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中国的历史，无论古代史、现代史，亦或当代史之可怕，主要表现在为执政者的私利公然造假。
胡适先生说 “至于《诗经》，本有三千篇，被孔子删剩十分之一，只得了三百篇。”因此，胡适先生对大家说：疑古的态度有两方面好讲：（一）疑古书的真伪。（二）疑真书被那山东老学究弄伪的地方。他还举例说：如中国的历史，从盘古氏一直相传下来，年代都是有“表”的，“像煞有介事”，看来很是可信。但是我们要怀疑，这怎么来的呢？我们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究竟来源怎样，要知道这年月的计算，有的是从伪书来的，大部分还是宋朝的一个算命先生，用算盘打出来的呢。由此胡适得出的一句真理——“我们疑古的目的，就是得其“真”，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
早期史官的记录是公开的，这对保证史料的真实性有积极作用。所以，齐太史一家宁可被杀也不改一字，除了职业荣誉感更因为舆论和道义上的绝对优势。后来，为了真实性与史官的生命之间寻找平衡，史官的记录被严格保密，直到皇帝晏驾后为了编纂实录和后世修史的时候才拿出来。这不仅高度保证了原始资料的真实性，更对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形成了不小的震慑力：史笔如铁，你做的所有坏事今天或许迫于淫威没人指斥，但绝对哄骗不了后人，更影响不了他们的正确判断和批判。所以，才有了“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惜，被秦始皇以后的帝制破坏了规矩。
古代就有文字狱的传统，到了现当代依然如故。因此普通人民甚至士大夫官僚都不可能不为说真话付出代价。“指鹿为马”也许是比较早的一种典型，只是不能肯定在秦朝这样的现象有多普遍。但是，在一个皇上自己都在异想天开长生不老，从而对假药梦寐以求的时代，造假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皇帝自己相信假药、假现实和假来世，同时迫使大臣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进而大臣迫使手下官员，官员迫使底层民众，于是一个造假运动就这样自上而下开始普及和深入了。
唐高祖武德四年，先发制人干掉兄弟威逼父亲的李世民终于如愿做了皇帝。他不仅轻松干掉了自己的亲侄儿们（嗜杀的朱棣也没对建文帝的儿子下杀手），还抢了弟弟李元吉的正妻做妃子（李治后来还是帮他叔叔报了仇）。灭突厥、征高丽、纳谏言、安百姓，打拼十多年后一个“天可汗”终于诞生了。志得意满的李世民似乎无所畏惧了，但这位深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大唐天子很清楚他做过的一切绝逃不过史官铁笔。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看《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因为里面记录了包括玄武门之变等事件的真相。
可耻的房玄龄、许敬宗等人终于将删改过的实录呈了上去，没想到那虚伪的人看完之后竟然故作轻松的说：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并用周公杀兄弟大义灭亲自比，暗示史官把政变写成一场自卫反击战。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啊！破坏了公平正义的人却口口声声要维护公平正义。孟宪实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贞观二十年，李世民主持修《晋书》，在为王羲之传写史评时忍不住感慨：‘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他口中的‘积善’指的是贞观之治，‘为恶’就是指玄武门之变。就是因为他对自己在玄武门的所作所为耿耿于怀，如芒在背，才施行仁政，富国强民，希望能留一个万朝盛世来证明自己做的一切都值得。” 到底这“天可汗”的贞观之治掺了多少水？现在谁也说不好，包括新旧唐书里对那段历史的记载都不一定靠得住，因为这两本书编修时要参考的第一份资料便是实录。李世民脸上被无耻文臣涂抹上去的粉到底有多少？说不好。但从李建成这个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被妖魔化的痕迹来看，肯定不少。为什么？因为连军事能力都被“漂没”了，连酒中下毒却毒不死人这种逻辑混乱的故事也被当作死有余辜的罪证，其他还能说什么？终唐一朝，没有人敢对这些表示质疑，知情者们终于带着真相走进阴曹地府。
直到宋朝才有人感觉不对劲，但真相已经无法彻底还原了。更重要的是，几千年的史家传统被破坏，历史从此彻底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人物脸上的脂粉和粪便逐渐演化成脸谱，史书从此沦为吹捧或诬蔑的帮闲。西夏无史可以怪蒙古人野蛮，但靖难成功后的灭了方孝孺十族的朱棣皇帝也依样画葫芦起来，不仅篡改《太祖实录》，自欺欺人的废除建文年号，连建文旧臣黄观的三元及第身份也给撤除了。
如果说迫于生存而被迫造假似乎还情有可原，那么好大喜功而主动造假就绝难容忍。令人遗憾的是，这在中国同样源远流长、蔚为风潮。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例。2005年据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到处剪彩开会，好不热闹，影响之大，甚至波及西方。这波及西方的不是郑和下西洋本身，而是对于其纪念的“轰轰烈烈”。甚至一些说法更甚，宣称北美也是郑和发现的，还有海图引以为证，当然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骗局。
关于郑和下西洋，常见的说法是这样的：在公元十五世纪初叶，明成祖朱棣派遣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前后七次下西洋（第一次出航在1405年，最后一次出航在1433年），访问了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与亚非人民的友好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往往还会强调：“郑和所到之处，中国以先进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是平等自愿的交易，这完全不同于后来到东方的西方殖民者的名为交易、实为坑蒙拐骗烧杀抢掠的海盗行为。”于是，郑和俨然是和平的使者和友谊的典范，在贬低别人、溢美自己之间，就塑造了自己的“光辉形象”。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吹嘘宝船的宏伟、中国造船技术的发达，大大满足了虚荣心，又为争当代第三世界领袖找到了历史根据。
