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争论
一直以来，在对国内的宣传中都宣称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以此做为教育国民的重要组部分。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国际上和学术界是没有这种提法的，比较近似的只有“几大文明发源地”的提法，即便是这样，中国也是排不上什么“四大”的。
如果是按照“四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不要说四大，连前十大恐怕都排不上，它的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王朝，不过三千多年的时间，而其他几大文明早于此之前已经分别存在了两千到一千年，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也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这只是就大的区域来说，在各大文明区域周边，还有更多次要文明如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等（这些古代文明正是今天西亚很多国家的前身，这些古代闪米特人和波斯人也正是今日犹太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等的祖先）。要按照前面“四大古国”的定义的话，也只能是在这些文明和国家里去排，那里轮得到中国呢。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从上面列举的文明开始时间来看，排在前面的“四大文明”分别应该是中东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并没有中国的位置。何以在官方的宣传中，希腊的位置消失了，反而变成了晚于其后1000年的中国？(略去一段)
读者可能会问：我们宣传的不是“五千年文明”吗？何以实际上只有3500年？
那么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些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基本常识和概念，而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这些基本常识和概念来误导愚弄民众。这就是关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的问题，以及构成“文明”的几个基本特征。
考古学历史学上所说的“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把它们混用）。简单说来：“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
其实，从“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区别。“文化（culture）”这个单词的词根“cult-”的原始意义是“耕作”，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农耕”相联系的原始部落时代的范畴的；而“文明（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这也同样清晰的表明了“文明”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伴随着“市民”的出现而同时产生的“城市”及工商业相联系的青铜时代的范畴的。（城市city这个单词就是从词根“civ-”的变体“cit-”演绎而来的。）
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几个主要特征：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雅斯贝尔的定义)，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要判定一个文明是否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几个标准来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发现来核定的，而不是用什么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野史杂书，或者是像什么《史记》之类的晚于考古年代两千年之后的所谓“历史纪录”来判定的。这是一个考古学历史学常识。
可能有人会问我这样一种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标准来判定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吗？完全可以，但是，“文明”和“文化”这些概念本来就是西方传来的，不仅如此，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方法体系，都是从西方输入的观念，如果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能再用西方的概念来宣扬什么“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五千年神话传说的历史”。
但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倒是有“五千年历史”了，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及中东地区，他们就不仅是“五千年历史”了，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这样我们还是占不到什么便宜。
而中国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标准来误导愚弄民众。比如说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偷换冒充成是所谓“文明”时代，这样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就提前了一两千年，甚至两三千年。而在介绍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时候，又用另一种标准，从人家文明开始的正式起点（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出现）严格算起，这样无形中就缩少了中国与那些最古老文明国家间的距离，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比这些实际上比中国文明历史早得多的国家和地区反倒还要早些，而实际上，如果按照中国衡量自己的那种标准，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中东地区，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就是诸如此类的小伎俩小把戏。
下面就让我们来详细地从头审视一下中国及世界的历史。
首先从中国文明的历史开始说起。先开门见山地阐明这个基本事实：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距今3500年，地点在今河南安阳一带。考古依据：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冶炼的青铜器；国家形态已出现。
要说明的是：这可不是我的发明，随便找一本国际学术界的世界史著作或者教科书，上面讲述中国文明都是从商王朝为起点开始的。
当然，中国自己的历史教科书是从所谓的公元前2000年的“夏王朝”开始算起的。但是国际学术界是不承认这个子虚无有的“夏王朝”的，因为没有任何考古依据：既没有文字出现，也没有冶炼的青铜器发现，更没有表明国家形态存在的任何依据，以及城市遗迹，等等。而一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虽然把整个中国地区都翻遍了也没找出什么能证明所谓的“夏王朝”存在过的证据，但还是要厚着脸皮硬把这个幻想中的“夏王朝”塞到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去贩卖给世人，又硬着头皮把在二里头等地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包装一番冒充成是“夏王朝”的所谓“都城”遗迹拿出来蒙骗外行人。
我们来看看这些“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找到了些什么？有一次我听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主讲的“考古学者”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宣称是所谓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复原图，我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几个烂草棚子，一个标准的原始村落，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什么呢，考古现场的几个烂泥堆，那是什么——夯土遗迹，夯土是什么，就是把泥巴堆在一起压紧做墙基，原始部落用来建造窝棚的最原始技术，俗称“干打垒”。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就是一些铜渣子，大量的石器，骨器！这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夏王朝都城”纯属胡扯！
要是这算是“都城遗迹”，那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都城遗迹”就太多了，瑞士汪金的湖居文化（早于公元前5000年），人们用五万根木桩作地基建在湖上的大型村寨，那就比“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大到不知那里去了。看来西方人脸皮还是太薄了。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铜器，更是误导，那是什么？金石并用时代的用天然铜打造而成的铜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的产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多的是，以此为标准的话，那我前面所提到的那几个古文明地区的历史更要往前提前一两千年。
而其他那些古文明地区都发现有标志文明起点的大量完整的城市遗迹，而且都是砖石结构，埃及就不用说了，希腊，西亚，印度河，特别是希腊米诺斯文明遗迹的克诺索斯王宫（公元前2000年），其宏伟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是首屈一指的，我们中国直到四千年之后的现存很多近代宫殿建筑都无法相比。这一点无须多说，实地参观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哈拉巴文明（公元前2500年），在摩亨佐与哈拉巴等地发现了许多完整的城市遗迹，砖石结构，构造复杂。据考证当时城市人口已达到三四万人。
还有埃及的南城遗迹等（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某些书上错误地说埃及没有城市，玛雅文明印加文明没有文字，实际上都有。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早就说过他这本书在细节上是错误百出的。）
说老实话，所谓“商王朝”的殷墟遗迹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些夯土遗迹而已，只不过规模稍大一点，根本还不是城市遗迹。要不是发现了甲骨文，冶炼青铜器，国际上也是根本不会承认商文明的。毕竟跟其他国家地区比起来，证据太少了。
中国有些人为此找了一种借口：说中国文明的早期建筑都是砖木结构的，所以不容易保存下来，而其他国家地区特别是西方主要用石材建筑，所以保存下来多一些，甚至还厚着脸皮反吹一把：中国的砖木建筑比其他文明的石材建筑技术程度更高。其实恰恰相反，我上面提到的几大文明地区，其发掘出来的早期文明遗迹实际上都是大量使用烧制的砖块建筑的，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遗迹，以及两河流域最早的的乌尔，巴比伦，苏萨等城市遗迹，埃及的南城遗迹，希腊的米诺斯文明遗迹，等等，实际上西方建筑的典型代表－－古罗马的建筑，也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都是用石材建筑的，也大量采用砖块，混凝土等建筑，如现今在法国西班牙等地都还保存着的高架水渠等，这些都很好地保存着。
而中国早期文明遗迹恰恰不是用砖建筑，而是夯土加木材建造，当然不容易保存，但那正是因为其技术水平低下的原因。中东，西方等地用砖石建筑比中国用泥土木材建筑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要高得多，造价也要昂贵得多，也更坚固，当然便于保存。（希腊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城市遗迹，其巨石建造的城墙，厚达二十米。）
所以找不到所谓“夏王朝”的遗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过，只有一些石器时代原始村落的遗迹。
而找不到更关键的两个证据——文字的出现，和金属冶炼术的出现，就更加不值一提了。
现在更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问题不仅仅只是没有所谓“夏王朝”存在的任何证据那么简单，而是反倒有大量证据证明其根本不存在。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时间上紧随所谓“夏王朝”其后的商王朝，其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竟然找不出有关这个前一代“王朝”的任何记载。这不是很荒谬吗？不是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了吗？你能想象周王朝，秦王朝，汉王朝等在他们的政府文件和档案中不记载他们的前一代“王朝”的任何情况吗？只有商王朝这样的初始文明才会是这种情况，因为在前面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
而有些无聊文人绝望之余，干脆对外撒谎说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上已发现有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了。好笑的是，考古部门的负责人马上就出来予以否认。这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此也是无计可施，绝望之余，只有祭出“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法宝，在中小学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反复宣传“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但是在大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是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地告诉大家，这还只是一个纸上的“王朝”，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心虚。最好笑的是，在对国内的宣传中就用“五千年文明”来愚弄大家，但是在国际上，为了不闹笑话，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历史是从商文明开始的，如外研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通史》，就将所谓的“夏王朝”与黄帝的传说等乖乖地归入“神话传说时代”目录下。而且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就从所谓“夏王朝”算起，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0年，也才4000年。那来的“5000年文明历史”？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恼羞成怒地用一种泼皮口吻断言道：“夏王朝是《史记》中记载了的，不容置疑！”。好嘛，原来隔了两千年之后的司马迁通过道听途说记述了一件从未见过的事情，这就成了“不容置疑”了？那古希腊的柏拉图还记载过一万多年前有一个大西洲国呢，人们在海底还发现了一些疑似城市的遗迹，那也是“不容置疑”的了。
司马迁的话有多少可信度？他写的《史记》与其说是历史纪录还不如说是历史小说。很多情节都不知道是怎么虚构出来的，一个人单独干的事情，或者是两个人秘密的谈话，而且都是不可告人的勾当，又没有外人在场，他是从何而知的？难道古时候的人还每天记日记，死后将日记出版，让你几百年后的人知道这些细节？
至于所谓的黄帝，炎帝，尧，舜，禹，这些到了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才陆陆续续由方术士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而是乖乖地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这里也没必要多说了。（这不是一个需要在这里辩伪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学上的常识，这方面的文章资料多的很，这些问题也不过是五四时代就已经解决了的，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顾颉刚所著《古史辩》已经把这些问题阐述得很清楚了。）
