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说到汪精卫,我们脑海里第一时间跳出的恐怕就是“汉奸”二字,我们翻开任何一本介绍汪精卫的书,其中谈到他在抗日战争中表现时,大都是这样: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这种说法当然不错——有历史事实做证据。然而,我们知道一个人做事的动机是非常复杂的,三言两语,标签式的总结,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历史人物。
谈到汪精卫组织南京政府,我们必须首先明白这样一个背景——那就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在各个帝国主义势力中进行的一种选择。二战前世界上有两大阵营:“英法美”和“德意日”。从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等“物”的方面来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国占绝对优势。但战争就是一种赌博,在“物”方面的劣势者就象口袋里没有多少钱的赌徒,他们要想赌赢腰缠万贯的阔佬,只能采用“孤注一掷”的赌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输。“德意日”孤注一掷向“英法美”挑战,也就抱着这种大嬴大输的心里。当然“德意日”的确有战胜“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将领们少犯一些错误,如果"英法美"的将领们多犯一些错误,二次大战的胜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胜利其实不过是一种“险胜”。在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阵营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中,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测哪个阵营会取胜。蒋介石赌“英法美”取胜,坚持抗日战争;汪精卫赌“德意日”取胜,主张对日讲和。如果我们不以“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历史观来评判汪精卫的话,当时汪精卫对日讲和的行动并不是什么卖国行为。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取胜的话,中国如果站在“英法美”阵营一边,就不可避免要作为战败国受到割地赔款的惨烈制裁,那时中国可能真要被并入日本的一个省,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要划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与日本讲和,中国就可以避免成为战败国的割地赔款苛刻制裁,还可以让中华文化苟延残喘下去。这就是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从历史上看,汪精卫也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对日妥协,他也曾是一个坚定的抗日分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卫是主张抵抗的主战派。当时的爱国学生把汪精卫当作爱国领袖,1931年12月5日全国爱国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请当时正下野的汪精卫还政,他们打出的标语是:“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即日收复东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12月6日汪精卫在接见全国高校学生代表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卫进一步阐述他的对日方针说:“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汪精卫在高呼抗战的民意之下,再次还政担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当时所以主张抗日,是因为希望中国军队的积极抵抗,会引起英美法等列强的出面干涉,谴责日本违反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九国条约》,制止日本的露骨侵略行为。然而英美法只是口头上谴责了一下日本,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这也变相地鼓励了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使日本更加无所顾忌地侵略中国。此后汪精卫开始对英美法等民主国家失望,同时中国军队在“九一八”后的怯战表现,也让汪精卫深深失望,使汪精卫的对日方针从“主战”一百八十度转变为“主和”。特别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汪精卫应国民党中央之邀紧急归国。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全面入侵中国。英美法等国不但没有干涉日本的侵略行为,甚至还拒绝向中国提供武器。由于中国是穷国,没有现钱买武器,只能通过借款的方式买武器。当时只有德、意和苏联肯向中国提供借款,卖给中国武器。抗战爆发后英美法对中国的冷漠态度,以及中国军队的屡战屡败,使汪精卫产生了只有对日妥协才能救中国的思想。在1938年,中国的抗战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影子。当时谁能预料到1940年美国会经济制裁日本?谁能预料1941年美国会向日本宣战?谁能预料1945年日本会战败投降?
1938年6月武汉广州陷落后,国民政府退守重庆。汪精卫开始公开批评抗日派,他说抗日派是“不说老实话,不负责任”。汪精卫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当爱国华侨陈嘉庚提出“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提案时,汪精卫争辩说:“总理(孙中山)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汪精卫说:“抗战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游击队。抗战只有一条路:亡国。此外还有一条‘和’的道路,我们应该拿出抗战的决心和勇气来讲和。”从此,走上了不归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汪伪政权的存在,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国抗日力量的存在发展提供了缓冲地带。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满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战条件,才使日本没有继续向蒋介石发动进攻。如果没有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日军不可能找到一个有面子的停战理由,必须继续进攻直到消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后再没有对退居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发动大规模进攻,就是因为汪精卫已经代表中国与日本讲和。有人说1939年后日本没有发动大规模对华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的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几百万兵力全线出击,大举进攻东南亚。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华战争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过七八十万。只要日本再投入200万军队,打下重庆延安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正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才没有继续进攻重庆。蒋介石和共产党能在8年抗战中生存下来,靠的并不是国共两党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是靠汪精卫的“卖国”解围。此外,其政权下的人民也多少得到喘息的机会:敌占区人民在汪精卫政权下的生活还过的去,基本生活物质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平稳,没有听说老百姓吃不上饭,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发生。而蒋介石“还都”以后,倒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卫时代还下降了一块。没有汪精卫政府和日本人争物资,保证敌占区人民的吃饭穿衣,敌占区人民怎么可能捱过八年的漫长岁月?假如当时没有汪精卫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敌占区的物资全部抢光烧光,敌占区老百姓即使逃过日本兵的子弹,也逃不过饿死冻死的命运。汪精卫政府与日本人争物资,至少拯救了上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性命。
