近代第一代与第二代先进知识分子智慧与心血的重要历史文献，距今正好一百年，终于第一次面世，用这种形式纪念太炎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无疑是最合适的。《笔记》是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系手工抄录印制，洋洋洒洒六百多页，以大十六开本装订，大器厚实庄重，实在是一部难得的重要的学术巨作，是学术界一件值得称道的事。
北京纪念会邀请我与会，我因病住院无法前往，会后他们寄了一册《笔记》给我，这不是因为我是后裔，而是我曾经参与过这项工作。病后我久久不能动笔，而有关《笔记》的许多感人故事一直回萦在我心头，我觉得有责任把这一切写下来！
一、《民报》社讲《说文》始末
１９０６年６月２９日，先祖父因“苏报案”入狱刑满释放，当天即由中山先生安排东渡日本，去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继续率领舆论革命。他认为要推翻旧政权，最重要莫过于要解放思想，要启民智，廓清莠言，建立一种新型的救亡图存的民族文化，于是他在主持笔政之余，创办“国学讲习会”，成立“国学振起社”，出版《国学振起社讲义》，聚众讲学，他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等等，批判旧学，弘扬国粹，致力建立旧民主革命理论，对近世思想解放起到了摧枯拉朽作用。从１９０６年９月起到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止，先后培养学子数百人，这些人大多成了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中国新文化运动与高等学府的核心力量。先祖父的很多重要著作也是在讲学基础上形成，这时期是他精力最充沛，斗志最旺盛，成果最丰硕的历史时期。
先祖父一生讲学经历过三个时期：早年流亡日本时期，中年被袁世凯幽禁北京时期，晚年定居苏州时期。他在日本先后在许多地方聚众讲学，有在牛込赤城元町清风亭，有在日本帝国教育会，有在神田区大成中学，有在《民报》社等地。其中在《民报》社曾为许寿裳、钱家治、龚未生、钱玄同、朱宗莱、朱希祖、鲁迅兄弟开过“小课”，为他们专门讲解过《说文解字》。太炎先生除了讲《说文》外还讲过许多其他历史文献，据《朱希祖日记》和《钱玄同日记》，可知１９０８年４月４日在大成中学讲过《六书音韵表》，４月８日在帝国教育会讲《说文序》，４月１１日在大成中学讲《说文》，一直讲到８月１日毕，共１９次，８月５日继在大成中学讲《庄子》，先后６次，８月２６日至９月５日讲《楚辞》，共４次，９月９日至１０月２８日讲郝氏《尔雅义疏》，共６次，１０月３１日始讲《广雅疏证》，１９０９年至１９１１年又先后讲《汉书》、《文心雕龙》、《毛诗》、《文史通义》等等，直至武昌起义始辍。
１９０８年４月，鲁迅先生兄弟应许寿裳先生邀请移居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旧居，与许寿裳、朱希祖、钱家治一起居住，故取名“伍舍”，这时鲁迅先生正处于弃医从文的人生新起点上，他与周作人正在翻译《域外小说集》，志在宣扬俄罗斯、波兰等国的人道主义，以改造中国国民的国民性，他们的翻译取材严谨，造句选辞十分矜慎，做到尽量忠实原作，故需要进一步“瞭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而这时正值先祖父在日本讲学，鲁迅先生与同乡陶成章及太炎先生女婿龚未生都是熟友，陶成章是光复会副会长，而先祖父是光复会会长，陶成章与龚未生等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地谈上半天，天晴雨雪都没有关系”，他们也“几乎每日必至”先祖父《民报》社的寓所。鲁迅先生兄弟想听《说文》的要求经龚未生向太炎先生提出，先祖父一口应允了，特为鲁迅兄弟开一小班，每逢周日与周四上午八时起至中午十二时为他们讲学，报名参加的除鲁迅兄弟外，还有龚未生、许寿裳、钱家治、朱希祖、钱玄同、朱宗莱共八人，而龚未生、朱希祖、钱玄同、朱宗莱四人原在大成中学已听过太炎先生讲解《说文》，是再次前来学习的。
从该年７月１１日始，太炎先生在《民报》社为八人开起“小班”，“先讲三十六字母及二十二部古音大略”，后讲江氏《四声切韵表》……，师徒在“一间陋室内，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祖父逐字讲解，或沿用旧说，或发挥新义，或阐明语原，或推见本字，或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妙语解颐，诙谐间出，历四小时，滔滔不绝，诲人不倦。先祖父待学生非常亲切，他“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
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讲书，庄谐杂出，看上去好像一尊庙里哈喇菩萨”。先祖父后来著名的音韵文字学巨著《新方言》及《小学问答》、《文始》等重要著作即是在讲学基础上完成。讲授《说文》一直到９月２７日止。
二、太炎师徒亲密无间的关系