郑和下西洋在今天被描绘成了和平的使命，国与国之间友好与和睦相处的典范。这样一来，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似乎不是从600年前的明朝利益出发的，而是从中国今天的政治和外交利益出发的。如此“古为今用”，不得不使人立即产生对这样的纪念活动动机的怀疑，从而对整个历史事件的怀疑。那么郑和下西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史书上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记载，是类似活动中资料最少也最模糊的。民间传闻沸沸扬扬，这应归功于晚明万历年间罗懋登的长篇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巨大影响，以及东南亚华侨为纪念漂洋过海的先祖而对郑和事迹的诸多传说。但翻检可靠文献，却寥寥无几，其主要原因据说是明代一切关于郑和航海的官方档案早已被毁。有说是明代禁海派官员的鼠目寸光，有说是清代乾隆皇帝的有意为之，总之其结果就是我们只能从一些残缺不全的记载中了解这次航海事件。最重要的“证据”居然就是罗懋登的长篇小说，而罗懋登在“郑和下西洋”100年后才出生，并且既无科学工程训练，亦无考古历史背景。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难解的谜。先从郑和的船说起吧！按照《明史》记载，郑和的宝船的尺寸是长44.4丈，宽18丈，以明尺为0．317米计，折合长宽约为140米和57米（有的甚至说成是151.18米和61.6米）。明钞说集本《瀛涯胜览》、顾起元《客座赘语》、及郑和家谱的记载与之相同，似无疑问。
按照最近国人制作的模型，郑和的宝船就是（图11－1）中的样子。按照这样一个模型和尺寸，如果假定船的吃水深度仅仅为6米，这是很浅的吃水了，再假定船的方模比为65％，（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型，这个方模比应该是比较接近的），那么船的排水量就是30,000吨！
在明朝可以造出30,000吨的船吗？而且那是没有钢结构，全部都是木头做的。曾几何时，在“文革”时号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的研制和建造成功被宣传得家喻户晓，媒体文件铺天盖地，还拍了一部堪称红色经典的电影《战船台》，欢呼这“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和“伟大胜利”。那么在明朝就用木头建造成功的三万吨巨轮又如何宣传呢？究竟是“文革”的万吨轮是经过了560年以后从明朝的三万吨退化到了文革时的一万吨的退化了和缩水了的郑和大船，还是明朝的造船术在560年前就完成了“文革”中吹嘘的伟业的三倍？这是怎样的黑色幽默？少数人的造假本身已经十分恶劣，而广大民众对于造假的赞赏、默认和纵容则更为严重。前者是个别人对于社会的犯罪，而后者是整个社会对于前者的肯定，从而是整个社会的蓄意的造假。
近来发现，建造郑和船只的船坞在南京附近，其西接长江，考证为明朝为造船在长江边人工开挖的长方形大塘，在它与长江交汇处建有一个人工水闸。造船的工人们在作塘里搭起台架，在上面建造船只，船造好后，趁着江水涨潮的机会打开水闸，让江水进入作塘，将船浮起，这样船只就能漂入长江。其中最大的是第六作塘，简称六作（图11－2）。这就是六作今天的样子，“在2004年11月的考古发掘中，就是在这个深度发现了明代搭造宝船台架的木桩和“地龙”（即横亘水底的巨型木料）。”这就证实了明代的6号作塘就是这个深度，不超过6米。据考察，位于六作东面的五作、四作以及已被填埋的一作、二作和三作的深度都是一样的。所以造船专家的结论是，这里根本不可能建造尖底的船（福船型）。亦即，现在国人的“复原”模型所表現的尖底的“郑和宝船”，当时根本就没有建造的地方，因此宝船只能是平底船（沙船型）。
一些比较严肃的研究表明，郑和的平底宝船根本经不起风浪，即便将其吃水算作实际上不可能在“六作”造出的6.6米，其“稳度消失角”也只有48°。这样的性能，就是不算其它的问题，也绝不可能经得起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风浪。
而且，明永乐年间，朱棣施政办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当时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其大小也不过宽63.96米，深37.20米，高35.05米。而宝船上仅船楼的面积和高度就大大超过了它，在等级森严的中国专制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容忍这样的事。
现代的航海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远洋航行必须是尖底船。只有尖底船才经得起风浪，原因之一是因为尖底船吃水深，在水线以下有很大一部分船体，这部分船体不受表面风浪的影响，在水线以上的船体受到风浪影响时，水线以下的船体产生的力矩可以抵抗这些影响，从而使得整艘船保持稳定。而平底船没有这样的特点，因此经不起风浪。这也就是为什么远洋船只都是尖底的，这也就是现在把郑和的船模型“复原”成尖底（福船）的原因。但是由于六作的挖掘数据否决了尖底船的可能，有的人又只好说其实大型的平底船（沙船）也是可以经得起风浪的。这样的自欺欺人和造假，几乎受到了国人万众一心的拥护。
事情还没有就此打住，按照“史书”记载，郑和船队是由240艘海船组成的联合舰队，船队的主体船舶为以上提到的排水量3万吨的宝船，外加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等五类。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旗舰、战船、补给船、交通船等。郑和迷们总结道，大型宝船载员1000人以上，整个舰队二万余人，这不是探险队，而是航母战斗群了。唯一缺少的就是用瞎话再编造一些飞机出来。
他们毫不掩饰地声称：“对郑和船队描述比较具体，并为广泛引用的资料，是明代罗懋登的小说《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也正是他们的数据来源。表格中吃水是他们猜测的，而排水量是他们按照这些数据计算的。不知为什么其中宝船没有给出排水量，也许他们也意识到3万吨巨轮有点过头了，因此不写为妙？但是表中那组成郑和船队的700艘万吨轮（1.5万吨），也足以让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人无地自容了吧？
序号 船名 数量 长（丈） 宽（丈） 吃水（米） 排水量（吨）
1 宝船 36 44.4 18 8
2 战船 180 18 6.8 4 1,703
3 坐船 300 24 9.4 5 4,033
4 马船 700 37 15 7.6 14,586
5 粮船 240 28 12 6 7,081
细心的读者如果按照这两个“权威”的研究数据计算一下其“引经据典”和津津乐道的郑和船队的舰只总数和总吨位，便会大吃一惊：舰只总数1400余艘，总吨位1400万吨以上！要知道，清朝洋务运动时中国海军的总吨位才4万吨，今天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也不到200万吨，就是现在美国海军的舰只数量也只有435艘，总吨位也才800万吨。郑和船队的总吨位超过了现在美国海军的总吨位将近一倍！这可是出自两位“学者”和“权威”的研究，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另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古船模型研制中心主任、教授。应该说，这些荒唐可笑的结果绝不仅出于这两个“权威”，实际上，各种各样的“郑和研讨会”上几乎听不到质疑的声音，只有上上下下随声附和摇旗呐喊，因此，这些荒唐是一个举国上下的梦呓，诠释着一个民族整体对造假的纵容和欣赏。