当然,历史评价只看结果,不问动机。就此而言,汪精卫头上的汉奸帽子是不会落下的。然而,作为个体研究,我们却不能不深究他行为后面的一些原始动因与想法—— 要之,历史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因此,我们在理解历史人物时,就应该更全面更细致一些。标签式的评价,无助于了解历史,也无助于了解人性。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谈到汪精卫组织南京政府,我们必须首先明白这样一个背景——那就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在各个帝国主义势力中进行的一种选择。二战前世界上有两大阵营:“英法美”和“德意日”。从人口、资源、工业生产能力等“物”的方面来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国占绝对优势。但战争就是一种赌博,在“物”方面的劣势者就象口袋里没有多少钱的赌徒,他们要想赌赢腰缠万贯的阔佬,只能采用“孤注一掷”的赌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输。“德意日”孤注一掷向“英法美”挑战,也就抱着这种大嬴大输的心里。当然“德意日”的确有战胜“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将领们少犯一些错误,如果"英法美"的将领们多犯一些错误,二次大战的胜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胜利其实不过是一种“险胜”。在中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阵营正处于紧张的对峙中,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预测哪个阵营会取胜。蒋介石赌“英法美”取胜,坚持抗日战争;汪精卫赌“德意日”取胜,主张对日讲和。如果我们不以“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历史观来评判汪精卫的话,当时汪精卫对日讲和的行动并不是什么卖国行为。如果二战是“德意日”阵营取胜的话,中国如果站在“英法美”阵营一边,就不可避免要作为战败国受到割地赔款的惨烈制裁,那时中国可能真要被并入日本的一个省,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就要划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与日本讲和,中国就可以避免成为战败国的割地赔款苛刻制裁,还可以让中华文化苟延残喘下去。这就是汪精卫一派对日讲和的想法和目的。
从历史上看,汪精卫也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对日妥协,他也曾是一个坚定的抗日分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卫是主张抵抗的主战派。当时的爱国学生把汪精卫当作爱国领袖,1931年12月5日全国爱国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请当时正下野的汪精卫还政,他们打出的标语是:“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即日收复东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12月6日汪精卫在接见全国高校学生代表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卫进一步阐述他的对日方针说:“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汪精卫在高呼抗战的民意之下,再次还政担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当时所以主张抗日,是因为希望中国军队的积极抵抗,会引起英美法等列强的出面干涉,谴责日本违反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九国条约》,制止日本的露骨侵略行为。然而英美法只是口头上谴责了一下日本,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这也变相地鼓励了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使日本更加无所顾忌地侵略中国。此后汪精卫开始对英美法等民主国家失望,同时中国军队在“九一八”后的怯战表现,也让汪精卫深深失望,使汪精卫的对日方针从“主战”一百八十度转变为“主和”。特别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汪精卫应国民党中央之邀紧急归国。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全面入侵中国。英美法等国不但没有干涉日本的侵略行为,甚至还拒绝向中国提供武器。由于中国是穷国,没有现钱买武器,只能通过借款的方式买武器。当时只有德、意和苏联肯向中国提供借款,卖给中国武器。抗战爆发后英美法对中国的冷漠态度,以及中国军队的屡战屡败,使汪精卫产生了只有对日妥协才能救中国的思想。在1938年,中国的抗战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影子。当时谁能预料到1940年美国会经济制裁日本?谁能预料1941年美国会向日本宣战?谁能预料1945年日本会战败投降?
1938年6月武汉广州陷落后,国民政府退守重庆。汪精卫开始公开批评抗日派,他说抗日派是“不说老实话,不负责任”。汪精卫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当爱国华侨陈嘉庚提出“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提案时,汪精卫争辩说:“总理(孙中山)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汪精卫说:“抗战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游击队。抗战只有一条路:亡国。此外还有一条‘和’的道路,我们应该拿出抗战的决心和勇气来讲和。”从此,走上了不归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汪伪政权的存在,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国抗日力量的存在发展提供了缓冲地带。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满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战条件,才使日本没有继续向蒋介石发动进攻。如果没有汪精卫代表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日军不可能找到一个有面子的停战理由,必须继续进攻直到消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后再没有对退居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发动大规模进攻,就是因为汪精卫已经代表中国与日本讲和。有人说1939年后日本没有发动大规模对华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的战线太长,兵力不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几百万兵力全线出击,大举进攻东南亚。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华战争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过七八十万。只要日本再投入200万军队,打下重庆延安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正因为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才没有继续进攻重庆。蒋介石和共产党能在8年抗战中生存下来,靠的并不是国共两党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是靠汪精卫的“卖国”解围。此外,其政权下的人民也多少得到喘息的机会:敌占区人民在汪精卫政权下的生活还过的去,基本生活物质供应稳定,市场物价平稳,没有听说老百姓吃不上饭,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发生。而蒋介石“还都”以后,倒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卫时代还下降了一块。没有汪精卫政府和日本人争物资,保证敌占区人民的吃饭穿衣,敌占区人民怎么可能捱过八年的漫长岁月?假如当时没有汪精卫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敌占区的物资全部抢光烧光,敌占区老百姓即使逃过日本兵的子弹,也逃不过饿死冻死的命运。汪精卫政府与日本人争物资,至少拯救了上千万中国老百姓的性命。
当然,历史评价只看结果,不问动机。就此而言,汪精卫头上的汉奸帽子是不会落下的。然而,作为个体研究,我们却不能不深究他行为后面的一些原始动因与想法—— 要之,历史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因此,我们在理解历史人物时,就应该更全面更细致一些。标签式的评价,无助于了解历史,也无助于了解人性。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