先祖父在日本讲学收授弟子甚众，成就较高者有黄侃（季刚）、汪东（旭初）、马裕藻（幼渔）、沈尹默、沈兼士、任鸿隽、杜羲、陶冶公、余云岫等百余人，但最著名的要算“小班”教授八个弟子，而这八人中成就最高者也就是《笔记》中三位记录人——钱玄同、朱希祖和鲁迅先生。钱玄同先生１９０６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读书，兼师从太炎先生，不仅在大成中学听太炎先生讲学，又参加民报社“小班”授课，“极端崇拜”太炎先生，经先祖父介绍入同盟会，他是追随太炎先生最久的一位弟子，曾为先祖父抄写《新方言》付印，又用篆体为先祖父录写了《小学问答》付印，先祖父称“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写的《音学五书》”，１９１０年还与先祖父及陶成章合办过《教育今语杂志》，共发行六期，其中署名“太炎”的文章，实际都是他代笔的，可见师生“浑然一体”了，他当时用的笔名就叫“浑然”。他当时常住宿于先祖父寓所，直到１９１０年５月回国，后成为“五·四”运动一员猛将，如此大地影响过中国文坛，成为家喻户晓人物，但他与先祖父亲密关系一直维持了终生。
朱希祖先生也是１９０６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读书，也兼师从太炎先生，在大成中学听太炎先生讲学，后又参加《民报》社“小班”听课，他听课“笔记最勤”，而且先有在大成中学听课基础，因此记录最全，先祖父对他评价是“博览，能知条理”。先祖父为公认的国学大师，他认为自己弟子中成就最大的要算黄季刚继承音韵文字学，钱玄同继承经学，朱希祖继承史学，吴承仕继承内典学，以太平天国为例，嬉称他们为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朱希祖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开门人，各大院校史学系创立，是他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而始，他将史学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结合为一体。他与钱玄同先生一样一生左右在太炎先生身边，这种亲密无间而又奉行师道尊严的关系，在他公子朱偰回忆录中有着生动的记载——“民国初年，章先生带了两位女公子来到我家，他穿着玄色长袍马褂，端坐在客厅中间，门弟子对他都非常恭敬，大家有说有笑，空气非常融洽，我二弟从客厅门外探头向里望，拉着母亲的衣襟，轻轻地问道：‘那中间坐着的，是皇帝吧？’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即使到了后来，二十年后的１９３２年，先祖父到北京劝张学良抗战，并在北京讲学，在北京他的众多弟子作陪，垂手恭立在老师身旁，为老师板书递茶，无一人敢入坐，而这些人却都是北京各大学院系主任以上的权威与专家，坐在下面的听众倒都是他们的弟子与学生，朱希祖先生也在其中站着。
鲁迅先生１９０２年赴日本留学，１９０６年后弃医从文，师从太炎先生，首先学习《说文》，后听过《庄子》、《汉书》、《文心雕龙》，先后逾一年。因此鲁迅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多古言古字”，他们翻译俄国斯谛普基克的《一文钱》，也请太炎先生改定，并刊登于《民报》。《民报》遭日本当局查封，并判罚款１５０元，将先祖父拘押，以服苦役抵款，每日抵一元。而当时先祖父这群革命志士穷极了，“三年衣被不换，日以麦饼充饥”，根本没钱交罚款。鲁迅先生与许寿裳闻迅急将翻译《支那经济全书》部分稿酬为太炎先生支付押金，让先祖父仅拘押一日而得释放。１９０９年，太炎先生诚邀鲁迅兄弟学习梵文，并为他们支付了“半月学费”，而鲁迅先生与朱希祖先生等门人，凑钱为先祖父出版《小学问答》等著。鲁迅先生每提起太炎先生，“总严肃地称太炎先生，或呼‘章师’、‘章先生’”，一生如此。太炎先生影响鲁迅先生的远不止“小学”，当时鲁迅先生撰写的《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与先祖父的《俱分进化论》与《四惑论》等著相较，几乎如出一辙，简直是太炎先生著作的翻版，此时他还加入了光复会，可见受太炎先生影响之深。先祖父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鲁迅先生多次与同门前去探望，先祖父遭国民党当局迫害，他也多次为先祖父执仗正言。先祖父逝世后，鲁迅先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太炎先生二三事》，毫不掩饰对老师的敬爱，他写给友人最后的一封信和他一生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文章《因太炎先生想起二三事》，都是在怀念太炎先生，可见师生感情笃厚。
三、《笔记》形成的曲折过程
先祖父治学涉及许多领域，治经治史，涉政涉文，但对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成就是举世公认的，被誉为“小学大师”，他自称研读《说文》“七十余过，的然见语本”。因此他在日本讲学，以讲许氏《说文》为最多，尤以《民报》社“小班”弟子影响最大。这八个弟子读书努力，上课听讲认真，下课核对笔记顶真，最后还将听课笔记重新抄录一遍。《笔记》就是真实记录太炎先生逐字逐句讲解《说文》，“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而钱玄同、朱希祖、鲁迅三人认真听讲笔记，凝聚了师生两代心血，以及他们再传弟子（王宁等整理者）数代人艰苦劳动的一部精彩的历史文献。