不管这记载到底出于何处，朝廷正史也好，民间野史也罢，对于中国的文字记载，到底有多少可靠性，我们应该心知肚明。华夏不少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大可怀疑，不必回顾很远，看看非常近代的历史就知道，官方的文献是多么不可信。中国当时的权威文献记录：1958年，水稻单季亩产达到13万多斤，红薯单季亩产达到113万多斤。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宣称：“在一亩零七厘五的中稻田上，获得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这精确度胜于郑和的记录吧？现在应该知道我们的文字记载有多么可靠了吧？这样的吹牛和造假，如果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年代之久远，很可能会被作为中华民族的又一个“伟大创举”而举世闻名。600年后世界完全有可能做到水稻单季亩产10万斤，到了那时，国人一翻中国文献，“发现”了就如同华夏近代“发现”郑和下西洋一样的“辉煌”，于是一阵惊喜：哈！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就超过了水稻单季亩产10万斤，伟大的我们，总是“世界第一”！哎呀呀！
编造瞎话和相信瞎话是瞎话得以弘传的充分必要条件。编造瞎话的和相信瞎话的人绝不愿意瞎话被戳穿，但又无法自圆其说，只好编出更多的瞎话来弥补最初那个瞎话的漏洞，如此便形成一个瞎话链和瞎话市场。于是编造瞎话就成了一个有市场需求和可持续的职业，在今天的中国，此职业方兴未艾，从业者似乎绝无失业的担忧。
瞎话总是可以随便编的，但是当瞎话被质疑时就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对于造假者来说，最令他们恐惧的敌人就是科学。科学对于真伪的判别的一个标准就是其可再现性。如果是真的，那么给予同样的条件，就一定是可以再现的。我们可以按照当时的工业水平和建筑水平，在南京六作重新建造这些船只，以此来证明当时的确有可能建造这些船只并可以下海经得起马六甲海峡的风浪的。其实造假者心里很明白，这样的再现是不可能的，因为原本就是假的。
2005年开始有些人为了复制郑和宝船，弄得轰轰烈烈，终于在竭尽全力之后认定可以造出1500吨的“木船”，木料要从马来西亚进口才能合乎标准，其中金属的使用也不在少数，现代技术也都用上了。一个参与者骄傲地说，一根钉子就超过了2.5米。然后申明，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木船”。在举国支持之下如此折腾，也只能造出1500吨的“木船”，只有所吹嘘的郑和宝船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当时郑和的宝船存在过吗？
同样值得质疑的是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明朝在中国是一个相对弱的朝代，这样规模宏大的远洋航行到底始于什么动机？这今天仍然是一个迷。我们也许不知道其目的是什么，但还是可以逻辑地推断其目的不是什么。首先，其目的无关商业，因为其没有任何真正的商业作为；其次，其目的也无关探险，因为那些航线在郑和以前都已经被普遍知道；再者，其目的也无关宗教，因为皇帝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也没有任何宗教理由出使东非。
更荒唐的说法是去找太子、剿叛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决策者的智商真是值得怀疑。那个时候到东非去找太子、剿叛军，和现在到月亮上去找失踪者和消灭恐怖分子一样荒唐。因此，最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这至多是一个“政治娱乐”项目或者“面子工程”，亦即拿老百姓的血汗钱挥霍，宣传皇恩浩荡，招引万国来朝。那时永乐帝叔夺侄位，被视为僭主，海内人心浮动，也许需要借助这样的娱乐和宣传增加自己的信心和树立自己的形象——“海内存知己”做不到了，但是还可以来一个“天涯若比邻”么。
于是就有了声名赫赫的三宝太监下西洋，沿着别人早已经开辟的航线，几乎就是沿着海岸线，到东非去兜了一圈。由于是沿着别人开辟的航线，又是沿着海岸线航行，因此在航海史上没有地位是很自然的。那些郑和“粉丝”不必抱怨世界其它国家不把郑和下西洋当作一回事，更不用说当作一个航海的大事件，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大事件。不管其是否真的抵达了那些东非的地方，都不会给世界航海史增添任何光彩。但是那些瞎话编造的“航空母舰”和超级舰队却是一个划时代造假的极好证据。
如果说《西洋记》还只是技术上的造假，那么对郑和下西洋的歌颂就是道德上的沦丧。
于是值得关注和担忧的是，这样一个当时官方都讳莫如深难以启齿的事件，如此在明朝都被视为劳民伤财的举动，到了600年后今天的中国，却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意义。整个“600周年”的纪念活动搞得沸沸扬扬，当然还不仅仅在这些整数的年份，整个中国的近代历史，都在期望这个“下西洋”的壮举给予中国人以面子和亢奋。郑和的光辉形象甚至出现在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一个太监在他的皇上英明领导下，不惜劳民伤财，给远在天涯的“蕞尔小国”送去了皇恩浩荡。翻译成现代的华夏“八股”就是：郑和作为伟大的和平使者，给世界送去了和平的信息，加深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友谊。不仅如此，太监和皇上还越过了600年的时空隧道，给当今世界送来了和平的信息。于是明朝这样一个小朝廷俨然按照现代的标准成了国际关系的典范。一个残酷地压榨自己的人民并且不给自己人民任何权利的朝廷，居然可以是国际的友好使者吗？
请记住这条永不过时的定律：一个不能善待家人的人，绝无可能善待邻居！
迫使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造假的登峰造极者应该是清朝。为了巩固其统治，防范异族心存不满，清朝把文字狱普及深入和提高到空前的地步，这迫使整个社会和人民说假话、办假事。人们通过自己造假以避免受到迫害。说假话的习惯，大概在那时登峰造极，至今方兴未艾，可能还有继往开来之势。
到了清朝，上百年的文字狱不仅杀得文人噤声，一部《四库全书》更是销毁删改古书无数，弘历甚至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将袁崇焕的案卷付之一炬——古人的历史都可以随便涂抹，何况时人的记录？
《四库全书》,根据中华书局影印杭州木刻版《四库全书总目》的统计,共收书3461种,存目6793种。《四库全书》号称“全书”,实际并不全,因为它只收入了3461种书,与中国原有的书种(约7千种左右)相比,它只收入了一半。那么,还有那3千多种书那里去了?原来都被乾隆爷给焚毁了。另外,就在那收进《四库全书》的3461种书里,也有不少是经过删改的,已不是原来面目,凡是皇上认为要禁忌的字、句、义,都要删除或修改,以免“谬种流传,贻害后代”。
曾经有人吹捧乾隆爷编纂《四库全书》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里程碑。事实却完全相反,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劫难,自古流传下来的各种书籍,在这次劫难中被消灭了一半。乾隆爷真是“好样”的,他比秦始皇要“英明”得多。
在上朝时乾隆对官员们说:“要知道,中原历年野史甚多,各种传闻邪说,其中有不少是对我大清的毁谤污衊,岂能任其流传?这种违禁邪书,江浙两省最多,江西、湖粤、闽广等地恐怕也有。朕本想趁此次征集天下藏书之机,顺便销毁违禁邪书,………”因此,乾隆下令继续征书,而且特别关照,对于“异端邪说”、“诋毁本朝”之书,绝对不能放过一本,一定要上缴朝廷。自觉上缴者不追究书的主人,如不是自己主动上缴,而是被搜查出来的,不仅要追究书主的罪,还要追究主办官的罪。乾隆征书的真实意图,他的狰狞面目,至此可谓图穷匕首见。