“尧，舜。禹”不过是后人的虚构，更不存在所谓的“炎黄始祖”，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主要的两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是辨识伪史的指导思路，至于春秋战国时的方士文人具体是怎样伪造出上古史的，他的书中已有详细分析。可详查。
顺便说一句，顾颉刚是中国历史学家中几个稍有良知的人之一，但是受时代条件限制，他也曾错误地把当时发掘出的“北京猿人”认为是中国地区各民族的人种起源，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科学家通过对不同种族人群的线粒体DNA测定，发现所有人种都是起源于20万年前的非洲智人，“北京猿人”等其他地区的早期原人早已灭绝，并不是中国地区的人种的起源。而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种是冰川期结束以后才陆续从中亚迁移过来的，这不过是个常识而已。
而某些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古文明，其他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的可笑说法，也是颇能迷惑人的一种荒谬论调。这种荒谬可笑的调子现在该是彻底澄清的时候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文明是否已经消失了，种族是否已经灭绝了。
首先说希腊，希腊最早的文明——米诺斯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距今四千多年。最初见于《荷马史诗》的记载。十九世纪末在希腊克里特等地发现了它的大量遗迹。考古依据：早期的象形文字，以及中期的线形文字A；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大量冶炼的青铜器；早期的城堡，中期的克诺索斯等地的王宫，尤其是后者，其优美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注意：中国的历史书上是把米诺斯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算起的，但是国外的历史书上都是从公元前2500年算起的，谁是谁非自己判断吧。）
紧随其后的是希腊南部的迈锡尼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距今3600年，《荷马史诗》记叙的主要就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十九世纪在希腊迈锡尼，泰林斯等地发现了它的很多城市遗迹，大量青铜器，还有线形文字B。
然后是两百年的荷马时代，这时候希腊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武器和工具都普遍使用铁制，而中国直到将近一千年后的汉代才开始正式进入铁器时代（我并没有夸张，其他诸文明地区比我们中国地区早一千年左右进入铁器时代是个历史常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冶铁术起源于地中海一带的赫梯文明，然后陆续传入远近各个文明，中国地区距离最远，所以传入最晚）。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典文明时代了。
创造米诺斯文明的皮拉斯基人，不是希腊语族，中国某些流氓文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刻意强调米诺斯文明的创造者跟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人不是同一民族，想要贬低希腊文明的原创性。实际上，皮拉斯基人只是非希腊语族而已，但是与希腊人同为印欧种族，或者称之为雅利安语族。而且他们从米诺斯文明早期开始就逐渐与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族阿开亚人融合了，其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在阿提卡等地的皮拉斯基人也早就与当地的阿开亚人融合而共同创造出了后来的古典文明，其文化艺术的世俗主义，自然主义特征，在几个古代文明中是绝无仅有的。跟后来希腊古典文明同出一源。
就算从正宗的希腊人，阿开亚人的迈锡尼文明时代算起，也早于中国最早的商文明。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怎么会算到中国头上去的？
更何况，中国的两个早期文明：商，周，都是西方迁来的游牧民族创造的，周灭商之后，商民族即已消亡，今天有谁敢说自己是“商人”的后裔？要说“正宗”的“中国人”——汉人，那是到了秦汉才形成的，是否也应该说“中国的早期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
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希腊古典文明则是南下的与阿开亚人同族的多利安人与前两者共同创造的；而再后来统一希腊并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的马其顿人也是希腊族人，并开创了希腊化文明时代；罗马兼并了希腊之后更是成为希腊文明的直接继承者；而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继续延续了一千年之久，其核心民族仍然是希腊人，使用希腊语。直到十五世纪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希腊人经历了四百年亡国时期，到十九世纪初又重新独立。今希腊共和国的版图，即是古代希腊的主要区域，其人口绝大多数仍然是希腊族，希腊语为国语。这个地区自古以来民族成分就没有大的改变过，何来的“种族消失了”？
而且，说人家“文明消失”了，更是笑话。今天的整个现代文明完全是西方文明的内容，而西方文明又是以希腊罗马文明为基础的，希腊罗马文明在今天社会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等等方面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我们身边处处可见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子，何来的“消失”了？
希腊罗马文明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基督教的成分，而且是希腊化的基督教。基督教从一开始产生就可以说是希腊文明与犹太文明的混合产物，基督教经典《新约》从一开始就是用希腊语创造出来的，主要的传播者也是罗马帝国中的希腊人，只奉《旧约》的犹太教是严禁偶像崇拜的，而基督教各流派都可以绘画雕刻圣像，这就是其希腊化的典型特征。
对于希腊文明，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可以说：如果没有希腊文明，就几乎没有我们今天现代社会的一切。现代的许多科学学科，技术发明，以及民主制度，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产生出了其雏形。古希腊文明更是直接催生了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导致近代科学的产生，民主制度的萌芽。这是对今天整个人类世界作出了最重要最关键的贡献的一个文明。这一点，我们以前是认识得太不够深入了。
说“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那到底延续下来了些什么呢？举个例子：其他国家民族往往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中国人（汉族）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吗？（不要告诉我中山装是民族服装，那是用日本人的学生装改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特别是最近几百年以来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所谓的“华夏文明”剩下的也不过就是一些碎片而已，而且是些四不象的碎片。日本人的文化都比现在中国的本土文化更近汉唐文化。
很多国人喜欢自以为是地吹嘘什么“世界上唯一延续下来的文字就是汉字，其他语言文字都断绝了”，实际上那是很可笑的说法。以英语为例，学英语专业的应该知道，英语虽然词汇数量巨大多达数百万，但是除了一小部分基础词汇以外，绝大多数的词汇都是由数量有限的希腊词根和拉丁词根以及前后缀组合而成的（而拉丁词根又源于希腊词根），特别是数量巨大的科技词汇基本上都是由希腊词根构成的。很多人觉得英语词汇的构成好像就是胡乱把一些字母拚接在一起，毫无规律，其实那只是不了解英语的希腊词根构词法而已。（有些网络混混喜欢宣扬什么“汉语词汇的组成是规律的，英语词汇的组成没有规律，汉语优于英语”这种谬论，简直无知得可笑。）
你会发现在西方国家的各种语言中，很多词汇都是很相近的，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用同样的拉丁词根和希腊词根构成的原因。例如“地理”这个词，英语是“geography”，德语是“geo”，因为都是由表示“土地”意思的希腊词根“geo-”构成的原因。
从语言上来说，西方国家各语言间的差别并不比中国各地区方言之间的差别更大，在西方国家一个人同时会说几种西方语言的情况是很平常的事情，就像在中国一个做生意的人同时会说普通话，四川话，广东话一样。
从文字上来说，英语的字母是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源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源于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最早的源头又可以追溯到埃及文字。同样的，汉字也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
不仅在印欧语系（或者又称雅利安语）内部是这样，印欧语系与中东一带的闪米特语系也是渊源很深，腓尼基字母产生的另一个分支——阿拉米亚字母，又发展出今天的阿拉伯字母，维吾尔字母等。
我们又来看看汉字。不错，甲骨文是今天汉字的直接起源，但是如果是一个没有受过古文训练的人，根本看不懂古代的甲骨文字，也分不清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等的区别。从文字上来说是这样，从语言上来说，今天使用欧化语法的现代汉语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古文训练也根本看不懂先秦时代的文献。
然后我们又来看看埃及文明，埃及文明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这时期出现了象形文字，数十个城市国家，冶炼铜器。（实际上在公元前4500年已进入铜器时代）。并发明了纸草纸。
然后在公元前3100年时，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各城邦，进入早王朝时期。第三王朝时开始大规模修建金字塔。埃及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建立起来一千多年后，中国才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再来看埃及的种族：埃及最初的居民是含米特人，然后与西亚进入的闪米特人逐渐融合，创造埃及文明的就是这种闪含混和民族。而闪米特人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北非的大部分居民，不过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古埃及虽然在其本土政权延续了三千年之久后又陆续经历了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的统治，但是其种族本身从法老时期一直到今天并没有大的改变，今天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居民其体貌特征跟古埃及时期的雕刻和绘画上的形象仍然非常相似。
埃及人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伊斯兰教的成分，这种情况跟古希腊罗马接受了基督教的情况非常类似，也类似于中国人接受了佛教文化一样。只不过伊斯兰教基督教这种一神教的同化作用更为彻底一点，而伊斯兰教本来就是中东闪米特人土生的宗教。
再来看印度文明。印度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哈拉巴文明时期），地点在今印度河流域一带，以哈拉巴和摩亨佐两地发掘出来的完整的砖砌城市遗迹为代表，以及象形文字，青铜器。
创造最早的哈拉巴文明的是达罗毗荼人，他们与后来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逐渐融合构成了今天印度的主要居民，今天印度的人种混杂局面就是这种历史原因造成的。而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后，就继承了达罗毗荼人的文化，其宗教，哲学都深受前者影响。
至于印度后来受到蒙古莫卧尔王朝的统治，本质上跟中国地区被蒙元满清统治时期一样，而且在殖民化程度和奴役程度上要轻得多。
今天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都仍然是古代达罗毗荼人和雅利安人等民族的后裔，其信奉的印度教也是从古代就一脉相承下来的，其创造的佛教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何来的“文明消失”了？
实际上，通过对比上述几个文明，我们可以发现，恰恰消亡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地区的文明，除了仍然在使用汉字这一点以外，我没有看出今天的中国还从古代继承下来了些什么。
其实，在学界有一种不便于启齿的看法就是：真正的古华夏文明，从宋代以后就已经消亡了。今天的中国不是昨天的中国。
我们又来看看中东的两河流域文明，它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文明时期（实际上在公元前4300年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出现了城市，国家的萌芽），这时候出现了象形文字，及稍后的楔形文字，冶炼铜器，以及乌尔，乌鲁克，尼普尔等数十个城邦。
创造最早的苏美尔文明的苏美尔人，可能是含米特人，他们很快就与后来进入的闪米特人融合了。而后继承苏美尔文明而起的阿卡德文明（公元前2371年），巴比伦文明（公元前1894年），都是闪米特人创造的；创造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的也是古代闪米特人；创造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也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居民仍然是这些古代闪米特的后裔。信奉的宗教仍然是从古代闪米特人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伊斯兰教，使用的文字仍然是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中提取元素而产生的腓尼基字母文字发展而来的阿拉伯文字。
至于中国官方宣传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的那个巴比伦，不过是两河地区最早的文明出现近两千年之后才出现的一个晚期文明，中国官方把这个拿来列在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地区的文明跟早于自己两千多年的两河文明是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似的。
闪米特人的另外一个文明：亚述文明，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源地在两河上游一带。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的军事技术上的成就，它建立了当时世界上兵种最为齐全，战斗力最为强悍的一个军事体系，后来其军事技术体制被波斯所继承。
闪米特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另一个文明：腓尼基文明，也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著名的城邦有推罗等。范围就相当于今天黎巴嫩的版图（另外，著名的迦太基古国，也是腓尼基的殖民地）。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航海及商业上的成就。早在埃及尼科二世时期（公元前611年），腓尼基人已经实现了环航非洲，这是人类航海史上与麦哲伦环球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并列的航海壮举。