《笔记》的出版，要追朔三十年前，当时“文革”刚结束，我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工作，整理出版先祖父《全集》，八十年代初，我赴北京收集先祖父资料，走访诸先辈后裔。有幸拜见了钱玄同先生大公子钱秉雄先生夫妇，他们很和蔼地接待了我，这是一对寡言少语而极其和善亲切的老人，说经“文革”，家藏资料无多，仅存发还先父听太炎先生笔记十一册（原先共有十二册，抄家后发还仅十一册），他们二话不说，竟将十一册笔记交我，说：“请编入全集吧！”他们什么要求全都没有提，连个收条也没有要，以极具信任的眼光将这堆珍贵资料交了给我！他们与我可以说是素昧平生，初次相见，当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科研人员，他却给了我这么大的信任，让我铭感五内，真正见识了一个大家子弟的风范与大气敦厚后代的风范，显示出钱氏家属的家风教养，至今想起这一幕仍会莫名感动，不胜感叹。我一生有过许多经历，见过恶人无数，但见到这样好的好人可以说无有，我真为钱玄同先生有这样好的后代感到高兴。
钱玄同先生笔记显然不是当场的记录，而是课后与同门相校后，又重新录清的笔记，笔记中有“朱本”、“龚本”、“钱本”等其他人记录，并且以此笔记或作讲稿，或作研究，加了许多他的见解，分别以红笔、铅笔、毛笔涂划过。
朱希祖先生的笔记是三个人中最完备的，除了他勤奋之外，还因为他先前在大成中学听过一次，后在《民报》社再听一次，之后不知在何处又听一次，因此形成三部笔记，足见他好学不倦精神。他的笔记不知怎么流到钱玄同先生家，“文革”中也落入北京鲁迅纪念馆。我在北京期间承陈漱渝先生热情接待，得睹笔记一眼，只见笔记较潦草，足见是原始记录。
三人中鲁迅先生笔记是笔录最少的一位，原因是他只听过一次，二是保存不全，但他的笔记是抄写得最认真的一个。他的笔记一部分为绍兴鲁迅纪念馆藏，但仅有《说文》第一篇（上）（下）及另外二页残页共１９页，另一部分由北京图书馆收藏，也仅有三篇，每篇分（上）（下），而第一篇（上）缺，共１４页，这缺的部分恰好由绍兴鲁迅纪念馆可以相补。鲁迅先生笔记显然是经过整理而重新录写的，字迹端庄，态度极其认真，卷首写有“一九○八年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说文时之笔记二种”。我多次走访这两单位求睹鲁迅先生笔记都遭白眼。幸上海原文化局局长兼上海文管会老领导方行先生努力，竟觅得二处鲁迅先生笔记，方行先生是极爱文化极懂文化的领导，他用我的名义请上海博物馆用柯罗版影印了二百册，于１９８８年印成，取名《鲁迅先生说文札记》，成为分送海内外知己最珍贵礼品。
我得到钱秉雄先生交托的稿本和方行先生觅得的札记，深感责任沉重，当时我正在编先祖父的医学论文集和演讲集，收集了先祖父医学论文一百四十多篇，基本收全了，于是出了《章太炎医论集》，而演讲集的收集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因为要循着他的经历一一收集，难度很大，他的演讲有时政性演讲，有学术性演讲，学术性演讲中有极专业的纯学术演讲，且一生中演讲数量极多，我虽已收集了一百五十多篇，仍感不够全面，生怕全集不全，不敢付印。但近我看到多本先祖父演讲集问世，每册不过收录演讲二三十篇，我实在佩服这些编者的“大胆”和这些出版社的“开放”，有一个名气还不小的出版社，竟将蔡元培照片误置为太炎先生，居然浑然不知，真让人哭笑不得。在先祖父的演讲中，早年有讲《说文》一类笔记，晚年有讲《古文尚书》之类笔记，篇幅甚巨，内容十分专业，可以单独成著，但我的知识不足以校点这些文献。于是我将钱秉雄先生交付的笔记复印后，先将稿本归还钱先生，然后将复印件和鲁迅先生《说文札记》送往陆宗达先生处。陆宗达先生是先祖父大弟子黄季刚先生高足，最得“章黄之学”的精髓，治学严谨，待人宽厚，学风纯正，门弟子众多，他的弟子中尤以许嘉璐先生最为闻名，他“学而优则仕”位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他另一位高足王宁教授则终身献给了教育事业，于是我将这重任卸给了陆宗达师伯，交给他们整理出版是最适宜的，今后或出单印本，或收入《全集》，无疑也是最适合和最妥切的。陆宗达师伯作古后，王宁教授独将此任肩挑了起来。而我因工作需要转事两岸关系研究，一晃在两岸关系领域工作了二十个春秋，激烈的两岸关系攻防，吸走了我全部精力，先祖父演讲集收尾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对于《说文》笔记整理工作也没有过问，实在有愧先人。我没有想到在先祖父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之际，王宁教授一行竟完成了三人笔记综合整理出版，拿出了这样一部皇皇巨作来纪念先人，这实在是凝聚了章门五代人努力的学术成果终于问世了，先祖父与钱玄同先生、朱希祖先生、鲁迅先生得知当含笑于九泉，这实在也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整理出版这部《笔记》之艰难我是可以相见的，既要懂这门专业，又要一一疏理，逐条抄清归并，既要读通每一字解释，又要一一誊写，逐字逐句校对，不管人工排印或电脑整理，都会遇到许许多多难以表达的繁体字和异体字，最后只好请曾获全国硬字书法大奖的梁天俊先生逐字逐句抄写，他也是陆宗达先生学生，经他手书让全书增色不少，也解决了排印不便。参与全书整理还有万献初先生、李国英先生与李运富先生，由王宁教授总领，还有许多学生帮忙，终于历经十六载，完成全部工程，让人叹为观止。“文革”后，文化繁荣，学术昌盛，但也带来不少的学术浮躁，整理先人文献这种为他人作嫁妆的事，变得少人问津，人人都欲自己一鸣惊人，不肯从事踏实的基础研究，但北师大王宁教授一行甘为别人作嫁衣精神，实在显得难能可贵，令人可佩，我作为太炎先生后人要向他们深深鞠躬致谢！