搜查禁书运动始终贯穿于编纂《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之中。直到《四库全书》编纂完毕,全体参加编纂的人员解散,这场搜查禁书的运动才算结束。在整个搜缴禁书过程中,每年都有一、二起文字狱发生,也就是说,每年都要杀一、二次人,株连的人也不少。可以说,《四库全书》浸透了人血。
经过十多年的折腾,一焚二删,原有的中华典籍,从七千种左右只留下三千多种,而且这三千多种里有不少是经过删除或改头换尾的。这是对中华文化的一大摧残,是乾隆的一大“伟业”。
不少中国的历史编纂，只有利益原则，而没有正义原则。历史的记录已经不是史实，而是按照编纂者利益改编的演义。清朝重修的历史，使得中国的历史已经无法辩明真伪。满清修史的最大害处是篡改，而不是简单删除。导致了有史无实。这是满清对于造假的继往开来之举，可谓空前，遗憾的是没有绝后。历史学家吴晗曾言：“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可见其危害之烈。而敢于正视历史的学者，在中国的社会中却难以找到一席之地，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按照今天的需要去重新描绘历史事件甚至编造历史事件，这是在中国屡见不鲜的做法。曾记否文革时期的那些重新填词的历史歌曲。是的，把历史歌曲重新填词。这还是历史歌曲吗？但是，那时这些歌曲唱遍了神州大地。当时每个人都会唱重新填词的“历史歌曲”，但是对其真正的历史歌词却一无所知。歌词可以重填，那么史实当然可以重写。于是，有的“历史”从头到尾连一句真话也没有。
中国历史大多是外表富丽堂皇，内里腐烂不堪的破烂玩意。
是因为许多官方史料都是由统治集团乃至皇帝决定主题思想，下面的御用文人组成写作或编纂班子，然后按旨意炮制出来，最后经上头审批后定稿。一代一代搞下来的“官本位”文化的产物其积累起来是非常可怕的。大多数的人被忽悠了。因为凡不合当朝统治者或利益集团胃口的东西，哪怕仅仅是因为一个字犯了忌讳，都会在有意无意间湮没了，历经这么多的朝代的变相“焚书”，还能剩下多少真实的历史？
中国历史伪多真少除了主观上的人为因素，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也是不可忽略的：古代中国语言与文字之间的落差。古代人讲的是当时的日常用语（即白话文），但是作为历史记录下来的却是文言文，我们现在读历史又要将这些文言文用我们当代的日常用语解读出来，这其中几经周折的翻译所造成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官方的史料，大量的生动形象的日常语言（例如民间俚语）被剔除了，代之以“八股腔”的文言文，这从语言学上分析，历史已经在这里被涂改了，走样了。
读中国历史，要读野史；正史往往公然造假。另外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去找国外的信息资料。当初一些中国的珍贵文物被流到国外，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可以肯定--如果它们留在国内，面对无休止的战乱和政治运动，必然是所剩无几了。而外国人却是把它们当作东方文明的宝贝精心保护着呢。胡适先生在多处演讲中提到，他对历史学的重大贡献，其中一些就是去欧洲的馆藏中才考证出来的。这好像有点黑色幽默，让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季羡林口述，时间：2009年2月7日下午3：00-4：30
季羡林：现在范老（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应该说是过时了。过时的原因，就在于这本书对佛教破口大骂，而且是从《中国通史简编》里面专门弄出一本，专门骂佛教。我不是佛教信徒，但我认为，不能这样做学问。此外，我们的历史观，还停留在这个太祖、那个太宗的那一套英雄史观上，那不是历史的真相。有句老话，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尽管每个人都知道，甚至说得有的人都有点厌烦了。但是现在虽然口头上没有人敢反对，可是思想上是否同意，我看倒不一定。将来讲历史啊，不管在高中还是大学，把中国通史讲完了以后，再讲一个历史的真相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历史教科书还停留在帝王将相的英雄史观上，我们必须加以纠正。现在历史教科书有新的吗？还是范老的那一本吗？……关于“历史的真相”，我还要补充说一点。中国的历史很特殊，它基本上是一个朝代接替一个朝代，别的国家没有这个现象。但是我们的脑袋里不能全是这个祖、那个宗的，人民创造历史摆在什么地方呢？人民创造历史，这个谁也不能否认，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你说，中国的这些伟大发明，不都是人民创造的啊？比如说，造纸术、印刷术。我的意思就是，不管是范老的教材，还是别人的教材，一定要恢复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种观点。我们从小学中国史，脑袋里接受的就是这个祖、那个宗的英雄观，我们要打破这个观点。
蔡德贵：现在的电视剧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不是康熙就是雍正。
季羡林：这是个怪事！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连中学生都知道的，而且是个事实，为什么我们就这么热衷帝王将相呢！我曾经有个很奇怪的说法，不知道跟你说过没有？就是过去人们认为最保险、最安全的地方，是皇宫，其实最危险、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皇宫。……为什么说最危险、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皇宫呢？因为皇宫一旦发生政变，儿子把老子杀掉，再买通几个太监，对外界一讲，他就即位了，成为皇帝了。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是有太子的，但是后来，不敢立了。因为立谁，谁被杀掉；谁立，谁倒霉。到后来想了一个办法，把那个继承人的名字写在“光明正大”匾下，等着老皇帝死了以后再拿出来。但是还是不行，后来有了“传位于四子”的事情。……在莫卧尔帝国，儿子把老子囚禁起来。莫卧尔帝国历史上所有的父亲都曾被儿子囚禁起来，包括莫卧尔创始人，也是被儿子（囚禁起来），不过没杀。我原以为中国不会这样做，中国人是“以孝治天下”。后来才知道，我们不比莫卧尔高尚，而是比莫卧尔帝国更可怕。莫卧尔是囚禁，我们干脆杀掉。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最奇怪。就是一个新朝代把旧朝代推翻了，第一件工作呢，就是给前朝修史。问题就来了，后朝推翻前朝，给前朝修史，修史的可靠性就很值得怀疑。后朝推翻了前朝，它能说前朝的好处吗？所以中国的二十四史啊，（说句大胆的话）都不可靠……
精神上的造假必然导致物质上的造假。既然说假话、办假事已经摧毁了道德底线和心理障碍，那么造假货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说假话，到办假事，再到造假货，一脉相承。一个鼓励和迫使人们说假话的社会必定导致人们办假事，从而导致人们造假货。同理，一个事事求真鄙视虚假的社会，绝不会容忍说假话或者办假事，从而不会出现造假货。
中国已往的执政者，不但缺失伦理道德，更为缺失的是政治道德和历史道德。致使中国从理论到商品，从历史到现实，无处不假。