腓尼基文明的另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字母文字的发明。它虽然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得到启发，但是却是真正成形的拼音字母文字，从腓尼基文字又发展出希腊文字，拉丁文字；以及阿拉伯文字等。从腓尼基文字发展而来的这种字母文字，是除了东亚之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韩国日本等国都曾经进行过文字拼音化的尝试，现在也还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将来也不可避免地要向这个方面发展。
犹太文明，如果从公元前1000年扫罗建国算起的话，是三千年历史。但实际上，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的历史还更为悠久。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居住在这里的迦南人（闪米特语族），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建立了城市，后来与进入这里的犹太人融合。
至于犹太文明及其民族独一无二的延续性，以及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我想不需要我多说了。
赫梯文明，这可能是一个雅利安语族的文明，也大致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地点在小亚细亚一带。这个文明最大的成就就是发明了冶铁术（有可能更早在这之前的米坦尼王国已出现），并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率先进入铁器时代。而今天高加索一带的亚美尼亚，据称其居民就是古代赫梯人的后裔。
今天叙利亚的居民，则是建立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古代叙利亚文明的阿拉米人的后裔。
波斯文明，就是今天伊朗的前身，这是一个雅利安人的文明。如果从其最早的居民－－埃兰人建立的文明开始，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他们创造了伊朗最早的文字，国家。埃兰人与后来的米底人，波斯人同出一源。波斯帝国则建立于公元前550年，是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空前庞大的帝国。今天伊朗人的绝大多数，就是古代波斯人的后裔。
顺便提一下罗马文明，如果从公元前754年罗马建国开始（另一说公元前575年），是两千多年历史，而实际上，早在公元前1800年特拉马拉文化时期意大利已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1000年维兰诺瓦文化时期已进入铁器时代。今天意大利的绝大部分居民，仍然是建立罗马文明的古代拉丁人的后裔。
至于美洲的玛雅，印加诸文明，由于出现时间稍晚，这里就不赘述了。
所谓“创造某个古代文明的民族已经灭绝了”这种说法纯属误导。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被彻底地灭绝。不管是在战乱中遗存下来的人民，还是后来迁居而来逐渐融合了的外来成份，他们都会自然地依照共同的地域意识和文化心态，重新恢复古代的文明版图。读者如果把今天的世界地图与早期文明的分布图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各早期古代文明所在的大致范围与今天建立在这些地区的现代国家版图基本上是相吻合的。以色列人流浪千年之后仍然要顽强地回到故土上去，并恢复了希伯莱语言文字；伊朗人（波斯人）近代独立以后马上就将阿拉伯文字从自己的文化体系中清除出去，并全力恢复古代波斯的文化传统，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还有很多国人喜欢夸夸其谈的一种荒谬可笑的论调“唐朝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事实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什么“世界的中心”，唐朝时世界上有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查理曼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在巴格达；汉朝时有罗马帝国，安息帝国（波斯的继承者），贵霜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罗马，在亚历山大里亚，在巴比伦尼亚。这一点看看世界历史地图就很明了，中国地区一直都是远离文明的中心，在欧亚大陆最偏僻的角落里。
某些人津津乐道什么唐朝多么多么开放，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做官。只是自己少见多怪而已，其他文明地区的这种开放的程度普遍的很，各个种族的人来来往往经商做官是家常便饭的事，例如罗马帝国时期，甚至有好几个皇帝都是阿拉伯人，腓尼基人，日尔曼人等外族人，而且是依照正常程序继承的皇位，而非象蒙元满清时代那种异族征服得来的皇位。
地中海周边地区和中东地区，才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源头。
中东文明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源泉，楔形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是后来的西方字母文字的最早源头，中国地区的文字实际上也起源于楔形文字。青铜冶炼术，冶铁术，制陶术，车轮，驯养牛马，都是从中东最早发源并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也包括中国），这是国际学术界普遍的看法。
最近这些年来，人们对中国越演越烈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现象都很关注，但主要都集中在一些造假者有丰厚利润可图的学科领域，对历史学界，考古学界这些好像没有什么油水的圈子都不太注意，其实这两个看似不重要不起眼的学科领域倒是最有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的可能性的，因为这两个学科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
我在商务印书馆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考古学》上看到那时的考古学前辈是这样阐述研究考古学的意义的：“考古学的目的一不是为了夸耀古国的辉煌，二不是为了粉饰现实的政治。而是为了了解历史的真实，知道我们以前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以为参考，对我们将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某些“考古学家”，把前辈们的教诲全都扔到茅坑里去了。将来到地下碰见这些先辈，肯定是要被打屁股的。
还有某些中国人，常常喜欢放这样一种屁：“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说这话的人不一定就是对起码的人类进化史常识无知，虽然大家都知道人类早在一两百万年前就已经从古猿逐渐过渡到直立人了，也就是说早就不“在树上”。可能他们的意思只是以此比喻谁开化得早一些。不过我们前面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远远晚于其他文明地区而且也晚于欧洲。
而现在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来比较一下石器时代的情况：在欧洲发现的不管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舍利文化，阿舍利文化，克拉克当文化，还是中期的穆斯特文化，晚期的奥瑞拉文化，索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以及中石器时代的阿齐尔文化，塔登鲁尔文化，阿斯度尼亚文化，马莱姆斯文化，一直到新石器时代诸多文化，在谱系上都非常完整，不象中国地区有一个很大的断层。时间上也早得多。
就连日尔曼这种相对来说在欧洲算较为野蛮的地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就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了（武器和工具普遍使用铁制），比中国地区早了近一千年；英国地区早在五千年前其最早的居民皮克特人也已经开始建筑石头城殿；西班牙和法国尼奥岩洞等地，考古发现了数万年前的绘画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绘画和艺术品。奥瑞拉文化时期）以及最早发明弓箭的考古证据。
而中国，即使是公元前1500年才开始的商王朝，也还是青铜器时代，夯土建筑，其主要覆盖范围也只不过就是河南的一小部分地区（注意我说的是主要），而古中国其他广大地区，基本上都还处在野蛮原始的部落文化状态。这到底是谁“还在树上”呢？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
其实当很多中国人得意洋洋地吹嘘“我们的祖先比你们西方人辉煌灿烂”的时候，用心思考的人会发现，这句话所包含的潜台词其实就是“我爸爸比你有钱”。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这德性很不好：刚吃了几天饱饭，就得意得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任何事情都要撒谎吹嘘成是自己“世界第一”（虽然昨天还在挨饿），其他国家民族在中国人眼里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其实心里面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移民到外国去）。这样自欺欺人下去，没准明天又要挨饿。这就叫做“器小易盈”。
某些中国人就是想通过种种方式来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国家民族（特别是让他们嫉恨不已的西方国家），来满足他们那种面对西方文明时极度自卑心理背后的意淫需要，是一种极其无耻可笑的行为。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有关世界史的大部分数据和资料都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教材中找到出处。
关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争论，是敌对分子瓦解我炎黄子孙心理防线的一篇欺骗性质的言论。关于文中提到的‘以青铜时代开始’为文明起点的观点，我找了一些资料，以驳斥之。全文如下：
中国青铜文化是对世界古代文明和近代文明的辉煌贡献
西方学者习惯认为“阶级、国家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城市、文字、金属器及复杂礼仪中心等的出现，则是文明起源在物质文化方面的表现”。按此观点，西方人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就已经进入了铜器时代，而中国，只出土了6000多年前的铜器，而且数量很少。直到距今4000多年，中国才出现了国产的铜器。这种情况似乎表明：文明起源于距今七、八千年的西方，而不是距今4000多年的中国。这与林河先生所说“中华文明早于西方文明”的观点有所不同。为此，我带着这个疑问，再次访问了林河先生。
记者：金属器是衡量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考古发现：西方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历史有七、八千年，进入“青铜时代”的历史有6000多年。而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历史是6000多年，进入“青铜时代”的历史是4000多年。按照有些西方学者的逻辑，这就意味着中华文明应该晚于西方，这对您的“中华文明早于西方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
林河：我认为：“发现”与“理解”是不能划等号的，“发源”与“文明”也是不能划等号的。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勘探队员在某地找矿，看见几个小孩在玩“斗石头”的游戏，他问：怎么个斗法？小孩答道：谁的石头能将对方的石头划破了，谁就是胜方。勘探队员看了看胜方小孩的石头，不禁大吃一惊，它是价值连城的特大型钻石啊！忙问小孩：这样的石头你这里多不多？小孩说：多呢！便回到家中取出好几颗“石头”送给了勘探队员,而勘探队员则因此为国家找到了一处重要的矿藏。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小孩是发现家？还是勘探队员是发现家呢？假若国家要对他二人进行奖励的话，把桂冠戴在第一发现人（小孩）的头上，这钻石将永远是一块供小孩作游戏的顽石，把桂冠戴在第二发现人（勘探队员）的头上，这钻石就马上会为国家创造出许多财富。你说，他们谁应该是冠军，谁应该是亚军呢？西方盛产铜矿，许多地方含铜矿物就裸露在地表，原始人只要在地面上燃起篝火，便会还原出铜来。好奇的原始人，只要用石头敲打这种从火中烧出来的怪东西，便会打造出各种形状的“工艺品”来，因此，他们的金属时代当然会出现得早一些。中国的铜矿资源大都深埋在地下，极少裸露在地表，只有等生产力进步到了能够凿井开矿的时代，才有可能利用铜矿石铸造出铜器来。只有在发明了合金技术后，才能制造出青铜器来。这就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为什么会晚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但历史证明：西方并非因盛产铜矿而创造了青铜艺术的辉煌，倒是铜矿资源贫乏的中国创造了青铜艺术的辉煌。
记者：盛产铜矿石的西方，为什么不能够创造出辉煌的青铜艺术呢？
林河：大家还记得《西游记》中孙悟空被太上老君放进“炼丹炉”里去炼，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的故事吧！《西游记》是一部中国式的科幻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把人想像成了金属，幻想通过炼丹炉将普通的顽猴冶炼成火眼金睛的齐天大圣。但他为什么会有此奇思妙想呢？就是因为他想到了金属只有在封闭性能与通风性能都很良好、能够大大提高炉温度的炼丹炉内，才能够熔化的办法。中国在1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已发明了烧制陶器，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文化和安乡县汤家岗遗址就出土了距今六、七千年精美的白陶。据陶瓷专家告诉我：没有摄氏1000度的高温，是烧不出白陶的，而铜的熔点才1083度，因此，六、七千年前的中国人，是完全可以冶炼出铜器的。但由于中国缺铜，中华民族虽然已经掌握了高温炼铜技术，也只好自叹“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到目前为止，中国至少在商王朝的中、晚期，就已在长江流域的江西瑞昌、湖北大冶、湖南麻阳等地出土了颇有水平的铜矿矿井。据此推断：中国夏王朝时期肯定已出现了开矿采铜技术。有了矿石，中国人就可以在窑温1000度的这个高起点上，制造出艺术精湛的青铜器了，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在夏王朝时就已铸造出了中国特色的青铜爵，在商、周王朝就已达到了全世界的最高水平。
反观西方，由于烧窑技术的落后，虽然在发明铜器上比中国早了几千年，但在提高炉温、铸造精美的青铜器方面，却进展缓慢。他们连烧造原始白陶的水平都达不到，又怎么能够创造出青铜时代的辉煌呢。
因此，前人单纯地把某某事物出现的早晚，而不是把它的科技含金量计算进去的文明起源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记者：西方出现铜器早于中国，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最早的金属冶炼技术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呢？
林河：由于考古资料不足，目前还很难做出判断。从现在的资料来看，中国最早的铜器多出土于西北地区，如陕西姜寨遗址出土过距今6000年的黄铜片，甘肃马家窑文化出土了距今5000年的铜刀，而甘肃的地理位置正处于中国与西亚之间，素有“河西走廊”之称的“走廊地带”，游牧民族在中国与西亚之间“逐水草而居”，自古不断地来往迁徙，所以，目前并不能排除中国人使用的铜器是从西亚引进来的可能性。但是，纵观中国夏、商、周的青铜器技术高超、艺术风格与器物造型自成体系、纹饰与中国的史前陶器纹饰一脉相承等这些特色，都是西方的青铜器所没有的。因此，也不能排除中国独立生产青铜器的可能性。
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开放型的民族，从不拒绝优秀的外来文化，并经常能将其发扬光大，使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一直流传至今，而印度的佛教反而因不能适应环境、与时俱进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唐朝曾大量引进了西域文化，奏胡乐、跳胡舞、耍狮子、喝西域酒、看胡姬舞、欣赏西域的杂技魔术成风，成为“盛唐气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反而使西方羡慕不已，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景象，也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即使中国人是受到西方制造青铜器的影响而开始冶炼青铜器的，也不会影响到中国在青铜文化上的先进地位。因为，西方的青铜文化虽然历史悠久，却因生产力落后于中国，而未能创造出辉煌的青铜文化；而铜矿资源贫乏的中国，却因生产力的先进而在青铜文化上创造了举世公认的辉煌。这与在2000年前就发明了乘风筝上天的中国，却不能成为首先发明航天利器的国家；石油资源丰富的西亚不能产生超级大国，而石油资源贫乏的美国却成了超级大国，是一样的道理。