四、《笔记》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小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基础学，《说文解字》是研究中国文字学的第一部有系统的著作，后代有所补，至清代《小学》大盛，段玉裁等都作了许多补正，而先祖父则是最后一位小学大师，为经古文作了光荣的结束，为现代汉语语言文字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发展历史中的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先祖父是清代乾嘉学派的直接继承者，他的治学先从小学着手，精读《说文》七十余过，卓然见语言文字之本，他治小学“不欲为王菉友辈，滞于形体”，而强调通音韵，明训诂，辨形体，深探文字的音、形、义关系，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面，独步千古，然后以他浓厚的小学功底，直探群经的精微，乃至诸子学的妙旨，获得很多真知灼见。他在三十岁前就已成为一个出色的青年汉学家，尤其随俞曲园大师治学八年，至东京讲学时，他已不惑之年，也是思想与学术最成熟与旺盛时期，在《笔记》中他成百次批评《段注说文》的不足，指出“段说大谬”、“段说非”、“段氏未了”……，谬在只见字而不见词，只见词而不见语源，不见词义的历史源流，《笔记》纠正了其它许多历史上的谬误。先祖父不仅没有停留在古人基础上，而且积极汲取西方文字学研究成果，特别接受了德国马格斯牟拉学说，致力建立起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语言文字学，将传统小学，一变为一门独立的有条理系统的现代语言文字学。“语言文字学”一语，系先祖父所创。王宁教授在《笔记·前言》中，称太炎先生的《说文》学至少具有四大特点，即“民族的语言的历史的理论的”，这是一篇很好很全面的《前言》。我想，对于《笔记》的学术价值，它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对于古籍研究与国学研究的意义，尤其对文字学研究的意义，应该让专家们来细细评论，不应由我这门外汉来胡诌。据我所知万献初先生就完成了一部十多万字的《论章太炎的＜说文＞学》，这样的专著必然在《笔记》面世后会不断涌现。
一百年前，太炎先生师徒钱玄同、朱希祖、鲁迅等人，为探寻救中国之道，而治学，而呐喊，他们是一群当时时代最先进的中国人，站在当时时代先进文化的最顶端，他们一边学习，一边投入民主革命运动，以１９０８年例，太炎先生在《民报》撰写的革命斗争文章就达５１篇，以后这些人物点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光焰万丈至今未灭。今天我们读读他们治学的《笔记》，缅怀他们当年的激情，无论为人治学都是会有补益的。传统与学术都是在继承中发展的。从这意义上讲，出版这部《笔记》的意义是巨大的。
当今许多刊物说起太炎先生，都把他尊为国学大师，对他革命经历却越来越淡忘了，既然是国学大师就是旧学代表人物，就是落后的代表，就是老古董，就是冬烘先生，就是出门不识回家路，买东西不识钱，爱吃臭冬瓜臭豆腐，守旧落拓，思想古怪的旧式人物……，这种文章报刊乐此不疲地登载，以自己的无知去想象先人的无知。这让我非常困惑，不知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倒退。
我非常高兴看到《笔记》的诞生，也许先祖父和钱玄同先生、朱希祖先生和鲁迅先生怎么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后人，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会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他们，我认为这是最有意义的纪念。我要谢谢为之付出劳动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已经作古的钱秉雄先生、陆宗达先生、方行先生……。至于《笔记》将我列为“顾问”，是不恰当的，我只好以此文作为弥补，并表示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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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民主革命先驱”章太炎先生诞辰１４０周年，太炎先生是近代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国学大师；太炎先生是仓前人，家乡人引以为荣！我们谨以此篇纪念章太炎先生。同时，万分感谢本文的作者、太炎先生之孙章念驰先生一直来对本报的关爱和支持，尤其感谢他在身体抱恙及百忙之中惠赐此文，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太炎先生。衷心祝愿章念驰先生身体安康！