中国官修历史，两个字概括——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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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说 “至于《诗经》，本有三千篇，被孔子删剩十分之一，只得了三百篇。”因此，胡适先生对大家说：疑古的态度有两方面好讲：（一）疑古书的真伪。（二）疑真书被那山东老学究弄伪的地方。他还举例说：如中国的历史，从盘古氏一直相传下来，年代都是有“表”的，“像煞有介事”，看来很是可信。但是我们要怀疑，这怎么来的呢？我们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究竟来源怎样，要知道这年月的计算，有的是从伪书来的，大部分还是宋朝的一个算命先生，用算盘打出来的呢。由此胡适得出的一句真理——“我们疑古的目的，就是得其“真”，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
早期史官的记录是公开的，这对保证史料的真实性有积极作用。所以，齐太史一家宁可被杀也不改一字，除了职业荣誉感更因为舆论和道义上的绝对优势。后来，为了真实性与史官的生命之间寻找平衡，史官的记录被严格保密，直到皇帝晏驾后为了编纂实录和后世修史的时候才拿出来。这不仅高度保证了原始资料的真实性，更对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形成了不小的震慑力：史笔如铁，你做的所有坏事今天或许迫于淫威没人指斥，但绝对哄骗不了后人，更影响不了他们的正确判断和批判。所以，才有了“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惜，被秦始皇以后的帝制破坏了规矩。
古代就有文字狱的传统，到了现当代依然如故。因此普通人民甚至士大夫官僚都不可能不为说真话付出代价。“指鹿为马”也许是比较早的一种典型，只是不能肯定在秦朝这样的现象有多普遍。但是，在一个皇上自己都在异想天开长生不老，从而对假药梦寐以求的时代，造假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皇帝自己相信假药、假现实和假来世，同时迫使大臣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进而大臣迫使手下官员，官员迫使底层民众，于是一个造假运动就这样自上而下开始普及和深入了。
唐高祖武德四年，先发制人干掉兄弟威逼父亲的李世民终于如愿做了皇帝。他不仅轻松干掉了自己的亲侄儿们（嗜杀的朱棣也没对建文帝的儿子下杀手），还抢了弟弟李元吉的正妻做妃子（李治后来还是帮他叔叔报了仇）。灭突厥、征高丽、纳谏言、安百姓，打拼十多年后一个“天可汗”终于诞生了。志得意满的李世民似乎无所畏惧了，但这位深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大唐天子很清楚他做过的一切绝逃不过史官铁笔。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看《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因为里面记录了包括玄武门之变等事件的真相。
可耻的房玄龄、许敬宗等人终于将删改过的实录呈了上去，没想到那虚伪的人看完之后竟然故作轻松的说：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并用周公杀兄弟大义灭亲自比，暗示史官把政变写成一场自卫反击战。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啊！破坏了公平正义的人却口口声声要维护公平正义。孟宪实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贞观二十年，李世民主持修《晋书》，在为王羲之传写史评时忍不住感慨：‘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他口中的‘积善’指的是贞观之治，‘为恶’就是指玄武门之变。就是因为他对自己在玄武门的所作所为耿耿于怀，如芒在背，才施行仁政，富国强民，希望能留一个万朝盛世来证明自己做的一切都值得。” 到底这“天可汗”的贞观之治掺了多少水？现在谁也说不好，包括新旧唐书里对那段历史的记载都不一定靠得住，因为这两本书编修时要参考的第一份资料便是实录。李世民脸上被无耻文臣涂抹上去的粉到底有多少？说不好。但从李建成这个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被妖魔化的痕迹来看，肯定不少。为什么？因为连军事能力都被“漂没”了，连酒中下毒却毒不死人这种逻辑混乱的故事也被当作死有余辜的罪证，其他还能说什么？终唐一朝，没有人敢对这些表示质疑，知情者们终于带着真相走进阴曹地府。
直到宋朝才有人感觉不对劲，但真相已经无法彻底还原了。更重要的是，几千年的史家传统被破坏，历史从此彻底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人物脸上的脂粉和粪便逐渐演化成脸谱，史书从此沦为吹捧或诬蔑的帮闲。西夏无史可以怪蒙古人野蛮，但靖难成功后的灭了方孝孺十族的朱棣皇帝也依样画葫芦起来，不仅篡改《太祖实录》，自欺欺人的废除建文年号，连建文旧臣黄观的三元及第身份也给撤除了。
如果说迫于生存而被迫造假似乎还情有可原，那么好大喜功而主动造假就绝难容忍。令人遗憾的是，这在中国同样源远流长、蔚为风潮。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例。2005年据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到处剪彩开会，好不热闹，影响之大，甚至波及西方。这波及西方的不是郑和下西洋本身，而是对于其纪念的“轰轰烈烈”。甚至一些说法更甚，宣称北美也是郑和发现的，还有海图引以为证，当然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骗局。
关于郑和下西洋，常见的说法是这样的：在公元十五世纪初叶，明成祖朱棣派遣太监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前后七次下西洋（第一次出航在1405年，最后一次出航在1433年），访问了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国与亚非人民的友好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往往还会强调：“郑和所到之处，中国以先进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是平等自愿的交易，这完全不同于后来到东方的西方殖民者的名为交易、实为坑蒙拐骗烧杀抢掠的海盗行为。”于是，郑和俨然是和平的使者和友谊的典范，在贬低别人、溢美自己之间，就塑造了自己的“光辉形象”。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吹嘘宝船的宏伟、中国造船技术的发达，大大满足了虚荣心，又为争当代第三世界领袖找到了历史根据。