记者：您能不能将中、西方的青铜文化作个对比，以加深读者的直观印象呢？
林河：在我读过的书中，往往是谈西方时不及中国，谈中国时不及西方，“学贯古今”的书读了不少，“学贯中西”的书却读到的不多，因此在这里只能“抛砖引玉”。
根据西方学者的划分，金属器时代大约可分为“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３个阶段。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已进入了铜器时代，埃及人用含铜的孔雀石制造陶釉时，发现了炼铜法；还发明了用鼓风炉炼铜、银、金的方法。在美索不达米亚，人们已在用铜、银和麦子来当作货币使用。中国才出土了少量距今6000年的铜刀，因为数量很少，来历不明，目前还不能排除是游牧民族从西亚带到中国来的可能性。
青铜时代的历史则以伊朗南部、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最早，约在距今6000年的初叶就已经开始了。欧洲青铜器的历史开始于距今6000年的中叶，印度青铜器的历史开始于距今5000年的中叶，埃及青铜器的历史开始于距今4000年的中叶。
中国的青铜时代开始于4000年前，甘肃的齐家文化出土了铜刀、铜凿、铜椎、铜斧、铜镜、铜指环、铜匕、铜饰、铜渣等铜器产品。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年年过着“处处无家处处家”的生活，是不可能随身携带这么多的笨重物品的，更不可能万里迢迢地把毫无用途的铜渣也带过来。如果没有新的考古发现，我认为甘肃齐家文化出现的铜器，就应该是中国最早生产的铜器，是中国铜器时代的开始。在齐家文化的铜器中，有一面镜子是青铜器，似说明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几乎是同时出现的。
记者：将中国和西方铜器时代相比较，二者之间有些什么不同呢？
林河：原始艺术基本上是“有神论”的产物，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同样都是“有神论”的天下，但有个“神权”与“王权”谁轻谁重的问题。在“神权”重于“王权”的地方，艺术家的“神权”思想和“出世”的色彩就会强一些，在“王权”重于“神权”的地方，艺术家的“王权”思想和“入世”的色彩就会强一些。
西方是以“游牧文化”为主的社会，人民苦于天灾人祸，不得安宁，以武力得天下的帝王们一般都有严重的“王权”思想。在“王权”思想的影响下，艺术家主要是表现“王权”而不是表现“神权”。因此，西方的青铜艺术表现的往往是“王权主义”的“入世”思想和“世俗”观念。如叙利亚出土的“半裸人物”铜像、埃及第六王朝“佩比一世父子”铜像、苏美尔第一王朝用碎铜精心制作的“糜鹿浮雕”、埃及中王国时代的“武士椎俘”铜项圈、苏美尔文化的“力士摔跤”铜像、“骡马拉车”铜像等等，都是“世俗”味很浓的艺术品。
中国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社会，人民需要安居乐业、劳动生产，原始农耕社会的领袖们往往具有民主自由、平等互助等原始共产主义的思想，一般都没有将“神权”置于“王权”之下的心理，艺术家可以自由自在地表现“神权”。因此，青铜艺术往往充满了“神权”思想的“出世”色彩。如距今4000多年，夏代的青铜器就已出现了铸有“圆饼纹”和“鼓钉纹”的“青铜爵”。“爵”就是“雀”，是一种模仿“南方朱雀”形状制作的祭祀酒器，“爵”（雀）身上的所谓“圆饼纹”，其实是太阳的象征，“鼓钉纹”是星辰的象征，将太阳和星辰铸造在“朱雀”身上，应该是对7000年前中国南方“神农文化”的继承。根据《白虎通》的解释：“炎帝者，太阳也……祝融者，其精为鸟，离（太阳）为鸾”，所谓的“青铜爵（雀）”，实际上就是象征神农炎帝氏族的“太阳鸟图腾”，而“朱雀负日”、“双鸟朝阳图”等就是神农炎帝氏族的“族徽”。
到了距今3000年的商周时代，中国青铜器的民族特色还是非常突出。我在上期《上下七千年，古今两神农》访谈中所说的“神农氏神像”（嘴上长象牙的“人身鸟手像”、“双鸟朝神像”或戴“三尖冠的人面像”）和“神农氏族徽”（“朱雀负日图”、“双鸟朝阳图”或“双鸟朝农作物图”），几乎成了商周青铜纹饰中至高无上的主要纹饰（只可惜由于个别学者的解释，把中华民族的始祖神“神农氏”错定为了邪神“饕餮氏”，因而就把我们的商周青铜艺术，解释得面目全非，毫无文化传统可言了）。这一民族特色不仅表现在中国神农氏的故土——长江流域的商周青铜器上，也表现在许多中原的青铜器上。如长江流域的商周青铜器，它的造型不管有多少变化，但总以鸟为主题，要么把青铜器做成鸟形，要么把器身布满了鸟纹，要么在青铜器上立鸟，要么把人、兽的眼睛做成鸟形。总之，一定要把“神农氏的神像”和代表神农氏族的“太阳鸟族徽”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规律在中原也不例外，如商代著名的“司母戊鼎”，只要你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它上面的纹饰同样是以鸟纹为主题的。这种现象，直到中国的“王权”思想逐步取代了“神权”思想的商周时代，代表“王权”的“龙纹”才逐渐上升为青铜艺术的主题。
基于以上情况，我认为：中国青铜文化的辉煌，并不是对西方青铜文化“王权”思想的继承和弘扬，而是对中华“神农文化”的“神权”思想的继承和弘扬。这就是中国的青铜文化与西方的青铜文化在本质上的区别。
记者：既然中国的青铜艺术是世界上最辉煌的青铜艺术，那么，最能代表中国青铜文化辉煌的典型青铜器又是什么呢？
林河：有人把中国的青铜器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我认为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在我的考古生涯中，曾了解到许多中国创造青铜奇迹的故事。
世界上最早、最大、最精美的青铜尊：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的商代“四羊尊”。它通高58.3cm，腹部由4只站立着的“卷角羊”组成，整个器身布满了蕉叶纹、夔龙纹、云雷纹、神农氏神像等精美绝伦的纹饰，有些“细如发丝”的花纹，很可能是由非常先进的“熔模铸造法”（失腊法）浇铸而成的，这件青铜器堪称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绝品。
改变了古今文明进程的“中国青铜绝技”：在湖北随县曾出土了一座战国时代的“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许多用“熔模铸造法”（失腊法）浇铸而成的青铜器，完全可以用“鬼斧神工”、“精美绝伦”、“空前绝后”等词来形容它。我要说的是它对古代文明和近代文明的影响。中国商周时期发明的这种先进的“熔模铸造法”，可以制造极其精密的铸件，还可以铸造极其复杂的器型，如代表了世界古代工艺最高水平的汉代错金工艺、明代宣德炉、北京故宫、颐和园、圆明园中的龙、虎、狮、象、十二生肖、铜像、铜亭等。在西方，直到20世纪初，德国才用这项中国绝技铸造精密齿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飞虎队的机械师在云南保山见到了中国用“失腊法”铸造的传统文物后，深受启发，便依此法用到了铸造要求极高、非常不易加工的喷气发动机的叶片和涡轮盘的制造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二战以后，这一中国绝技迅速被推广到了全世界，终于形成了近代工业文明必不可少的精密机械制造工业。由此可见，中国的青铜文明对人类文明贡献之大。
世界上最锋利的青铜剑：1965年，湖南江陵出土了一把越王勾践用的青铜剑，虽然在地下埋了2300多年，但出土时还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有人作过试验，该剑一次就能将20多层纸斩成两半。由此可证：《战国策》上说的“吴越之剑，用肉作试验，可以断牛马，用金属作试验，可以断盘匜”，的确是没有丝毫夸张的。还有人用楚国的青铜剑斩两枚叠在一起的清代铜元毫不费力。由此可证：秦国形容楚国的青铜剑“毒得比马蜂扎人还要厉害”，也是毫不夸张的。
世界上最早的青铜硫化处理技术：锋利无比的越王青铜剑，不仅显示了它在军事科学上举世无双的成就，它在物理化学上的成就，也是令人惊叹的。它那精美绝伦、永不生锈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而在西方，直到近代才发明了硫化处理技术。西方古代制作青铜剑的科技水平，根本无法与中国相比。
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铬化技术：在金属表面镀铬防锈，是近代科技史上的重大成就。但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有一种叫“黑漆古”的青铜器，虽在地下埋藏了好几千年却光泽如新，没有丝毫锈蚀。通过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它的表层含有铬元素，原来，这青铜器数千年不朽的秘密，就因为它经过了“铬化技术”的处理。
世界上最早的光学聚焦镜：据周代《礼记·内则》记载：做儿媳的每天凌晨都要将“金燧”等日用工具佩戴在身上，到父母那里去问候安宁。这“金燧”就是用青铜制作的光学聚焦镜，古代又名“阳燧”，今日则叫“聚光镜”或“凹镜”。它的用途是向阳取火，让太阳光点燃艾条之类的“火媒”，用以烧火煮饭。由此可知，中国在商周时期，就已懂得了用凹镜取火的科学原理了。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也经常出土“金燧”的实物。因此，中国人不但是最早发现光学聚焦原理的人，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光学原理制造聚焦镜（凹镜）的民族。能够看透背面的青铜“魔镜”：假若你在照镜子时，突然看见了镜子背面的花纹，你一定会感到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在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镜中，有一种被称为“透光镜”的青铜镜，却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方法是将“透光镜”对着阳光，把阳光反射到墙壁上，你就可以从墙壁上的镜影中，清楚地看到青铜镜背面的花纹或文字，就好像是魔术师在玩魔术一样。1832年，中国的“透光镜”首次传到了西方，立刻引起了西方人的极大震惊，被西方人称之为来自东方的“魔镜”。许多西方科学家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无法破解其中奥秘。中国宋朝的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一书中说道：“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约有迹，所以于光中现”，科学地解答了这个问题。而在西方，这个问题直到1932年，才被一个英国的科学家威廉·布拉格爵士找到答案。20世纪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最大的英国专家李约瑟博士曾评价道：这是中国科学家“在通向掌握金属表面微细结构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让水花自动飞舞的青铜“魔盆”：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一种能令水花自动飞舞的青铜盆，只要在盆中放满了水，用双手在盆边轻轻磨擦，铜盆便会发出“嗡嗡”的声波，盆中的水则会随着声波产生涟漪，涟漪生出水花，水花又会随着声波起伏跳动，好像在跳舞一样，而且能跳到一尺多高，见者莫不称奇。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喷泉，是中国科学家研究声学原理的奇迹。
世界上最早、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中国商代的“司母戊鼎”是全世界最早、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通高1.33米，重875公斤，需要用铜料1000多公斤才能铸成。“司母戊鼎”的出现，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青铜文化”实力最雄厚的国家。它身上的“神农氏族徽”证明了它完全是中国“神农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而不是对西方“王权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震惊世界的三星堆神秘青铜像：四川三星堆遗址是一个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遗址，它以出土了大量造型怪异、工艺超群的神话人物青铜造像而闻名于世。据介绍，我国青铜器一般分为七个大类，而三星堆出土的绝大部分青铜器却不能划入其中任何一类，除了一少部分铜壘、铜牌、铜樽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相似外，大量造型怪异、充满神秘色彩的铜人、铜面具、铜动物等在我国各地出土的青铜器中都前所未见。这里出土了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它通高2.62米，重逾180公斤，被称为铜像之王；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高0.645米，两耳间相距1.385米；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高3.84米，3簇树枝，每簇3枝、共9枝，上有27枚果实与9只鸟，树侧有一龙缘树逶迤而下。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充满了“神农文化”的色彩，那青铜大立人（神巫）像，头上戴着铸有神农氏头像的三尖神冠，上穿绣有神农氏“朱雀”族徽的丝绸左衽上衣，下系绣有类似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的神农氏“神徽”的“帘裙”，神巫的衣着华丽无比，但却打着一双赤脚。这种种怪异现象，不了解南方“神农文化”的学者是无法知道它的奥秘的。其实，那三尖太阳神冠和神农氏肖像，早已出现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高庙文化之中。那衣上的“朱雀”图案也源于高庙文化，那不同于中原形制的左衽衣冠，古书上早有“华夏右衽、“西南夷左衽的记载。那“帘裙”即对朱雀尾羽的模仿。他为什么打着一双赤脚呢？穿着华丽的他绝不是穷得没有鞋穿，而是南方巫师认为请神的时候，只有接触了“地气”，法术才有灵验的缘故。到今日为止，南方的巫师哪怕是大雪天，请神时还是要打赤脚的。人死之后，棺材必须贴地以“接地气”，也是其遗俗。有关三星堆神秘文化的解释，是要写一篇大文章才解释得清楚的，这里只点到为止。总之，三星堆的神秘文化，并不是什么外来文化的附庸，而是中国“神农文化”的辉煌。
世界上最早最大的青铜编钟：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套精美华丽、场面壮观、独步古今的编钟。最大的编钟通高153.4厘米，最小的编钟通高24.4厘米，总共有65枚。经过测试，音域跨越了５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都很齐全。在2400多年前，中国就有了如此水平高超的青铜编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两千年前的青铜“发电机”：在湖北随县战国时代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几乎件件都是国宝，而有一些形状古怪、不知用途也叫不出名字的青铜器，在报道中被忽略了。其中有一件青铜器布满了与今日发电机非常相似的“线圈”，现在还没人能准确知道它的用途。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利于考古研究。在埃及的古墓中曾发现过古代的“电池”，西方的有些学者就敢于肯定它是“电池”的雏形。这不知用途的战国青铜器，既然浑身都是“线圈”，除了做发电机的“线圈”以外，很难找到还有其它的用途，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暂时肯定它是“发电机”的雏形呢？等到将来找到了结论，再实事求是地更正也不为晚。我研究出来的“神农氏”的神像和“族徽”，在过去就是一直把他做为好吃懒做的“邪神”饕餮氏研究的。再如，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经常会出土“石祖”或“陶祖”(男性生殖器的模型)，但有些考古学家往往就因为它违背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而被拒之于发掘报告之外，如果出土了“生殖器崇拜”的具体形象，就更不敢公之于世了。这种情况曾经误导过日本的有些考古学家，他们单纯地以考古发掘报告为依据，误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经过“生殖崇拜阶段”的特殊民族。这种不把全部资料公之于世的研究方法是有失考古研究的科学性与公正性的。当然，有关中国青铜文化的世界之最，还可以举出很多。只要我们能够站在世界的高度，站在民族大家庭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就能够弥补我们过去的不足，把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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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在对国内的宣传中都宣称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以此做为教育国民的重要组部分。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国际上和学术界是没有这种提法的，比较近似的只有“几大文明发源地”的提法，即便是这样，中国也是排不上什么“四大”的。