今年的１月１２日是我先祖父章太炎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北京的学者以发行《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下称《笔记》）形式，进行了缅怀与纪念。《笔记》是先祖父１９０８年流亡日本期间，聚众讲学，说解许氏《说文》，集弟子钱玄同（夏）、朱希祖（逖先）、周树人（鲁迅）三人听课笔记，是一部凝聚了师徒两代人心血劳动的学术巨作。《笔记》忠实记录了先祖父对《说文》系统讲解，对小学精辟的说解，也忠实记录了三位新文化运动旗手勤奋学习的过程，这是一部集中国近代第一代与第二代先进知识分子智慧与心血的重要历史文献，距今正好一百年，终于第一次面世，用这种形式纪念太炎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无疑是最合适的。《笔记》是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系手工抄录印制，洋洋洒洒六百多页，以大十六开本装订，大器厚实庄重，实在是一部难得的重要的学术巨作，是学术界一件值得称道的事。
北京纪念会邀请我与会，我因病住院无法前往，会后他们寄了一册《笔记》给我，这不是因为我是后裔，而是我曾经参与过这项工作。病后我久久不能动笔，而有关《笔记》的许多感人故事一直回萦在我心头，我觉得有责任把这一切写下来！
一、《民报》社讲《说文》始末
１９０６年６月２９日，先祖父因“苏报案”入狱刑满释放，当天即由中山先生安排东渡日本，去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继续率领舆论革命。他认为要推翻旧政权，最重要莫过于要解放思想，要启民智，廓清莠言，建立一种新型的救亡图存的民族文化，于是他在主持笔政之余，创办“国学讲习会”，成立“国学振起社”，出版《国学振起社讲义》，聚众讲学，他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等等，批判旧学，弘扬国粹，致力建立旧民主革命理论，对近世思想解放起到了摧枯拉朽作用。从１９０６年９月起到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止，先后培养学子数百人，这些人大多成了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中国新文化运动与高等学府的核心力量。先祖父的很多重要著作也是在讲学基础上形成，这时期是他精力最充沛，斗志最旺盛，成果最丰硕的历史时期。
先祖父一生讲学经历过三个时期：早年流亡日本时期，中年被袁世凯幽禁北京时期，晚年定居苏州时期。他在日本先后在许多地方聚众讲学，有在牛込赤城元町清风亭，有在日本帝国教育会，有在神田区大成中学，有在《民报》社等地。其中在《民报》社曾为许寿裳、钱家治、龚未生、钱玄同、朱宗莱、朱希祖、鲁迅兄弟开过“小课”，为他们专门讲解过《说文解字》。太炎先生除了讲《说文》外还讲过许多其他历史文献，据《朱希祖日记》和《钱玄同日记》，可知１９０８年４月４日在大成中学讲过《六书音韵表》，４月８日在帝国教育会讲《说文序》，４月１１日在大成中学讲《说文》，一直讲到８月１日毕，共１９次，８月５日继在大成中学讲《庄子》，先后６次，８月２６日至９月５日讲《楚辞》，共４次，９月９日至１０月２８日讲郝氏《尔雅义疏》，共６次，１０月３１日始讲《广雅疏证》，１９０９年至１９１１年又先后讲《汉书》、《文心雕龙》、《毛诗》、《文史通义》等等，直至武昌起义始辍。
１９０８年４月，鲁迅先生兄弟应许寿裳先生邀请移居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旧居，与许寿裳、朱希祖、钱家治一起居住，故取名“伍舍”，这时鲁迅先生正处于弃医从文的人生新起点上，他与周作人正在翻译《域外小说集》，志在宣扬俄罗斯、波兰等国的人道主义，以改造中国国民的国民性，他们的翻译取材严谨，造句选辞十分矜慎，做到尽量忠实原作，故需要进一步“瞭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而这时正值先祖父在日本讲学，鲁迅先生与同乡陶成章及太炎先生女婿龚未生都是熟友，陶成章是光复会副会长，而先祖父是光复会会长，陶成章与龚未生等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地谈上半天，天晴雨雪都没有关系”，他们也“几乎每日必至”先祖父《民报》社的寓所。鲁迅先生兄弟想听《说文》的要求经龚未生向太炎先生提出，先祖父一口应允了，特为鲁迅兄弟开一小班，每逢周日与周四上午八时起至中午十二时为他们讲学，报名参加的除鲁迅兄弟外，还有龚未生、许寿裳、钱家治、朱希祖、钱玄同、朱宗莱共八人，而龚未生、朱希祖、钱玄同、朱宗莱四人原在大成中学已听过太炎先生讲解《说文》，是再次前来学习的。
从该年７月１１日始，太炎先生在《民报》社为八人开起“小班”，“先讲三十六字母及二十二部古音大略”，后讲江氏《四声切韵表》……，师徒在“一间陋室内，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祖父逐字讲解，或沿用旧说，或发挥新义，或阐明语原，或推见本字，或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妙语解颐，诙谐间出，历四小时，滔滔不绝，诲人不倦。先祖父待学生非常亲切，他“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