郑和下西洋在今天被描绘成了和平的使命，国与国之间友好与和睦相处的典范。这样一来，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似乎不是从600年前的明朝利益出发的，而是从中国今天的政治和外交利益出发的。如此“古为今用”，不得不使人立即产生对这样的纪念活动动机的怀疑，从而对整个历史事件的怀疑。那么郑和下西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史书上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记载，是类似活动中资料最少也最模糊的。民间传闻沸沸扬扬，这应归功于晚明万历年间罗懋登的长篇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的巨大影响，以及东南亚华侨为纪念漂洋过海的先祖而对郑和事迹的诸多传说。但翻检可靠文献，却寥寥无几，其主要原因据说是明代一切关于郑和航海的官方档案早已被毁。有说是明代禁海派官员的鼠目寸光，有说是清代乾隆皇帝的有意为之，总之其结果就是我们只能从一些残缺不全的记载中了解这次航海事件。最重要的“证据”居然就是罗懋登的长篇小说，而罗懋登在“郑和下西洋”100年后才出生，并且既无科学工程训练，亦无考古历史背景。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难解的谜。先从郑和的船说起吧！按照《明史》记载，郑和的宝船的尺寸是长44.4丈，宽18丈，以明尺为0．317米计，折合长宽约为140米和57米（有的甚至说成是151.18米和61.6米）。明钞说集本《瀛涯胜览》、顾起元《客座赘语》、及郑和家谱的记载与之相同，似无疑问。
按照最近国人制作的模型，郑和的宝船就是（图11－1）中的样子。按照这样一个模型和尺寸，如果假定船的吃水深度仅仅为6米，这是很浅的吃水了，再假定船的方模比为65％，（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型，这个方模比应该是比较接近的），那么船的排水量就是30,000吨！
在明朝可以造出30,000吨的船吗？而且那是没有钢结构，全部都是木头做的。曾几何时，在“文革”时号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的研制和建造成功被宣传得家喻户晓，媒体文件铺天盖地，还拍了一部堪称红色经典的电影《战船台》，欢呼这“开天辟地”的“伟大创举”和“伟大胜利”。那么在明朝就用木头建造成功的三万吨巨轮又如何宣传呢？究竟是“文革”的万吨轮是经过了560年以后从明朝的三万吨退化到了文革时的一万吨的退化了和缩水了的郑和大船，还是明朝的造船术在560年前就完成了“文革”中吹嘘的伟业的三倍？这是怎样的黑色幽默？少数人的造假本身已经十分恶劣，而广大民众对于造假的赞赏、默认和纵容则更为严重。前者是个别人对于社会的犯罪，而后者是整个社会对于前者的肯定，从而是整个社会的蓄意的造假。
近来发现，建造郑和船只的船坞在南京附近，其西接长江，考证为明朝为造船在长江边人工开挖的长方形大塘，在它与长江交汇处建有一个人工水闸。造船的工人们在作塘里搭起台架，在上面建造船只，船造好后，趁着江水涨潮的机会打开水闸，让江水进入作塘，将船浮起，这样船只就能漂入长江。其中最大的是第六作塘，简称六作（图11－2）。这就是六作今天的样子，“在2004年11月的考古发掘中，就是在这个深度发现了明代搭造宝船台架的木桩和“地龙”（即横亘水底的巨型木料）。”这就证实了明代的6号作塘就是这个深度，不超过6米。据考察，位于六作东面的五作、四作以及已被填埋的一作、二作和三作的深度都是一样的。所以造船专家的结论是，这里根本不可能建造尖底的船（福船型）。亦即，现在国人的“复原”模型所表現的尖底的“郑和宝船”，当时根本就没有建造的地方，因此宝船只能是平底船（沙船型）。
一些比较严肃的研究表明，郑和的平底宝船根本经不起风浪，即便将其吃水算作实际上不可能在“六作”造出的6.6米，其“稳度消失角”也只有48°。这样的性能，就是不算其它的问题，也绝不可能经得起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风浪。
而且，明永乐年间，朱棣施政办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当时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其大小也不过宽63.96米，深37.20米，高35.05米。而宝船上仅船楼的面积和高度就大大超过了它，在等级森严的中国专制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容忍这样的事。
现代的航海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远洋航行必须是尖底船。只有尖底船才经得起风浪，原因之一是因为尖底船吃水深，在水线以下有很大一部分船体，这部分船体不受表面风浪的影响，在水线以上的船体受到风浪影响时，水线以下的船体产生的力矩可以抵抗这些影响，从而使得整艘船保持稳定。而平底船没有这样的特点，因此经不起风浪。这也就是为什么远洋船只都是尖底的，这也就是现在把郑和的船模型“复原”成尖底（福船）的原因。但是由于六作的挖掘数据否决了尖底船的可能，有的人又只好说其实大型的平底船（沙船）也是可以经得起风浪的。这样的自欺欺人和造假，几乎受到了国人万众一心的拥护。
事情还没有就此打住，按照“史书”记载，郑和船队是由240艘海船组成的联合舰队，船队的主体船舶为以上提到的排水量3万吨的宝船，外加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等五类。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旗舰、战船、补给船、交通船等。郑和迷们总结道，大型宝船载员1000人以上，整个舰队二万余人，这不是探险队，而是航母战斗群了。唯一缺少的就是用瞎话再编造一些飞机出来。
他们毫不掩饰地声称：“对郑和船队描述比较具体，并为广泛引用的资料，是明代罗懋登的小说《三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也正是他们的数据来源。表格中吃水是他们猜测的，而排水量是他们按照这些数据计算的。不知为什么其中宝船没有给出排水量，也许他们也意识到3万吨巨轮有点过头了，因此不写为妙？但是表中那组成郑和船队的700艘万吨轮（1.5万吨），也足以让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人无地自容了吧？
序号 船名 数量 长（丈） 宽（丈） 吃水（米） 排水量（吨）
1 宝船 36 44.4 18 8
2 战船 180 18 6.8 4 1,703
3 坐船 300 24 9.4 5 4,033
4 马船 700 37 15 7.6 14,586
5 粮船 240 28 12 6 7,081
细心的读者如果按照这两个“权威”的研究数据计算一下其“引经据典”和津津乐道的郑和船队的舰只总数和总吨位，便会大吃一惊：舰只总数1400余艘，总吨位1400万吨以上！要知道，清朝洋务运动时中国海军的总吨位才4万吨，今天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也不到200万吨，就是现在美国海军的舰只数量也只有435艘，总吨位也才800万吨。郑和船队的总吨位超过了现在美国海军的总吨位将近一倍！这可是出自两位“学者”和“权威”的研究，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另一个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古船模型研制中心主任、教授。应该说，这些荒唐可笑的结果绝不仅出于这两个“权威”，实际上，各种各样的“郑和研讨会”上几乎听不到质疑的声音，只有上上下下随声附和摇旗呐喊，因此，这些荒唐是一个举国上下的梦呓，诠释着一个民族整体对造假的纵容和欣赏。
