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后记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八十年代，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对延安整风这一历史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是在1961年的南京读小学的，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1963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看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它东西，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斯大林、莫洛托夫制造三十年代大恐怖罪行的揭露，以及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制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1966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一至四卷，我多次阅读收人《毛选》中的〈关于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年5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份不好」的三十多岁姓余的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根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1967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们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褛，那里正举办所谓「修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内的柔和灯光，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1966年8月，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勒萨日着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等给了我许多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处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写有「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看到这张大宇报，我头脑轰地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了。我马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一百五十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消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它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阶级敌人」，他们的妈妈是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在1970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任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令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1958年《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读的。1971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译着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七十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1975年从其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197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年8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1976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它「中央首长」的讲话吗：什么「XXX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独立白主方针」，什么「XXX在延安审干中查出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厂「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看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专业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9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请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1979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五四运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盛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论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至令我还清楚记得1979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八十年代以后。官方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阅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

经过对多年搜集、积累资料的反复研究和体会，我头脑中的延安整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我开始发现散乱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1991年8月中旬我开始动笔，到1992年底，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3年始，我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我感到自己需要对所论述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同时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

1995年夏至1996年秋，我有机会去设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作访问学者。我在美国的研究题目与延安整风无关，但我仍利用在华盛顿的便利，在国会图书馆工作了一个月。然而根遗憾，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虽然收藏十分丰富，但是几乎找不到我所需要的有关延安整风的材料。1996年10月我返国后，又重新开始写作，到了1998年夏，全书已经完成。我又用半年时间对书稿作了三次修改补充，1999年初交稿后，在编辑校对阶段，我接触到若干新资料，对书中的个别内容再次做了充实，于1999年春夏之交，全书最后定稿。

我写这本书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实为依归，在写作过程中，始终遵循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我以为，重要的是，首先应将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数十年意识形态的解释学早将当年那场事件搞得云环雾绕，面目不清。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各种重要的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反对对延安整风这一重大现象进行严谨的理论分析，且认为，这个工作极为重要，但是我又担心过度解释会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陈寅恪先生言，「大处看眼，小处着手」,「滴水观沧海」，因此在本书中，我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这也与我个人比较重视历史的个案研究有关。

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众所周知，有关延安整风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社部、中组部的档案文献，除少量披露外，绝大部分迄今仍未公开。1992年。我看到一位负责人在中央档案馆的讲话，他说，鉴于苏东巨变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加强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他指出，党的档案资料的保管，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我可以理解这位负责人的观点，但是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却为不能阅读和利用这些珍贵史料而感到遗憾。

由于这是一本私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

我还有一个遗憾是我没有机会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九十年代后，莫斯科开禁历史档案，涉及四十年代苏共与中共交往的文献记录也已开放。中国历史学会的沈志华博士近年来为搜集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并已将其中某些材料转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诉我，苏共与中共在延安整风期间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国，一时联系不上，这也使我深感遗憾。

伏案几载，每天神游于当年的历史景像之中，自然会对延安整风运动及其相关的史事与人物产生种种体会，这方面的体会与感受的绝大部分已化为书中的叙述，但是还有几点需在此予以说明：

一、予生也晚，未能躬逢中共草创革命的年代。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二、从中共革命夺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角度观之，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于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真所谓「成也萧何，败也箫何」！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已逐步走出过去那种怀疑一切、无情斗争的极左道路，但旧习惯思维的清理仍需长期努力。吾期盼旧时极左的「以我划线」、权谋政治永不再来，国家从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三、本书涵盖面颇宽，涉及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对于本书论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将其看成历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恶偏见，主观上力求客观公允，「不虚美，不隐恶」。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价值关怀，陈衡哲先生曾说过，「若仅缕述某人某国于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也是研究者的价值关怀问题，只是这种价值关怀不应妨害到叙述的中立和客观。如果说本书的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得到了一些朋友宝贵的支持和鼓励，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谢。

上海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的研究的进展，他还为本书的出版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在与许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学养和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卓越见解总是使我深获教益。

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和刘青峰教授。他们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在本书定稿过程中，他们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的建议和意见，对于本书臻于学术规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和好友，南京大学历史系颜世安教授和现旅居美国的贺军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他们的友谊和支持，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激励。

我曾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孔斐力教授（Phi1ip Kuhn）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华盛顿——南京办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 Kane）有过多次关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党史问题的愉快讨论，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的写作是一种推动。