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讲书，庄谐杂出，看上去好像一尊庙里哈喇菩萨”。先祖父后来著名的音韵文字学巨著《新方言》及《小学问答》、《文始》等重要著作即是在讲学基础上完成。讲授《说文》一直到９月２７日止。
二、太炎师徒亲密无间的关系
先祖父在日本讲学收授弟子甚众，成就较高者有黄侃（季刚）、汪东（旭初）、马裕藻（幼渔）、沈尹默、沈兼士、任鸿隽、杜羲、陶冶公、余云岫等百余人，但最著名的要算“小班”教授八个弟子，而这八人中成就最高者也就是《笔记》中三位记录人——钱玄同、朱希祖和鲁迅先生。钱玄同先生１９０６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读书，兼师从太炎先生，不仅在大成中学听太炎先生讲学，又参加民报社“小班”授课，“极端崇拜”太炎先生，经先祖父介绍入同盟会，他是追随太炎先生最久的一位弟子，曾为先祖父抄写《新方言》付印，又用篆体为先祖父录写了《小学问答》付印，先祖父称“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写的《音学五书》”，１９１０年还与先祖父及陶成章合办过《教育今语杂志》，共发行六期，其中署名“太炎”的文章，实际都是他代笔的，可见师生“浑然一体”了，他当时用的笔名就叫“浑然”。他当时常住宿于先祖父寓所，直到１９１０年５月回国，后成为“五·四”运动一员猛将，如此大地影响过中国文坛，成为家喻户晓人物，但他与先祖父亲密关系一直维持了终生。
朱希祖先生也是１９０６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读书，也兼师从太炎先生，在大成中学听太炎先生讲学，后又参加《民报》社“小班”听课，他听课“笔记最勤”，而且先有在大成中学听课基础，因此记录最全，先祖父对他评价是“博览，能知条理”。先祖父为公认的国学大师，他认为自己弟子中成就最大的要算黄季刚继承音韵文字学，钱玄同继承经学，朱希祖继承史学，吴承仕继承内典学，以太平天国为例，嬉称他们为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朱希祖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开门人，各大院校史学系创立，是他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而始，他将史学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结合为一体。他与钱玄同先生一样一生左右在太炎先生身边，这种亲密无间而又奉行师道尊严的关系，在他公子朱偰回忆录中有着生动的记载——“民国初年，章先生带了两位女公子来到我家，他穿着玄色长袍马褂，端坐在客厅中间，门弟子对他都非常恭敬，大家有说有笑，空气非常融洽，我二弟从客厅门外探头向里望，拉着母亲的衣襟，轻轻地问道：‘那中间坐着的，是皇帝吧？’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即使到了后来，二十年后的１９３２年，先祖父到北京劝张学良抗战，并在北京讲学，在北京他的众多弟子作陪，垂手恭立在老师身旁，为老师板书递茶，无一人敢入坐，而这些人却都是北京各大学院系主任以上的权威与专家，坐在下面的听众倒都是他们的弟子与学生，朱希祖先生也在其中站着。
鲁迅先生１９０２年赴日本留学，１９０６年后弃医从文，师从太炎先生，首先学习《说文》，后听过《庄子》、《汉书》、《文心雕龙》，先后逾一年。因此鲁迅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多古言古字”，他们翻译俄国斯谛普基克的《一文钱》，也请太炎先生改定，并刊登于《民报》。《民报》遭日本当局查封，并判罚款１５０元，将先祖父拘押，以服苦役抵款，每日抵一元。而当时先祖父这群革命志士穷极了，“三年衣被不换，日以麦饼充饥”，根本没钱交罚款。鲁迅先生与许寿裳闻迅急将翻译《支那经济全书》部分稿酬为太炎先生支付押金，让先祖父仅拘押一日而得释放。１９０９年，太炎先生诚邀鲁迅兄弟学习梵文，并为他们支付了“半月学费”，而鲁迅先生与朱希祖先生等门人，凑钱为先祖父出版《小学问答》等著。鲁迅先生每提起太炎先生，“总严肃地称太炎先生，或呼‘章师’、‘章先生’”，一生如此。太炎先生影响鲁迅先生的远不止“小学”，当时鲁迅先生撰写的《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与先祖父的《俱分进化论》与《四惑论》等著相较，几乎如出一辙，简直是太炎先生著作的翻版，此时他还加入了光复会，可见受太炎先生影响之深。先祖父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鲁迅先生多次与同门前去探望，先祖父遭国民党当局迫害，他也多次为先祖父执仗正言。先祖父逝世后，鲁迅先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太炎先生二三事》，毫不掩饰对老师的敬爱，他写给友人最后的一封信和他一生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文章《因太炎先生想起二三事》，都是在怀念太炎先生，可见师生感情笃厚。
三、《笔记》形成的曲折过程