不管这记载到底出于何处，朝廷正史也好，民间野史也罢，对于中国的文字记载，到底有多少可靠性，我们应该心知肚明。华夏不少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大可怀疑，不必回顾很远，看看非常近代的历史就知道，官方的文献是多么不可信。中国当时的权威文献记录：1958年，水稻单季亩产达到13万多斤，红薯单季亩产达到113万多斤。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宣称：“在一亩零七厘五的中稻田上，获得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这精确度胜于郑和的记录吧？现在应该知道我们的文字记载有多么可靠了吧？这样的吹牛和造假，如果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年代之久远，很可能会被作为中华民族的又一个“伟大创举”而举世闻名。600年后世界完全有可能做到水稻单季亩产10万斤，到了那时，国人一翻中国文献，“发现”了就如同华夏近代“发现”郑和下西洋一样的“辉煌”，于是一阵惊喜：哈！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就超过了水稻单季亩产10万斤，伟大的我们，总是“世界第一”！哎呀呀！
编造瞎话和相信瞎话是瞎话得以弘传的充分必要条件。编造瞎话的和相信瞎话的人绝不愿意瞎话被戳穿，但又无法自圆其说，只好编出更多的瞎话来弥补最初那个瞎话的漏洞，如此便形成一个瞎话链和瞎话市场。于是编造瞎话就成了一个有市场需求和可持续的职业，在今天的中国，此职业方兴未艾，从业者似乎绝无失业的担忧。
瞎话总是可以随便编的，但是当瞎话被质疑时就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对于造假者来说，最令他们恐惧的敌人就是科学。科学对于真伪的判别的一个标准就是其可再现性。如果是真的，那么给予同样的条件，就一定是可以再现的。我们可以按照当时的工业水平和建筑水平，在南京六作重新建造这些船只，以此来证明当时的确有可能建造这些船只并可以下海经得起马六甲海峡的风浪的。其实造假者心里很明白，这样的再现是不可能的，因为原本就是假的。
2005年开始有些人为了复制郑和宝船，弄得轰轰烈烈，终于在竭尽全力之后认定可以造出1500吨的“木船”，木料要从马来西亚进口才能合乎标准，其中金属的使用也不在少数，现代技术也都用上了。一个参与者骄傲地说，一根钉子就超过了2.5米。然后申明，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木船”。在举国支持之下如此折腾，也只能造出1500吨的“木船”，只有所吹嘘的郑和宝船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我们还有理由相信当时郑和的宝船存在过吗？
同样值得质疑的是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明朝在中国是一个相对弱的朝代，这样规模宏大的远洋航行到底始于什么动机？这今天仍然是一个迷。我们也许不知道其目的是什么，但还是可以逻辑地推断其目的不是什么。首先，其目的无关商业，因为其没有任何真正的商业作为；其次，其目的也无关探险，因为那些航线在郑和以前都已经被普遍知道；再者，其目的也无关宗教，因为皇帝本人并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也没有任何宗教理由出使东非。
更荒唐的说法是去找太子、剿叛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决策者的智商真是值得怀疑。那个时候到东非去找太子、剿叛军，和现在到月亮上去找失踪者和消灭恐怖分子一样荒唐。因此，最后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这至多是一个“政治娱乐”项目或者“面子工程”，亦即拿老百姓的血汗钱挥霍，宣传皇恩浩荡，招引万国来朝。那时永乐帝叔夺侄位，被视为僭主，海内人心浮动，也许需要借助这样的娱乐和宣传增加自己的信心和树立自己的形象——“海内存知己”做不到了，但是还可以来一个“天涯若比邻”么。
于是就有了声名赫赫的三宝太监下西洋，沿着别人早已经开辟的航线，几乎就是沿着海岸线，到东非去兜了一圈。由于是沿着别人开辟的航线，又是沿着海岸线航行，因此在航海史上没有地位是很自然的。那些郑和“粉丝”不必抱怨世界其它国家不把郑和下西洋当作一回事，更不用说当作一个航海的大事件，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大事件。不管其是否真的抵达了那些东非的地方，都不会给世界航海史增添任何光彩。但是那些瞎话编造的“航空母舰”和超级舰队却是一个划时代造假的极好证据。
如果说《西洋记》还只是技术上的造假，那么对郑和下西洋的歌颂就是道德上的沦丧。
于是值得关注和担忧的是，这样一个当时官方都讳莫如深难以启齿的事件，如此在明朝都被视为劳民伤财的举动，到了600年后今天的中国，却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意义。整个“600周年”的纪念活动搞得沸沸扬扬，当然还不仅仅在这些整数的年份，整个中国的近代历史，都在期望这个“下西洋”的壮举给予中国人以面子和亢奋。郑和的光辉形象甚至出现在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一个太监在他的皇上英明领导下，不惜劳民伤财，给远在天涯的“蕞尔小国”送去了皇恩浩荡。翻译成现代的华夏“八股”就是：郑和作为伟大的和平使者，给世界送去了和平的信息，加深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的友谊。不仅如此，太监和皇上还越过了600年的时空隧道，给当今世界送来了和平的信息。于是明朝这样一个小朝廷俨然按照现代的标准成了国际关系的典范。一个残酷地压榨自己的人民并且不给自己人民任何权利的朝廷，居然可以是国际的友好使者吗？
请记住这条永不过时的定律：一个不能善待家人的人，绝无可能善待邻居！
迫使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造假的登峰造极者应该是清朝。为了巩固其统治，防范异族心存不满，清朝把文字狱普及深入和提高到空前的地步，这迫使整个社会和人民说假话、办假事。人们通过自己造假以避免受到迫害。说假话的习惯，大概在那时登峰造极，至今方兴未艾，可能还有继往开来之势。
到了清朝，上百年的文字狱不仅杀得文人噤声，一部《四库全书》更是销毁删改古书无数，弘历甚至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将袁崇焕的案卷付之一炬——古人的历史都可以随便涂抹，何况时人的记录？
《四库全书》,根据中华书局影印杭州木刻版《四库全书总目》的统计,共收书3461种,存目6793种。《四库全书》号称“全书”,实际并不全,因为它只收入了3461种书,与中国原有的书种(约7千种左右)相比,它只收入了一半。那么,还有那3千多种书那里去了?原来都被乾隆爷给焚毁了。另外,就在那收进《四库全书》的3461种书里,也有不少是经过删改的,已不是原来面目,凡是皇上认为要禁忌的字、句、义,都要删除或修改,以免“谬种流传,贻害后代”。
曾经有人吹捧乾隆爷编纂《四库全书》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里程碑。事实却完全相反,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劫难,自古流传下来的各种书籍,在这次劫难中被消灭了一半。乾隆爷真是“好样”的,他比秦始皇要“英明”得多。
在上朝时乾隆对官员们说:“要知道,中原历年野史甚多,各种传闻邪说,其中有不少是对我大清的毁谤污衊,岂能任其流传?这种违禁邪书,江浙两省最多,江西、湖粤、闽广等地恐怕也有。朕本想趁此次征集天下藏书之机,顺便销毁违禁邪书,………”因此,乾隆下令继续征书,而且特别关照,对于“异端邪说”、“诋毁本朝”之书,绝对不能放过一本,一定要上缴朝廷。自觉上缴者不追究书的主人,如不是自己主动上缴,而是被搜查出来的,不仅要追究书主的罪,还要追究主办官的罪。乾隆征书的真实意图,他的狰狞面目,至此可谓图穷匕首见。