在写作此书的几年里，我始终得到我过去的学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cff Zuckerberg）、林志涛（Felex Lin）的关心和帮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对我帮助尤大，他不仅帮我用电脑输人文字，还与我分享了讨论的乐趣，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也向本书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编者表示我的谢意，我虽然在引述文字时都做有详细的注释，但没有他们提供的资料基础，我要完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书的责任编辑郑会欣博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郑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务，但他还是拨冗为本书做了许多琐细的工作，他的慷慨支持对本书的出版有重要的帮助。

1998年夏秋之际，我有机会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在「大学服务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这个收藏丰富的史料中心，我为本书补充了若干新的资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学服务中心」表示深切的谢意。

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老师们多年来在图书资料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对他们的友好、善意和敬业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刘韶洪和儿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馀，承担了大量的家务，使我可以专心致志进行研究，她还为书稿作了一部分的电脑输入工作。为了写作这本书，许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与孩子经常讨论他的功课，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高华

1999年6月于南京大学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年出版，全书60 万字)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学术成就永存史卷（纪念高华）

朱学勤

主持人让我总结高华先生的学术成就，我不合适。还是让我作为高华的朋友，一个与他交往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讲高华这个人，讲讲高华这本书。

高华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杰出代表。我们这一代人有两件事无法回避，一是文革，二是改革，这是我们的生命底色。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写，后代人也可以写，但文革的历史，必须由我们自己来交这个答卷，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不能交白卷。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也通过各种文本、各种方式，陆陆续续地交出了答卷，但在众多答卷中，我以为高华这一份是最为出色者之一。他深刻挖掘了文革得以形成的老根--中共党内生活之渊源。文革发生已经有四十多年来，到现在还是一个聚集风云的话题。在历史上，它还会和法国大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命运一样，让多少代人持续不断地争论下去。但无论是后面有多少代人参与讨论、争论、辩论，它绕不过我们这一代文革经历者所交出的答卷，绕不过高华这个人。

高华让我最感佩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研究生考试，我们这一代人进入历史系有很多人，但对于党史专业，基本上是回避或拒绝。高华毅然敲门，破门而入。这是需要勇气，需要担当的。20年前，在那个年代选择历史专业，进入这个大门以后，再去敲党史这第二扇门，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他是在怎样一种历史环境下来写那本书的：是收音机里传出苏联八一九政变的广播，在一个与邻居共用的小厨房里摊开稿子，黑夜奋然命笔。今天的学术氛围没有根本的变化，只是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多了，开始是人抢钱，现在是钱抢人，大学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课题费其实是人民币淹没，能耐住寂寞不申请那些大大小小的所谓课题的人几乎没有了。2002年我与高华参加夏威夷国际会议，为节省经费，会议安排我们住暑期空出的夏威夷大学学生宿舍。我们俩人住同一房间，曾为此感慨并预感学术氛围在表面繁荣的假象下更为崩坏，80年代最后一年开始形成的“第二学术圈”将逐渐瓦解，被体制内“第一学术圈”分化吸收，我们的日子将更为艰难，只能相互打气，文雅的说法叫“共勉”。但高华坚持下来了，我们可以去查高华在南大的学术履历，在取得如此学术成就、获得海内外高度赞誉的同时，他是否申请过一个“国家课题”？高华留下的这一成就，对那些动辄以是否取得国家课题来量人度己者是一个有力回击。

高华当时进入这一行，我一直觉得很惊讶。太难出成果了！有想法，有书稿，怎么能流传下来？一辈子锁在抽屉里？那实在也于心不甘。高华用他一生的经历，最好不过地回答了我的困惑，第一，在最不可能出成果的地方，他出成果了；第二，还不是一般的成果，一个大大的成果，一鸣惊人！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他没有交白卷，交了一份非常漂亮的答卷。我们今天在追悼会上看到， 余英时先生也写了：“读过高华先生的书，很佩服”。

其次，我们今天在这个民间场合，不能不正面谈谈今天上午校方主祭时回避提及的高华这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的学术成就，上下两代人，同时交口称赞，这是不容易的。上面一代人，我以现在党内所谓“两头真”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方老先生为例。他最近写了《党史笔记》两本，一而再再二三地引用高华这本书。我与何方老先生有两次交谈，一次在上海交大，一次在北京他寓所，两次都谈到这本书。须知何方先生眼界是非常高的，不用说跟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与他的同代人，他都直言不讳。我就知道他和李慎之通信中，对李慎之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坦率批评，慎公是有傲气的人，他对他们同代人非常挑剔，但慎公曾对我说过，党史这一块，他重视何方的意见。而在谈到高华这本书时，何方竖着大拇指，连声说好。让一个延安整风的过来人，而且是有高层阅历的过来人，来承认一个后代人完全靠资料，而且是公开的资料不是什么秘辛传闻，写延安整风，竟是一部信史，靠得住，绕不开，这是不容易的。