先祖父治学涉及许多领域，治经治史，涉政涉文，但对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成就是举世公认的，被誉为“小学大师”，他自称研读《说文》“七十余过，的然见语本”。因此他在日本讲学，以讲许氏《说文》为最多，尤以《民报》社“小班”弟子影响最大。这八个弟子读书努力，上课听讲认真，下课核对笔记顶真，最后还将听课笔记重新抄录一遍。《笔记》就是真实记录太炎先生逐字逐句讲解《说文》，“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而钱玄同、朱希祖、鲁迅三人认真听讲笔记，凝聚了师生两代心血，以及他们再传弟子（王宁等整理者）数代人艰苦劳动的一部精彩的历史文献。
《笔记》的出版，要追朔三十年前，当时“文革”刚结束，我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工作，整理出版先祖父《全集》，八十年代初，我赴北京收集先祖父资料，走访诸先辈后裔。有幸拜见了钱玄同先生大公子钱秉雄先生夫妇，他们很和蔼地接待了我，这是一对寡言少语而极其和善亲切的老人，说经“文革”，家藏资料无多，仅存发还先父听太炎先生笔记十一册（原先共有十二册，抄家后发还仅十一册），他们二话不说，竟将十一册笔记交我，说：“请编入全集吧！”他们什么要求全都没有提，连个收条也没有要，以极具信任的眼光将这堆珍贵资料交了给我！他们与我可以说是素昧平生，初次相见，当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科研人员，他却给了我这么大的信任，让我铭感五内，真正见识了一个大家子弟的风范与大气敦厚后代的风范，显示出钱氏家属的家风教养，至今想起这一幕仍会莫名感动，不胜感叹。我一生有过许多经历，见过恶人无数，但见到这样好的好人可以说无有，我真为钱玄同先生有这样好的后代感到高兴。
钱玄同先生笔记显然不是当场的记录，而是课后与同门相校后，又重新录清的笔记，笔记中有“朱本”、“龚本”、“钱本”等其他人记录，并且以此笔记或作讲稿，或作研究，加了许多他的见解，分别以红笔、铅笔、毛笔涂划过。
朱希祖先生的笔记是三个人中最完备的，除了他勤奋之外，还因为他先前在大成中学听过一次，后在《民报》社再听一次，之后不知在何处又听一次，因此形成三部笔记，足见他好学不倦精神。他的笔记不知怎么流到钱玄同先生家，“文革”中也落入北京鲁迅纪念馆。我在北京期间承陈漱渝先生热情接待，得睹笔记一眼，只见笔记较潦草，足见是原始记录。
三人中鲁迅先生笔记是笔录最少的一位，原因是他只听过一次，二是保存不全，但他的笔记是抄写得最认真的一个。他的笔记一部分为绍兴鲁迅纪念馆藏，但仅有《说文》第一篇（上）（下）及另外二页残页共１９页，另一部分由北京图书馆收藏，也仅有三篇，每篇分（上）（下），而第一篇（上）缺，共１４页，这缺的部分恰好由绍兴鲁迅纪念馆可以相补。鲁迅先生笔记显然是经过整理而重新录写的，字迹端庄，态度极其认真，卷首写有“一九○八年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说文时之笔记二种”。我多次走访这两单位求睹鲁迅先生笔记都遭白眼。幸上海原文化局局长兼上海文管会老领导方行先生努力，竟觅得二处鲁迅先生笔记，方行先生是极爱文化极懂文化的领导，他用我的名义请上海博物馆用柯罗版影印了二百册，于１９８８年印成，取名《鲁迅先生说文札记》，成为分送海内外知己最珍贵礼品。
我得到钱秉雄先生交托的稿本和方行先生觅得的札记，深感责任沉重，当时我正在编先祖父的医学论文集和演讲集，收集了先祖父医学论文一百四十多篇，基本收全了，于是出了《章太炎医论集》，而演讲集的收集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因为要循着他的经历一一收集，难度很大，他的演讲有时政性演讲，有学术性演讲，学术性演讲中有极专业的纯学术演讲，且一生中演讲数量极多，我虽已收集了一百五十多篇，仍感不够全面，生怕全集不全，不敢付印。但近我看到多本先祖父演讲集问世，每册不过收录演讲二三十篇，我实在佩服这些编者的“大胆”和这些出版社的“开放”，有一个名气还不小的出版社，竟将蔡元培照片误置为太炎先生，居然浑然不知，真让人哭笑不得。在先祖父的演讲中，早年有讲《说文》一类笔记，晚年有讲《古文尚书》之类笔记，篇幅甚巨，内容十分专业，可以单独成著，但我的知识不足以校点这些文献。于是我将钱秉雄先生交付的笔记复印后，先将稿本归还钱先生，然后将复印件和鲁迅先生《说文札记》送往陆宗达先生处。陆宗达先生是先祖父大弟子黄季刚先生高足，最得“章黄之学”的精髓，治学严谨，待人宽厚，学风纯正，门弟子众多，他的弟子中尤以许嘉璐先生最为闻名，他“学而优则仕”位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他另一位高足王宁教授则终身献给了教育事业，于是我将这重任卸给了陆宗达师伯，交给他们整理出版是最适宜的，今后或出单印本，或收入《全集》，无疑也是最适合和最妥切的。陆宗达师伯作古后，王宁教授独将此任肩挑了起来。而我因工作需要转事两岸关系研究，一晃在两岸关系领域工作了二十个春秋，激烈的两岸关系攻防，吸走了我全部精力，先祖父演讲集收尾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对于《说文》笔记整理工作也没有过问，实在有愧先人。