搜查禁书运动始终贯穿于编纂《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之中。直到《四库全书》编纂完毕,全体参加编纂的人员解散,这场搜查禁书的运动才算结束。在整个搜缴禁书过程中,每年都有一、二起文字狱发生,也就是说,每年都要杀一、二次人,株连的人也不少。可以说,《四库全书》浸透了人血。
经过十多年的折腾,一焚二删,原有的中华典籍,从七千种左右只留下三千多种,而且这三千多种里有不少是经过删除或改头换尾的。这是对中华文化的一大摧残,是乾隆的一大“伟业”。
不少中国的历史编纂，只有利益原则，而没有正义原则。历史的记录已经不是史实，而是按照编纂者利益改编的演义。清朝重修的历史，使得中国的历史已经无法辩明真伪。满清修史的最大害处是篡改，而不是简单删除。导致了有史无实。这是满清对于造假的继往开来之举，可谓空前，遗憾的是没有绝后。历史学家吴晗曾言：“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可见其危害之烈。而敢于正视历史的学者，在中国的社会中却难以找到一席之地，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按照今天的需要去重新描绘历史事件甚至编造历史事件，这是在中国屡见不鲜的做法。曾记否文革时期的那些重新填词的历史歌曲。是的，把历史歌曲重新填词。这还是历史歌曲吗？但是，那时这些歌曲唱遍了神州大地。当时每个人都会唱重新填词的“历史歌曲”，但是对其真正的历史歌词却一无所知。歌词可以重填，那么史实当然可以重写。于是，有的“历史”从头到尾连一句真话也没有。
中国历史大多是外表富丽堂皇，内里腐烂不堪的破烂玩意。
是因为许多官方史料都是由统治集团乃至皇帝决定主题思想，下面的御用文人组成写作或编纂班子，然后按旨意炮制出来，最后经上头审批后定稿。一代一代搞下来的“官本位”文化的产物其积累起来是非常可怕的。大多数的人被忽悠了。因为凡不合当朝统治者或利益集团胃口的东西，哪怕仅仅是因为一个字犯了忌讳，都会在有意无意间湮没了，历经这么多的朝代的变相“焚书”，还能剩下多少真实的历史？
中国历史伪多真少除了主观上的人为因素，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也是不可忽略的：古代中国语言与文字之间的落差。古代人讲的是当时的日常用语（即白话文），但是作为历史记录下来的却是文言文，我们现在读历史又要将这些文言文用我们当代的日常用语解读出来，这其中几经周折的翻译所造成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官方的史料，大量的生动形象的日常语言（例如民间俚语）被剔除了，代之以“八股腔”的文言文，这从语言学上分析，历史已经在这里被涂改了，走样了。
读中国历史，要读野史；正史往往公然造假。另外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去找国外的信息资料。当初一些中国的珍贵文物被流到国外，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可以肯定--如果它们留在国内，面对无休止的战乱和政治运动，必然是所剩无几了。而外国人却是把它们当作东方文明的宝贝精心保护着呢。胡适先生在多处演讲中提到，他对历史学的重大贡献，其中一些就是去欧洲的馆藏中才考证出来的。这好像有点黑色幽默，让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季羡林口述，时间：2009年2月7日下午3：00-4：30
季羡林：现在范老（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应该说是过时了。过时的原因，就在于这本书对佛教破口大骂，而且是从《中国通史简编》里面专门弄出一本，专门骂佛教。我不是佛教信徒，但我认为，不能这样做学问。此外，我们的历史观，还停留在这个太祖、那个太宗的那一套英雄史观上，那不是历史的真相。有句老话，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尽管每个人都知道，甚至说得有的人都有点厌烦了。但是现在虽然口头上没有人敢反对，可是思想上是否同意，我看倒不一定。将来讲历史啊，不管在高中还是大学，把中国通史讲完了以后，再讲一个历史的真相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历史教科书还停留在帝王将相的英雄史观上，我们必须加以纠正。现在历史教科书有新的吗？还是范老的那一本吗？……关于“历史的真相”，我还要补充说一点。中国的历史很特殊，它基本上是一个朝代接替一个朝代，别的国家没有这个现象。但是我们的脑袋里不能全是这个祖、那个宗的，人民创造历史摆在什么地方呢？人民创造历史，这个谁也不能否认，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你说，中国的这些伟大发明，不都是人民创造的啊？比如说，造纸术、印刷术。我的意思就是，不管是范老的教材，还是别人的教材，一定要恢复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种观点。我们从小学中国史，脑袋里接受的就是这个祖、那个宗的英雄观，我们要打破这个观点。
蔡德贵：现在的电视剧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不是康熙就是雍正。
季羡林：这是个怪事！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连中学生都知道的，而且是个事实，为什么我们就这么热衷帝王将相呢！我曾经有个很奇怪的说法，不知道跟你说过没有？就是过去人们认为最保险、最安全的地方，是皇宫，其实最危险、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皇宫。……为什么说最危险、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皇宫呢？因为皇宫一旦发生政变，儿子把老子杀掉，再买通几个太监，对外界一讲，他就即位了，成为皇帝了。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是有太子的，但是后来，不敢立了。因为立谁，谁被杀掉；谁立，谁倒霉。到后来想了一个办法，把那个继承人的名字写在“光明正大”匾下，等着老皇帝死了以后再拿出来。但是还是不行，后来有了“传位于四子”的事情。……在莫卧尔帝国，儿子把老子囚禁起来。莫卧尔帝国历史上所有的父亲都曾被儿子囚禁起来，包括莫卧尔创始人，也是被儿子（囚禁起来），不过没杀。我原以为中国不会这样做，中国人是“以孝治天下”。后来才知道，我们不比莫卧尔高尚，而是比莫卧尔帝国更可怕。莫卧尔是囚禁，我们干脆杀掉。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最奇怪。就是一个新朝代把旧朝代推翻了，第一件工作呢，就是给前朝修史。问题就来了，后朝推翻前朝，给前朝修史，修史的可靠性就很值得怀疑。后朝推翻了前朝，它能说前朝的好处吗？所以中国的二十四史啊，（说句大胆的话）都不可靠……
精神上的造假必然导致物质上的造假。既然说假话、办假事已经摧毁了道德底线和心理障碍，那么造假货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说假话，到办假事，再到造假货，一脉相承。一个鼓励和迫使人们说假话的社会必定导致人们办假事，从而导致人们造假货。同理，一个事事求真鄙视虚假的社会，绝不会容忍说假话或者办假事，从而不会出现造假货。
中国已往的执政者，不但缺失伦理道德，更为缺失的是政治道德和历史道德。致使中国从理论到商品，从历史到现实，无处不假。
中国官修历史，两个字概括——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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