如果是按照“四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不要说四大，连前十大恐怕都排不上，它的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王朝，不过三千多年的时间，而其他几大文明早于此之前已经分别存在了两千到一千年，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也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这只是就大的区域来说，在各大文明区域周边，还有更多次要文明如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等（这些古代文明正是今天西亚很多国家的前身，这些古代闪米特人和波斯人也正是今日犹太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等的祖先）。要按照前面“四大古国”的定义的话，也只能是在这些文明和国家里去排，那里轮得到中国呢。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从上面列举的文明开始时间来看，排在前面的“四大文明”分别应该是中东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并没有中国的位置。何以在官方的宣传中，希腊的位置消失了，反而变成了晚于其后1000年的中国？(略去一段)
读者可能会问：我们宣传的不是“五千年文明”吗？何以实际上只有3500年？
那么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些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基本常识和概念，而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这些基本常识和概念来误导愚弄民众。这就是关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的问题，以及构成“文明”的几个基本特征。
考古学历史学上所说的“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把它们混用）。简单说来：“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
其实，从“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区别。“文化（culture）”这个单词的词根“cult-”的原始意义是“耕作”，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农耕”相联系的原始部落时代的范畴的；而“文明（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这也同样清晰的表明了“文明”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伴随着“市民”的出现而同时产生的“城市”及工商业相联系的青铜时代的范畴的。（城市city这个单词就是从词根“civ-”的变体“cit-”演绎而来的。）
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几个主要特征：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雅斯贝尔的定义)，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要判定一个文明是否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几个标准来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发现来核定的，而不是用什么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野史杂书，或者是像什么《史记》之类的晚于考古年代两千年之后的所谓“历史纪录”来判定的。这是一个考古学历史学常识。
可能有人会问我这样一种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标准来判定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吗？完全可以，但是，“文明”和“文化”这些概念本来就是西方传来的，不仅如此，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方法体系，都是从西方输入的观念，如果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能再用西方的概念来宣扬什么“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五千年神话传说的历史”。
但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倒是有“五千年历史”了，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及中东地区，他们就不仅是“五千年历史”了，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这样我们还是占不到什么便宜。
而中国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标准来误导愚弄民众。比如说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偷换冒充成是所谓“文明”时代，这样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就提前了一两千年，甚至两三千年。而在介绍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时候，又用另一种标准，从人家文明开始的正式起点（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出现）严格算起，这样无形中就缩少了中国与那些最古老文明国家间的距离，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比这些实际上比中国文明历史早得多的国家和地区反倒还要早些，而实际上，如果按照中国衡量自己的那种标准，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中东地区，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就是诸如此类的小伎俩小把戏。
下面就让我们来详细地从头审视一下中国及世界的历史。
首先从中国文明的历史开始说起。先开门见山地阐明这个基本事实：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距今3500年，地点在今河南安阳一带。考古依据：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冶炼的青铜器；国家形态已出现。
要说明的是：这可不是我的发明，随便找一本国际学术界的世界史著作或者教科书，上面讲述中国文明都是从商王朝为起点开始的。
当然，中国自己的历史教科书是从所谓的公元前2000年的“夏王朝”开始算起的。但是国际学术界是不承认这个子虚无有的“夏王朝”的，因为没有任何考古依据：既没有文字出现，也没有冶炼的青铜器发现，更没有表明国家形态存在的任何依据，以及城市遗迹，等等。而一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虽然把整个中国地区都翻遍了也没找出什么能证明所谓的“夏王朝”存在过的证据，但还是要厚着脸皮硬把这个幻想中的“夏王朝”塞到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去贩卖给世人，又硬着头皮把在二里头等地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包装一番冒充成是“夏王朝”的所谓“都城”遗迹拿出来蒙骗外行人。
我们来看看这些“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找到了些什么？有一次我听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主讲的“考古学者”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宣称是所谓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复原图，我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几个烂草棚子，一个标准的原始村落，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什么呢，考古现场的几个烂泥堆，那是什么——夯土遗迹，夯土是什么，就是把泥巴堆在一起压紧做墙基，原始部落用来建造窝棚的最原始技术，俗称“干打垒”。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就是一些铜渣子，大量的石器，骨器！这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夏王朝都城”纯属胡扯！
要是这算是“都城遗迹”，那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都城遗迹”就太多了，瑞士汪金的湖居文化（早于公元前5000年），人们用五万根木桩作地基建在湖上的大型村寨，那就比“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大到不知那里去了。看来西方人脸皮还是太薄了。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铜器，更是误导，那是什么？金石并用时代的用天然铜打造而成的铜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的产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多的是，以此为标准的话，那我前面所提到的那几个古文明地区的历史更要往前提前一两千年。
而其他那些古文明地区都发现有标志文明起点的大量完整的城市遗迹，而且都是砖石结构，埃及就不用说了，希腊，西亚，印度河，特别是希腊米诺斯文明遗迹的克诺索斯王宫（公元前2000年），其宏伟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是首屈一指的，我们中国直到四千年之后的现存很多近代宫殿建筑都无法相比。这一点无须多说，实地参观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哈拉巴文明（公元前2500年），在摩亨佐与哈拉巴等地发现了许多完整的城市遗迹，砖石结构，构造复杂。据考证当时城市人口已达到三四万人。
还有埃及的南城遗迹等（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某些书上错误地说埃及没有城市，玛雅文明印加文明没有文字，实际上都有。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早就说过他这本书在细节上是错误百出的。）
说老实话，所谓“商王朝”的殷墟遗迹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些夯土遗迹而已，只不过规模稍大一点，根本还不是城市遗迹。要不是发现了甲骨文，冶炼青铜器，国际上也是根本不会承认商文明的。毕竟跟其他国家地区比起来，证据太少了。
中国有些人为此找了一种借口：说中国文明的早期建筑都是砖木结构的，所以不容易保存下来，而其他国家地区特别是西方主要用石材建筑，所以保存下来多一些，甚至还厚着脸皮反吹一把：中国的砖木建筑比其他文明的石材建筑技术程度更高。其实恰恰相反，我上面提到的几大文明地区，其发掘出来的早期文明遗迹实际上都是大量使用烧制的砖块建筑的，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遗迹，以及两河流域最早的的乌尔，巴比伦，苏萨等城市遗迹，埃及的南城遗迹，希腊的米诺斯文明遗迹，等等，实际上西方建筑的典型代表－－古罗马的建筑，也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都是用石材建筑的，也大量采用砖块，混凝土等建筑，如现今在法国西班牙等地都还保存着的高架水渠等，这些都很好地保存着。
而中国早期文明遗迹恰恰不是用砖建筑，而是夯土加木材建造，当然不容易保存，但那正是因为其技术水平低下的原因。中东，西方等地用砖石建筑比中国用泥土木材建筑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要高得多，造价也要昂贵得多，也更坚固，当然便于保存。（希腊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城市遗迹，其巨石建造的城墙，厚达二十米。）
所以找不到所谓“夏王朝”的遗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过，只有一些石器时代原始村落的遗迹。
而找不到更关键的两个证据——文字的出现，和金属冶炼术的出现，就更加不值一提了。
现在更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问题不仅仅只是没有所谓“夏王朝”存在的任何证据那么简单，而是反倒有大量证据证明其根本不存在。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时间上紧随所谓“夏王朝”其后的商王朝，其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竟然找不出有关这个前一代“王朝”的任何记载。这不是很荒谬吗？不是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了吗？你能想象周王朝，秦王朝，汉王朝等在他们的政府文件和档案中不记载他们的前一代“王朝”的任何情况吗？只有商王朝这样的初始文明才会是这种情况，因为在前面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
而有些无聊文人绝望之余，干脆对外撒谎说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上已发现有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了。好笑的是，考古部门的负责人马上就出来予以否认。这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此也是无计可施，绝望之余，只有祭出“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法宝，在中小学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反复宣传“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但是在大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是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地告诉大家，这还只是一个纸上的“王朝”，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心虚。最好笑的是，在对国内的宣传中就用“五千年文明”来愚弄大家，但是在国际上，为了不闹笑话，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历史是从商文明开始的，如外研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通史》，就将所谓的“夏王朝”与黄帝的传说等乖乖地归入“神话传说时代”目录下。而且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就从所谓“夏王朝”算起，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0年，也才4000年。那来的“5000年文明历史”？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恼羞成怒地用一种泼皮口吻断言道：“夏王朝是《史记》中记载了的，不容置疑！”。好嘛，原来隔了两千年之后的司马迁通过道听途说记述了一件从未见过的事情，这就成了“不容置疑”了？那古希腊的柏拉图还记载过一万多年前有一个大西洲国呢，人们在海底还发现了一些疑似城市的遗迹，那也是“不容置疑”的了。
司马迁的话有多少可信度？他写的《史记》与其说是历史纪录还不如说是历史小说。很多情节都不知道是怎么虚构出来的，一个人单独干的事情，或者是两个人秘密的谈话，而且都是不可告人的勾当，又没有外人在场，他是从何而知的？难道古时候的人还每天记日记，死后将日记出版，让你几百年后的人知道这些细节？
至于所谓的黄帝，炎帝，尧，舜，禹，这些到了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才陆陆续续由方术士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而是乖乖地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这里也没必要多说了。（这不是一个需要在这里辩伪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学上的常识，这方面的文章资料多的很，这些问题也不过是五四时代就已经解决了的，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顾颉刚所著《古史辩》已经把这些问题阐述得很清楚了。）