我没有想到在先祖父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之际，王宁教授一行竟完成了三人笔记综合整理出版，拿出了这样一部皇皇巨作来纪念先人，这实在是凝聚了章门五代人努力的学术成果终于问世了，先祖父与钱玄同先生、朱希祖先生、鲁迅先生得知当含笑于九泉，这实在也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整理出版这部《笔记》之艰难我是可以相见的，既要懂这门专业，又要一一疏理，逐条抄清归并，既要读通每一字解释，又要一一誊写，逐字逐句校对，不管人工排印或电脑整理，都会遇到许许多多难以表达的繁体字和异体字，最后只好请曾获全国硬字书法大奖的梁天俊先生逐字逐句抄写，他也是陆宗达先生学生，经他手书让全书增色不少，也解决了排印不便。参与全书整理还有万献初先生、李国英先生与李运富先生，由王宁教授总领，还有许多学生帮忙，终于历经十六载，完成全部工程，让人叹为观止。“文革”后，文化繁荣，学术昌盛，但也带来不少的学术浮躁，整理先人文献这种为他人作嫁妆的事，变得少人问津，人人都欲自己一鸣惊人，不肯从事踏实的基础研究，但北师大王宁教授一行甘为别人作嫁衣精神，实在显得难能可贵，令人可佩，我作为太炎先生后人要向他们深深鞠躬致谢！
四、《笔记》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小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基础学，《说文解字》是研究中国文字学的第一部有系统的著作，后代有所补，至清代《小学》大盛，段玉裁等都作了许多补正，而先祖父则是最后一位小学大师，为经古文作了光荣的结束，为现代汉语语言文字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发展历史中的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先祖父是清代乾嘉学派的直接继承者，他的治学先从小学着手，精读《说文》七十余过，卓然见语言文字之本，他治小学“不欲为王菉友辈，滞于形体”，而强调通音韵，明训诂，辨形体，深探文字的音、形、义关系，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面，独步千古，然后以他浓厚的小学功底，直探群经的精微，乃至诸子学的妙旨，获得很多真知灼见。他在三十岁前就已成为一个出色的青年汉学家，尤其随俞曲园大师治学八年，至东京讲学时，他已不惑之年，也是思想与学术最成熟与旺盛时期，在《笔记》中他成百次批评《段注说文》的不足，指出“段说大谬”、“段说非”、“段氏未了”……，谬在只见字而不见词，只见词而不见语源，不见词义的历史源流，《笔记》纠正了其它许多历史上的谬误。先祖父不仅没有停留在古人基础上，而且积极汲取西方文字学研究成果，特别接受了德国马格斯牟拉学说，致力建立起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语言文字学，将传统小学，一变为一门独立的有条理系统的现代语言文字学。“语言文字学”一语，系先祖父所创。王宁教授在《笔记·前言》中，称太炎先生的《说文》学至少具有四大特点，即“民族的语言的历史的理论的”，这是一篇很好很全面的《前言》。我想，对于《笔记》的学术价值，它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对于古籍研究与国学研究的意义，尤其对文字学研究的意义，应该让专家们来细细评论，不应由我这门外汉来胡诌。据我所知万献初先生就完成了一部十多万字的《论章太炎的＜说文＞学》，这样的专著必然在《笔记》面世后会不断涌现。
一百年前，太炎先生师徒钱玄同、朱希祖、鲁迅等人，为探寻救中国之道，而治学，而呐喊，他们是一群当时时代最先进的中国人，站在当时时代先进文化的最顶端，他们一边学习，一边投入民主革命运动，以１９０８年例，太炎先生在《民报》撰写的革命斗争文章就达５１篇，以后这些人物点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光焰万丈至今未灭。今天我们读读他们治学的《笔记》，缅怀他们当年的激情，无论为人治学都是会有补益的。传统与学术都是在继承中发展的。从这意义上讲，出版这部《笔记》的意义是巨大的。
当今许多刊物说起太炎先生，都把他尊为国学大师，对他革命经历却越来越淡忘了，既然是国学大师就是旧学代表人物，就是落后的代表，就是老古董，就是冬烘先生，就是出门不识回家路，买东西不识钱，爱吃臭冬瓜臭豆腐，守旧落拓，思想古怪的旧式人物……，这种文章报刊乐此不疲地登载，以自己的无知去想象先人的无知。这让我非常困惑，不知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倒退。
我非常高兴看到《笔记》的诞生，也许先祖父和钱玄同先生、朱希祖先生和鲁迅先生怎么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后人，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会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他们，我认为这是最有意义的纪念。我要谢谢为之付出劳动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已经作古的钱秉雄先生、陆宗达先生、方行先生……。至于《笔记》将我列为“顾问”，是不恰当的，我只好以此文作为弥补，并表示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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