“尧，舜。禹”不过是后人的虚构，更不存在所谓的“炎黄始祖”，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主要的两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是辨识伪史的指导思路，至于春秋战国时的方士文人具体是怎样伪造出上古史的，他的书中已有详细分析。可详查。
顺便说一句，顾颉刚是中国历史学家中几个稍有良知的人之一，但是受时代条件限制，他也曾错误地把当时发掘出的“北京猿人”认为是中国地区各民族的人种起源，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科学家通过对不同种族人群的线粒体DNA测定，发现所有人种都是起源于20万年前的非洲智人，“北京猿人”等其他地区的早期原人早已灭绝，并不是中国地区的人种的起源。而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种是冰川期结束以后才陆续从中亚迁移过来的，这不过是个常识而已。
而某些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古文明，其他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的可笑说法，也是颇能迷惑人的一种荒谬论调。这种荒谬可笑的调子现在该是彻底澄清的时候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文明是否已经消失了，种族是否已经灭绝了。
首先说希腊，希腊最早的文明——米诺斯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距今四千多年。最初见于《荷马史诗》的记载。十九世纪末在希腊克里特等地发现了它的大量遗迹。考古依据：早期的象形文字，以及中期的线形文字A；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大量冶炼的青铜器；早期的城堡，中期的克诺索斯等地的王宫，尤其是后者，其优美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注意：中国的历史书上是把米诺斯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算起的，但是国外的历史书上都是从公元前2500年算起的，谁是谁非自己判断吧。）
紧随其后的是希腊南部的迈锡尼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距今3600年，《荷马史诗》记叙的主要就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十九世纪在希腊迈锡尼，泰林斯等地发现了它的很多城市遗迹，大量青铜器，还有线形文字B。
然后是两百年的荷马时代，这时候希腊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武器和工具都普遍使用铁制，而中国直到将近一千年后的汉代才开始正式进入铁器时代（我并没有夸张，其他诸文明地区比我们中国地区早一千年左右进入铁器时代是个历史常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冶铁术起源于地中海一带的赫梯文明，然后陆续传入远近各个文明，中国地区距离最远，所以传入最晚）。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典文明时代了。
创造米诺斯文明的皮拉斯基人，不是希腊语族，中国某些流氓文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刻意强调米诺斯文明的创造者跟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人不是同一民族，想要贬低希腊文明的原创性。实际上，皮拉斯基人只是非希腊语族而已，但是与希腊人同为印欧种族，或者称之为雅利安语族。而且他们从米诺斯文明早期开始就逐渐与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族阿开亚人融合了，其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在阿提卡等地的皮拉斯基人也早就与当地的阿开亚人融合而共同创造出了后来的古典文明，其文化艺术的世俗主义，自然主义特征，在几个古代文明中是绝无仅有的。跟后来希腊古典文明同出一源。
就算从正宗的希腊人，阿开亚人的迈锡尼文明时代算起，也早于中国最早的商文明。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怎么会算到中国头上去的？
更何况，中国的两个早期文明：商，周，都是西方迁来的游牧民族创造的，周灭商之后，商民族即已消亡，今天有谁敢说自己是“商人”的后裔？要说“正宗”的“中国人”——汉人，那是到了秦汉才形成的，是否也应该说“中国的早期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
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希腊古典文明则是南下的与阿开亚人同族的多利安人与前两者共同创造的；而再后来统一希腊并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的马其顿人也是希腊族人，并开创了希腊化文明时代；罗马兼并了希腊之后更是成为希腊文明的直接继承者；而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继续延续了一千年之久，其核心民族仍然是希腊人，使用希腊语。直到十五世纪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希腊人经历了四百年亡国时期，到十九世纪初又重新独立。今希腊共和国的版图，即是古代希腊的主要区域，其人口绝大多数仍然是希腊族，希腊语为国语。这个地区自古以来民族成分就没有大的改变过，何来的“种族消失了”？
而且，说人家“文明消失”了，更是笑话。今天的整个现代文明完全是西方文明的内容，而西方文明又是以希腊罗马文明为基础的，希腊罗马文明在今天社会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等等方面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我们身边处处可见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子，何来的“消失”了？
希腊罗马文明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基督教的成分，而且是希腊化的基督教。基督教从一开始产生就可以说是希腊文明与犹太文明的混合产物，基督教经典《新约》从一开始就是用希腊语创造出来的，主要的传播者也是罗马帝国中的希腊人，只奉《旧约》的犹太教是严禁偶像崇拜的，而基督教各流派都可以绘画雕刻圣像，这就是其希腊化的典型特征。
对于希腊文明，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可以说：如果没有希腊文明，就几乎没有我们今天现代社会的一切。现代的许多科学学科，技术发明，以及民主制度，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产生出了其雏形。古希腊文明更是直接催生了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导致近代科学的产生，民主制度的萌芽。这是对今天整个人类世界作出了最重要最关键的贡献的一个文明。这一点，我们以前是认识得太不够深入了。
说“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那到底延续下来了些什么呢？举个例子：其他国家民族往往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中国人（汉族）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吗？（不要告诉我中山装是民族服装，那是用日本人的学生装改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特别是最近几百年以来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所谓的“华夏文明”剩下的也不过就是一些碎片而已，而且是些四不象的碎片。日本人的文化都比现在中国的本土文化更近汉唐文化。
很多国人喜欢自以为是地吹嘘什么“世界上唯一延续下来的文字就是汉字，其他语言文字都断绝了”，实际上那是很可笑的说法。以英语为例，学英语专业的应该知道，英语虽然词汇数量巨大多达数百万，但是除了一小部分基础词汇以外，绝大多数的词汇都是由数量有限的希腊词根和拉丁词根以及前后缀组合而成的（而拉丁词根又源于希腊词根），特别是数量巨大的科技词汇基本上都是由希腊词根构成的。很多人觉得英语词汇的构成好像就是胡乱把一些字母拚接在一起，毫无规律，其实那只是不了解英语的希腊词根构词法而已。（有些网络混混喜欢宣扬什么“汉语词汇的组成是规律的，英语词汇的组成没有规律，汉语优于英语”这种谬论，简直无知得可笑。）
你会发现在西方国家的各种语言中，很多词汇都是很相近的，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用同样的拉丁词根和希腊词根构成的原因。例如“地理”这个词，英语是“geography”，德语是“geo”，因为都是由表示“土地”意思的希腊词根“geo-”构成的原因。
从语言上来说，西方国家各语言间的差别并不比中国各地区方言之间的差别更大，在西方国家一个人同时会说几种西方语言的情况是很平常的事情，就像在中国一个做生意的人同时会说普通话，四川话，广东话一样。
从文字上来说，英语的字母是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源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源于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最早的源头又可以追溯到埃及文字。同样的，汉字也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
不仅在印欧语系（或者又称雅利安语）内部是这样，印欧语系与中东一带的闪米特语系也是渊源很深，腓尼基字母产生的另一个分支——阿拉米亚字母，又发展出今天的阿拉伯字母，维吾尔字母等。
我们又来看看汉字。不错，甲骨文是今天汉字的直接起源，但是如果是一个没有受过古文训练的人，根本看不懂古代的甲骨文字，也分不清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等的区别。从文字上来说是这样，从语言上来说，今天使用欧化语法的现代汉语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古文训练也根本看不懂先秦时代的文献。
然后我们又来看看埃及文明，埃及文明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这时期出现了象形文字，数十个城市国家，冶炼铜器。（实际上在公元前4500年已进入铜器时代）。并发明了纸草纸。
然后在公元前3100年时，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各城邦，进入早王朝时期。第三王朝时开始大规模修建金字塔。埃及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建立起来一千多年后，中国才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再来看埃及的种族：埃及最初的居民是含米特人，然后与西亚进入的闪米特人逐渐融合，创造埃及文明的就是这种闪含混和民族。而闪米特人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北非的大部分居民，不过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古埃及虽然在其本土政权延续了三千年之久后又陆续经历了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的统治，但是其种族本身从法老时期一直到今天并没有大的改变，今天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居民其体貌特征跟古埃及时期的雕刻和绘画上的形象仍然非常相似。
埃及人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伊斯兰教的成分，这种情况跟古希腊罗马接受了基督教的情况非常类似，也类似于中国人接受了佛教文化一样。只不过伊斯兰教基督教这种一神教的同化作用更为彻底一点，而伊斯兰教本来就是中东闪米特人土生的宗教。
再来看印度文明。印度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哈拉巴文明时期），地点在今印度河流域一带，以哈拉巴和摩亨佐两地发掘出来的完整的砖砌城市遗迹为代表，以及象形文字，青铜器。
创造最早的哈拉巴文明的是达罗毗荼人，他们与后来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逐渐融合构成了今天印度的主要居民，今天印度的人种混杂局面就是这种历史原因造成的。而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后，就继承了达罗毗荼人的文化，其宗教，哲学都深受前者影响。
至于印度后来受到蒙古莫卧尔王朝的统治，本质上跟中国地区被蒙元满清统治时期一样，而且在殖民化程度和奴役程度上要轻得多。
今天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都仍然是古代达罗毗荼人和雅利安人等民族的后裔，其信奉的印度教也是从古代就一脉相承下来的，其创造的佛教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何来的“文明消失”了？
实际上，通过对比上述几个文明，我们可以发现，恰恰消亡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地区的文明，除了仍然在使用汉字这一点以外，我没有看出今天的中国还从古代继承下来了些什么。
其实，在学界有一种不便于启齿的看法就是：真正的古华夏文明，从宋代以后就已经消亡了。今天的中国不是昨天的中国。
我们又来看看中东的两河流域文明，它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文明时期（实际上在公元前4300年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出现了城市，国家的萌芽），这时候出现了象形文字，及稍后的楔形文字，冶炼铜器，以及乌尔，乌鲁克，尼普尔等数十个城邦。
创造最早的苏美尔文明的苏美尔人，可能是含米特人，他们很快就与后来进入的闪米特人融合了。而后继承苏美尔文明而起的阿卡德文明（公元前2371年），巴比伦文明（公元前1894年），都是闪米特人创造的；创造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的也是古代闪米特人；创造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也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居民仍然是这些古代闪米特的后裔。信奉的宗教仍然是从古代闪米特人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伊斯兰教，使用的文字仍然是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中提取元素而产生的腓尼基字母文字发展而来的阿拉伯文字。
至于中国官方宣传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的那个巴比伦，不过是两河地区最早的文明出现近两千年之后才出现的一个晚期文明，中国官方把这个拿来列在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地区的文明跟早于自己两千多年的两河文明是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似的。
闪米特人的另外一个文明：亚述文明，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源地在两河上游一带。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的军事技术上的成就，它建立了当时世界上兵种最为齐全，战斗力最为强悍的一个军事体系，后来其军事技术体制被波斯所继承。
闪米特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另一个文明：腓尼基文明，也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著名的城邦有推罗等。范围就相当于今天黎巴嫩的版图（另外，著名的迦太基古国，也是腓尼基的殖民地）。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航海及商业上的成就。早在埃及尼科二世时期（公元前611年），腓尼基人已经实现了环航非洲，这是人类航海史上与麦哲伦环球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并列的航海壮举。
腓尼基文明的另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字母文字的发明。它虽然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得到启发，但是却是真正成形的拼音字母文字，从腓尼基文字又发展出希腊文字，拉丁文字；以及阿拉伯文字等。从腓尼基文字发展而来的这种字母文字，是除了东亚之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韩国日本等国都曾经进行过文字拼音化的尝试，现在也还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将来也不可避免地要向这个方面发展。
犹太文明，如果从公元前1000年扫罗建国算起的话，是三千年历史。但实际上，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的历史还更为悠久。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居住在这里的迦南人（闪米特语族），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建立了城市，后来与进入这里的犹太人融合。
至于犹太文明及其民族独一无二的延续性，以及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我想不需要我多说了。
赫梯文明，这可能是一个雅利安语族的文明，也大致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地点在小亚细亚一带。这个文明最大的成就就是发明了冶铁术（有可能更早在这之前的米坦尼王国已出现），并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率先进入铁器时代。而今天高加索一带的亚美尼亚，据称其居民就是古代赫梯人的后裔。
今天叙利亚的居民，则是建立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古代叙利亚文明的阿拉米人的后裔。
波斯文明，就是今天伊朗的前身，这是一个雅利安人的文明。如果从其最早的居民－－埃兰人建立的文明开始，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他们创造了伊朗最早的文字，国家。埃兰人与后来的米底人，波斯人同出一源。波斯帝国则建立于公元前550年，是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空前庞大的帝国。今天伊朗人的绝大多数，就是古代波斯人的后裔。
顺便提一下罗马文明，如果从公元前754年罗马建国开始（另一说公元前575年），是两千多年历史，而实际上，早在公元前1800年特拉马拉文化时期意大利已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1000年维兰诺瓦文化时期已进入铁器时代。今天意大利的绝大部分居民，仍然是建立罗马文明的古代拉丁人的后裔。
至于美洲的玛雅，印加诸文明，由于出现时间稍晚，这里就不赘述了。
所谓“创造某个古代文明的民族已经灭绝了”这种说法纯属误导。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被彻底地灭绝。不管是在战乱中遗存下来的人民，还是后来迁居而来逐渐融合了的外来成份，他们都会自然地依照共同的地域意识和文化心态，重新恢复古代的文明版图。读者如果把今天的世界地图与早期文明的分布图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各早期古代文明所在的大致范围与今天建立在这些地区的现代国家版图基本上是相吻合的。以色列人流浪千年之后仍然要顽强地回到故土上去，并恢复了希伯莱语言文字；伊朗人（波斯人）近代独立以后马上就将阿拉伯文字从自己的文化体系中清除出去，并全力恢复古代波斯的文化传统，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还有很多国人喜欢夸夸其谈的一种荒谬可笑的论调“唐朝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事实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什么“世界的中心”，唐朝时世界上有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查理曼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在巴格达；汉朝时有罗马帝国，安息帝国（波斯的继承者），贵霜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罗马，在亚历山大里亚，在巴比伦尼亚。这一点看看世界历史地图就很明了，中国地区一直都是远离文明的中心，在欧亚大陆最偏僻的角落里。
某些人津津乐道什么唐朝多么多么开放，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做官。只是自己少见多怪而已，其他文明地区的这种开放的程度普遍的很，各个种族的人来来往往经商做官是家常便饭的事，例如罗马帝国时期，甚至有好几个皇帝都是阿拉伯人，腓尼基人，日尔曼人等外族人，而且是依照正常程序继承的皇位，而非象蒙元满清时代那种异族征服得来的皇位。
地中海周边地区和中东地区，才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源头。
中东文明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源泉，楔形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是后来的西方字母文字的最早源头，中国地区的文字实际上也起源于楔形文字。青铜冶炼术，冶铁术，制陶术，车轮，驯养牛马，都是从中东最早发源并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也包括中国），这是国际学术界普遍的看法。
最近这些年来，人们对中国越演越烈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现象都很关注，但主要都集中在一些造假者有丰厚利润可图的学科领域，对历史学界，考古学界这些好像没有什么油水的圈子都不太注意，其实这两个看似不重要不起眼的学科领域倒是最有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的可能性的，因为这两个学科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
我在商务印书馆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考古学》上看到那时的考古学前辈是这样阐述研究考古学的意义的：“考古学的目的一不是为了夸耀古国的辉煌，二不是为了粉饰现实的政治。而是为了了解历史的真实，知道我们以前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以为参考，对我们将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某些“考古学家”，把前辈们的教诲全都扔到茅坑里去了。将来到地下碰见这些先辈，肯定是要被打屁股的。
还有某些中国人，常常喜欢放这样一种屁：“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说这话的人不一定就是对起码的人类进化史常识无知，虽然大家都知道人类早在一两百万年前就已经从古猿逐渐过渡到直立人了，也就是说早就不“在树上”。可能他们的意思只是以此比喻谁开化得早一些。不过我们前面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远远晚于其他文明地区而且也晚于欧洲。
而现在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来比较一下石器时代的情况：在欧洲发现的不管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舍利文化，阿舍利文化，克拉克当文化，还是中期的穆斯特文化，晚期的奥瑞拉文化，索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以及中石器时代的阿齐尔文化，塔登鲁尔文化，阿斯度尼亚文化，马莱姆斯文化，一直到新石器时代诸多文化，在谱系上都非常完整，不象中国地区有一个很大的断层。时间上也早得多。
就连日尔曼这种相对来说在欧洲算较为野蛮的地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就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了（武器和工具普遍使用铁制），比中国地区早了近一千年；英国地区早在五千年前其最早的居民皮克特人也已经开始建筑石头城殿；西班牙和法国尼奥岩洞等地，考古发现了数万年前的绘画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绘画和艺术品。奥瑞拉文化时期）以及最早发明弓箭的考古证据。
而中国，即使是公元前1500年才开始的商王朝，也还是青铜器时代，夯土建筑，其主要覆盖范围也只不过就是河南的一小部分地区（注意我说的是主要），而古中国其他广大地区，基本上都还处在野蛮原始的部落文化状态。这到底是谁“还在树上”呢？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
其实当很多中国人得意洋洋地吹嘘“我们的祖先比你们西方人辉煌灿烂”的时候，用心思考的人会发现，这句话所包含的潜台词其实就是“我爸爸比你有钱”。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这德性很不好：刚吃了几天饱饭，就得意得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任何事情都要撒谎吹嘘成是自己“世界第一”（虽然昨天还在挨饿），其他国家民族在中国人眼里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其实心里面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移民到外国去）。这样自欺欺人下去，没准明天又要挨饿。这就叫做“器小易盈”。
某些中国人就是想通过种种方式来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国家民族（特别是让他们嫉恨不已的西方国家），来满足他们那种面对西方文明时极度自卑心理背后的意淫需要，是一种极其无耻可笑的行为。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有关世界史的大部分数据和资料都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教材中找到出处。
关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争论，是敌对分子瓦解我炎黄子孙心理防线的一篇欺骗性质的言论。关于文中提到的‘以青铜时代开始’为文明起点的观点，我找了一些资料，以驳斥之。全文如下：
中国青铜文化是对世界古代文明和近代文明的辉煌贡献
西方学者习惯认为“阶级、国家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城市、文字、金属器及复杂礼仪中心等的出现，则是文明起源在物质文化方面的表现”。按此观点，西方人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就已经进入了铜器时代，而中国，只出土了6000多年前的铜器，而且数量很少。直到距今4000多年，中国才出现了国产的铜器。这种情况似乎表明：文明起源于距今七、八千年的西方，而不是距今4000多年的中国。这与林河先生所说“中华文明早于西方文明”的观点有所不同。为此，我带着这个疑问，再次访问了林河先生。
记者：金属器是衡量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考古发现：西方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历史有七、八千年，进入“青铜时代”的历史有6000多年。而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的历史是6000多年，进入“青铜时代”的历史是4000多年。按照有些西方学者的逻辑，这就意味着中华文明应该晚于西方，这对您的“中华文明早于西方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
林河：我认为：“发现”与“理解”是不能划等号的，“发源”与“文明”也是不能划等号的。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勘探队员在某地找矿，看见几个小孩在玩“斗石头”的游戏，他问：怎么个斗法？小孩答道：谁的石头能将对方的石头划破了，谁就是胜方。勘探队员看了看胜方小孩的石头，不禁大吃一惊，它是价值连城的特大型钻石啊！忙问小孩：这样的石头你这里多不多？小孩说：多呢！便回到家中取出好几颗“石头”送给了勘探队员,而勘探队员则因此为国家找到了一处重要的矿藏。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小孩是发现家？还是勘探队员是发现家呢？假若国家要对他二人进行奖励的话，把桂冠戴在第一发现人（小孩）的头上，这钻石将永远是一块供小孩作游戏的顽石，把桂冠戴在第二发现人（勘探队员）的头上，这钻石就马上会为国家创造出许多财富。你说，他们谁应该是冠军，谁应该是亚军呢？西方盛产铜矿，许多地方含铜矿物就裸露在地表，原始人只要在地面上燃起篝火，便会还原出铜来。好奇的原始人，只要用石头敲打这种从火中烧出来的怪东西，便会打造出各种形状的“工艺品”来，因此，他们的金属时代当然会出现得早一些。中国的铜矿资源大都深埋在地下，极少裸露在地表，只有等生产力进步到了能够凿井开矿的时代，才有可能利用铜矿石铸造出铜器来。只有在发明了合金技术后，才能制造出青铜器来。这就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为什么会晚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但历史证明：西方并非因盛产铜矿而创造了青铜艺术的辉煌，倒是铜矿资源贫乏的中国创造了青铜艺术的辉煌。
记者：盛产铜矿石的西方，为什么不能够创造出辉煌的青铜艺术呢？
林河：大家还记得《西游记》中孙悟空被太上老君放进“炼丹炉”里去炼，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的故事吧！《西游记》是一部中国式的科幻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把人想像成了金属，幻想通过炼丹炉将普通的顽猴冶炼成火眼金睛的齐天大圣。但他为什么会有此奇思妙想呢？就是因为他想到了金属只有在封闭性能与通风性能都很良好、能够大大提高炉温度的炼丹炉内，才能够熔化的办法。中国在1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已发明了烧制陶器，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文化和安乡县汤家岗遗址就出土了距今六、七千年精美的白陶。据陶瓷专家告诉我：没有摄氏1000度的高温，是烧不出白陶的，而铜的熔点才1083度，因此，六、七千年前的中国人，是完全可以冶炼出铜器的。但由于中国缺铜，中华民族虽然已经掌握了高温炼铜技术，也只好自叹“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到目前为止，中国至少在商王朝的中、晚期，就已在长江流域的江西瑞昌、湖北大冶、湖南麻阳等地出土了颇有水平的铜矿矿井。据此推断：中国夏王朝时期肯定已出现了开矿采铜技术。有了矿石，中国人就可以在窑温1000度的这个高起点上，制造出艺术精湛的青铜器了，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在夏王朝时就已铸造出了中国特色的青铜爵，在商、周王朝就已达到了全世界的最高水平。
反观西方，由于烧窑技术的落后，虽然在发明铜器上比中国早了几千年，但在提高炉温、铸造精美的青铜器方面，却进展缓慢。他们连烧造原始白陶的水平都达不到，又怎么能够创造出青铜时代的辉煌呢。
因此，前人单纯地把某某事物出现的早晚，而不是把它的科技含金量计算进去的文明起源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记者：西方出现铜器早于中国，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最早的金属冶炼技术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呢？
林河：由于考古资料不足，目前还很难做出判断。从现在的资料来看，中国最早的铜器多出土于西北地区，如陕西姜寨遗址出土过距今6000年的黄铜片，甘肃马家窑文化出土了距今5000年的铜刀，而甘肃的地理位置正处于中国与西亚之间，素有“河西走廊”之称的“走廊地带”，游牧民族在中国与西亚之间“逐水草而居”，自古不断地来往迁徙，所以，目前并不能排除中国人使用的铜器是从西亚引进来的可能性。但是，纵观中国夏、商、周的青铜器技术高超、艺术风格与器物造型自成体系、纹饰与中国的史前陶器纹饰一脉相承等这些特色，都是西方的青铜器所没有的。因此，也不能排除中国独立生产青铜器的可能性。
中华民族自古是一个开放型的民族，从不拒绝优秀的外来文化，并经常能将其发扬光大，使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一直流传至今，而印度的佛教反而因不能适应环境、与时俱进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唐朝曾大量引进了西域文化，奏胡乐、跳胡舞、耍狮子、喝西域酒、看胡姬舞、欣赏西域的杂技魔术成风，成为“盛唐气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反而使西方羡慕不已，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景象，也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即使中国人是受到西方制造青铜器的影响而开始冶炼青铜器的，也不会影响到中国在青铜文化上的先进地位。因为，西方的青铜文化虽然历史悠久，却因生产力落后于中国，而未能创造出辉煌的青铜文化；而铜矿资源贫乏的中国，却因生产力的先进而在青铜文化上创造了举世公认的辉煌。这与在2000年前就发明了乘风筝上天的中国，却不能成为首先发明航天利器的国家；石油资源丰富的西亚不能产生超级大国，而石油资源贫乏的美国却成了超级大国，是一样的道理。
记者：您能不能将中、西方的青铜文化作个对比，以加深读者的直观印象呢？
林河：在我读过的书中，往往是谈西方时不及中国，谈中国时不及西方，“学贯古今”的书读了不少，“学贯中西”的书却读到的不多，因此在这里只能“抛砖引玉”。
根据西方学者的划分，金属器时代大约可分为“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３个阶段。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已进入了铜器时代，埃及人用含铜的孔雀石制造陶釉时，发现了炼铜法；还发明了用鼓风炉炼铜、银、金的方法。在美索不达米亚，人们已在用铜、银和麦子来当作货币使用。中国才出土了少量距今6000年的铜刀，因为数量很少，来历不明，目前还不能排除是游牧民族从西亚带到中国来的可能性。
青铜时代的历史则以伊朗南部、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最早，约在距今6000年的初叶就已经开始了。欧洲青铜器的历史开始于距今6000年的中叶，印度青铜器的历史开始于距今5000年的中叶，埃及青铜器的历史开始于距今4000年的中叶。
中国的青铜时代开始于4000年前，甘肃的齐家文化出土了铜刀、铜凿、铜椎、铜斧、铜镜、铜指环、铜匕、铜饰、铜渣等铜器产品。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年年过着“处处无家处处家”的生活，是不可能随身携带这么多的笨重物品的，更不可能万里迢迢地把毫无用途的铜渣也带过来。如果没有新的考古发现，我认为甘肃齐家文化出现的铜器，就应该是中国最早生产的铜器，是中国铜器时代的开始。在齐家文化的铜器中，有一面镜子是青铜器，似说明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几乎是同时出现的。
记者：将中国和西方铜器时代相比较，二者之间有些什么不同呢？
林河：原始艺术基本上是“有神论”的产物，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同样都是“有神论”的天下，但有个“神权”与“王权”谁轻谁重的问题。在“神权”重于“王权”的地方，艺术家的“神权”思想和“出世”的色彩就会强一些，在“王权”重于“神权”的地方，艺术家的“王权”思想和“入世”的色彩就会强一些。
西方是以“游牧文化”为主的社会，人民苦于天灾人祸，不得安宁，以武力得天下的帝王们一般都有严重的“王权”思想。在“王权”思想的影响下，艺术家主要是表现“王权”而不是表现“神权”。因此，西方的青铜艺术表现的往往是“王权主义”的“入世”思想和“世俗”观念。如叙利亚出土的“半裸人物”铜像、埃及第六王朝“佩比一世父子”铜像、苏美尔第一王朝用碎铜精心制作的“糜鹿浮雕”、埃及中王国时代的“武士椎俘”铜项圈、苏美尔文化的“力士摔跤”铜像、“骡马拉车”铜像等等，都是“世俗”味很浓的艺术品。
中国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社会，人民需要安居乐业、劳动生产，原始农耕社会的领袖们往往具有民主自由、平等互助等原始共产主义的思想，一般都没有将“神权”置于“王权”之下的心理，艺术家可以自由自在地表现“神权”。因此，青铜艺术往往充满了“神权”思想的“出世”色彩。如距今4000多年，夏代的青铜器就已出现了铸有“圆饼纹”和“鼓钉纹”的“青铜爵”。“爵”就是“雀”，是一种模仿“南方朱雀”形状制作的祭祀酒器，“爵”（雀）身上的所谓“圆饼纹”，其实是太阳的象征，“鼓钉纹”是星辰的象征，将太阳和星辰铸造在“朱雀”身上，应该是对7000年前中国南方“神农文化”的继承。根据《白虎通》的解释：“炎帝者，太阳也……祝融者，其精为鸟，离（太阳）为鸾”，所谓的“青铜爵（雀）”，实际上就是象征神农炎帝氏族的“太阳鸟图腾”，而“朱雀负日”、“双鸟朝阳图”等就是神农炎帝氏族的“族徽”。
到了距今3000年的商周时代，中国青铜器的民族特色还是非常突出。我在上期《上下七千年，古今两神农》访谈中所说的“神农氏神像”（嘴上长象牙的“人身鸟手像”、“双鸟朝神像”或戴“三尖冠的人面像”）和“神农氏族徽”（“朱雀负日图”、“双鸟朝阳图”或“双鸟朝农作物图”），几乎成了商周青铜纹饰中至高无上的主要纹饰（只可惜由于个别学者的解释，把中华民族的始祖神“神农氏”错定为了邪神“饕餮氏”，因而就把我们的商周青铜艺术，解释得面目全非，毫无文化传统可言了）。这一民族特色不仅表现在中国神农氏的故土——长江流域的商周青铜器上，也表现在许多中原的青铜器上。如长江流域的商周青铜器，它的造型不管有多少变化，但总以鸟为主题，要么把青铜器做成鸟形，要么把器身布满了鸟纹，要么在青铜器上立鸟，要么把人、兽的眼睛做成鸟形。总之，一定要把“神农氏的神像”和代表神农氏族的“太阳鸟族徽”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规律在中原也不例外，如商代著名的“司母戊鼎”，只要你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它上面的纹饰同样是以鸟纹为主题的。这种现象，直到中国的“王权”思想逐步取代了“神权”思想的商周时代，代表“王权”的“龙纹”才逐渐上升为青铜艺术的主题。
基于以上情况，我认为：中国青铜文化的辉煌，并不是对西方青铜文化“王权”思想的继承和弘扬，而是对中华“神农文化”的“神权”思想的继承和弘扬。这就是中国的青铜文化与西方的青铜文化在本质上的区别。
记者：既然中国的青铜艺术是世界上最辉煌的青铜艺术，那么，最能代表中国青铜文化辉煌的典型青铜器又是什么呢？
林河：有人把中国的青铜器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我认为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在我的考古生涯中，曾了解到许多中国创造青铜奇迹的故事。
世界上最早、最大、最精美的青铜尊：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的商代“四羊尊”。它通高58.3cm，腹部由4只站立着的“卷角羊”组成，整个器身布满了蕉叶纹、夔龙纹、云雷纹、神农氏神像等精美绝伦的纹饰，有些“细如发丝”的花纹，很可能是由非常先进的“熔模铸造法”（失腊法）浇铸而成的，这件青铜器堪称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绝品。
改变了古今文明进程的“中国青铜绝技”：在湖北随县曾出土了一座战国时代的“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许多用“熔模铸造法”（失腊法）浇铸而成的青铜器，完全可以用“鬼斧神工”、“精美绝伦”、“空前绝后”等词来形容它。我要说的是它对古代文明和近代文明的影响。中国商周时期发明的这种先进的“熔模铸造法”，可以制造极其精密的铸件，还可以铸造极其复杂的器型，如代表了世界古代工艺最高水平的汉代错金工艺、明代宣德炉、北京故宫、颐和园、圆明园中的龙、虎、狮、象、十二生肖、铜像、铜亭等。在西方，直到20世纪初，德国才用这项中国绝技铸造精密齿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飞虎队的机械师在云南保山见到了中国用“失腊法”铸造的传统文物后，深受启发，便依此法用到了铸造要求极高、非常不易加工的喷气发动机的叶片和涡轮盘的制造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二战以后，这一中国绝技迅速被推广到了全世界，终于形成了近代工业文明必不可少的精密机械制造工业。由此可见，中国的青铜文明对人类文明贡献之大。
世界上最锋利的青铜剑：1965年，湖南江陵出土了一把越王勾践用的青铜剑，虽然在地下埋了2300多年，但出土时还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有人作过试验，该剑一次就能将20多层纸斩成两半。由此可证：《战国策》上说的“吴越之剑，用肉作试验，可以断牛马，用金属作试验，可以断盘匜”，的确是没有丝毫夸张的。还有人用楚国的青铜剑斩两枚叠在一起的清代铜元毫不费力。由此可证：秦国形容楚国的青铜剑“毒得比马蜂扎人还要厉害”，也是毫不夸张的。
世界上最早的青铜硫化处理技术：锋利无比的越王青铜剑，不仅显示了它在军事科学上举世无双的成就，它在物理化学上的成就，也是令人惊叹的。它那精美绝伦、永不生锈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而在西方，直到近代才发明了硫化处理技术。西方古代制作青铜剑的科技水平，根本无法与中国相比。
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铬化技术：在金属表面镀铬防锈，是近代科技史上的重大成就。但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有一种叫“黑漆古”的青铜器，虽在地下埋藏了好几千年却光泽如新，没有丝毫锈蚀。通过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它的表层含有铬元素，原来，这青铜器数千年不朽的秘密，就因为它经过了“铬化技术”的处理。
世界上最早的光学聚焦镜：据周代《礼记·内则》记载：做儿媳的每天凌晨都要将“金燧”等日用工具佩戴在身上，到父母那里去问候安宁。这“金燧”就是用青铜制作的光学聚焦镜，古代又名“阳燧”，今日则叫“聚光镜”或“凹镜”。它的用途是向阳取火，让太阳光点燃艾条之类的“火媒”，用以烧火煮饭。由此可知，中国在商周时期，就已懂得了用凹镜取火的科学原理了。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中，也经常出土“金燧”的实物。因此，中国人不但是最早发现光学聚焦原理的人，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光学原理制造聚焦镜（凹镜）的民族。能够看透背面的青铜“魔镜”：假若你在照镜子时，突然看见了镜子背面的花纹，你一定会感到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在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镜中，有一种被称为“透光镜”的青铜镜，却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方法是将“透光镜”对着阳光，把阳光反射到墙壁上，你就可以从墙壁上的镜影中，清楚地看到青铜镜背面的花纹或文字，就好像是魔术师在玩魔术一样。1832年，中国的“透光镜”首次传到了西方，立刻引起了西方人的极大震惊，被西方人称之为来自东方的“魔镜”。许多西方科学家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无法破解其中奥秘。中国宋朝的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一书中说道：“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约有迹，所以于光中现”，科学地解答了这个问题。而在西方，这个问题直到1932年，才被一个英国的科学家威廉·布拉格爵士找到答案。20世纪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最大的英国专家李约瑟博士曾评价道：这是中国科学家“在通向掌握金属表面微细结构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让水花自动飞舞的青铜“魔盆”：在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中，有一种能令水花自动飞舞的青铜盆，只要在盆中放满了水，用双手在盆边轻轻磨擦，铜盆便会发出“嗡嗡”的声波，盆中的水则会随着声波产生涟漪，涟漪生出水花，水花又会随着声波起伏跳动，好像在跳舞一样，而且能跳到一尺多高，见者莫不称奇。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喷泉，是中国科学家研究声学原理的奇迹。
世界上最早、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中国商代的“司母戊鼎”是全世界最早、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通高1.33米，重875公斤，需要用铜料1000多公斤才能铸成。“司母戊鼎”的出现，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青铜文化”实力最雄厚的国家。它身上的“神农氏族徽”证明了它完全是中国“神农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而不是对西方“王权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震惊世界的三星堆神秘青铜像：四川三星堆遗址是一个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遗址，它以出土了大量造型怪异、工艺超群的神话人物青铜造像而闻名于世。据介绍，我国青铜器一般分为七个大类，而三星堆出土的绝大部分青铜器却不能划入其中任何一类，除了一少部分铜壘、铜牌、铜樽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相似外，大量造型怪异、充满神秘色彩的铜人、铜面具、铜动物等在我国各地出土的青铜器中都前所未见。这里出土了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它通高2.62米，重逾180公斤，被称为铜像之王；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高0.645米，两耳间相距1.385米；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高3.84米，3簇树枝，每簇3枝、共9枝，上有27枚果实与9只鸟，树侧有一龙缘树逶迤而下。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充满了“神农文化”的色彩，那青铜大立人（神巫）像，头上戴着铸有神农氏头像的三尖神冠，上穿绣有神农氏“朱雀”族徽的丝绸左衽上衣，下系绣有类似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的神农氏“神徽”的“帘裙”，神巫的衣着华丽无比，但却打着一双赤脚。这种种怪异现象，不了解南方“神农文化”的学者是无法知道它的奥秘的。其实，那三尖太阳神冠和神农氏肖像，早已出现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高庙文化之中。那衣上的“朱雀”图案也源于高庙文化，那不同于中原形制的左衽衣冠，古书上早有“华夏右衽、“西南夷左衽的记载。那“帘裙”即对朱雀尾羽的模仿。他为什么打着一双赤脚呢？穿着华丽的他绝不是穷得没有鞋穿，而是南方巫师认为请神的时候，只有接触了“地气”，法术才有灵验的缘故。到今日为止，南方的巫师哪怕是大雪天，请神时还是要打赤脚的。人死之后，棺材必须贴地以“接地气”，也是其遗俗。有关三星堆神秘文化的解释，是要写一篇大文章才解释得清楚的，这里只点到为止。总之，三星堆的神秘文化，并不是什么外来文化的附庸，而是中国“神农文化”的辉煌。
世界上最早最大的青铜编钟：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套精美华丽、场面壮观、独步古今的编钟。最大的编钟通高153.4厘米，最小的编钟通高24.4厘米，总共有65枚。经过测试，音域跨越了５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都很齐全。在2400多年前，中国就有了如此水平高超的青铜编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两千年前的青铜“发电机”：在湖北随县战国时代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几乎件件都是国宝，而有一些形状古怪、不知用途也叫不出名字的青铜器，在报道中被忽略了。其中有一件青铜器布满了与今日发电机非常相似的“线圈”，现在还没人能准确知道它的用途。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利于考古研究。在埃及的古墓中曾发现过古代的“电池”，西方的有些学者就敢于肯定它是“电池”的雏形。这不知用途的战国青铜器，既然浑身都是“线圈”，除了做发电机的“线圈”以外，很难找到还有其它的用途，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暂时肯定它是“发电机”的雏形呢？等到将来找到了结论，再实事求是地更正也不为晚。我研究出来的“神农氏”的神像和“族徽”，在过去就是一直把他做为好吃懒做的“邪神”饕餮氏研究的。再如，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经常会出土“石祖”或“陶祖”(男性生殖器的模型)，但有些考古学家往往就因为它违背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而被拒之于发掘报告之外，如果出土了“生殖器崇拜”的具体形象，就更不敢公之于世了。这种情况曾经误导过日本的有些考古学家，他们单纯地以考古发掘报告为依据，误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经过“生殖崇拜阶段”的特殊民族。这种不把全部资料公之于世的研究方法是有失考古研究的科学性与公正性的。当然，有关中国青铜文化的世界之最，还可以举出很多。只要我们能够站在世界的高度，站在民族大家庭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就能够弥补我们过去的不足，把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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