下一代人中，我问过，我教过书的，或者有交往的晚辈，党史这么多书，你们看过哪些？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说看过《红太阳》（编者注：即《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当然，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复印，不是看的香港原版。一个人的书虽然是在香港出版，但是能够得到国内年轻读者这样广泛的响应，在我们这一代人，是很罕见的。高华的书虽然是在香港出版，传播发行都受到限制，但在中国大陆，上中下三代人，该看还是都看到了，读过了，多少学党史的后来之辈，都在千百次地引用，仅此一点，作为一个学者，高华就足以自慰，足以傲视体制内那些蝇营狗苟的众多伪学者。

这本书开辟了毛泽东研究的一个崭新的空间。说得低调一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得稍微满一点，在毛泽东研究、延安整风研究，从延安整风到文革的历史研究，这三块当中具有里程碑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高华选择12月26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走了，他走而无憾，无论是这个人，还是这本书，都永存史卷。　

2011年12月30日下午 南京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悼高华，忆高华

许纪霖

高华成长于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他的骨子里也渗透着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独有的精神气质，即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大问题、大命运的刻骨铭心之关怀，这种关怀与生俱来，深深镶嵌到血脉之中，是那代知识精英中安身立命之所在。作为历史学者的高华，由此而自觉一种历史的担当：像太史公那样，秉笔直书，为后人留下历史的真相。

差不多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默默地收集资料，为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作艰苦的准备。稍微懂一些时务的历史学者，大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革命史的研究。因为按照标准尺度写作，会违背学术的良知，而一旦说出历史之真相，不仅发表困难，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当年的高华不是糊涂之人，也非莽撞之辈，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从事的，是一个在世人看来属于高风险、低收益的研究，很有可能一辈子躺在抽屉里面，藏之名山，即使发表了，不仅于职称晋身无补，还会带来无穷麻烦——后来证明果然如此。

他曾经有过犹豫，也与我吐露过内心的天人交战，最后他说：“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我的个性没法让我放弃追究真相、说出真相，这是我的宿命，我认了。”鱼骨在喉，不吐不快；良知在心，犹如神之召唤，什么是历史学家？真正的史家风范正是这样的：著书不为稻粱而谋，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视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为了实践内心的学术良知：还原历史的真相，哪怕撕破了皇帝的新衣。

历史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粹的技艺，缺乏生命和社会关怀的乾嘉考据只是史学的末流。高华在精神上所继承的，是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的史家传统，这种传统是史学的，又超越了史学，自觉担当起天下的重负，为民族的未来发展提供历史的正当性。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差不多十年寒暑，高华都沉浸于此，无法自拔。他从各种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日记、回忆录当中反复爬梳，回味思考，逐渐整理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权力网络。他对人脉细节烂熟于心，犹如自己家族内部的典故。1999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恰巧刘小枫、钱文忠和我都在那里。每次聚在一起，大家最期待的节目，就是请高华为我们摆龙门阵。我们有无数的问题要问他，他似乎百问不倒，每次都用生动细致的史料为大家一一解惑。那些历史记忆就驻扎在他的心里，信手拈来，皆成痛史；犹如老树上的年轮，斑驳离奇，又历历在目。

虽然高华烂熟史料，但他并不认为个别的史实能够代表整体的真实。我最敬佩高华的，是他的贯通能力，擅长将支离破碎的个别史实，编织成一个个令人信服的历史图景，从复杂诡异的权力表象，洞察背后的深层逻辑。一个能够将历史读通的史家，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家，一个有智慧、有深度的知识人。我常常惊叹他不曾有过从政的经历，也非贵族后裔，何来如此老辣的内幕观察。我以为，除了掌握大量史料之外，他的天才想像力和对人性幽暗的敏锐，亦是不可缺少的助力。

我与他关怀相近，亦常常有热烈的争论。相比而言，作为政治史家的他，注重的是英雄豪杰“王”的面相，而作为思想史家的我，更偏好“圣”的一面。圣与王、神与魔之间，既是一念之差，又同为一个角币之两面。争论的结果，我常常从高华的魔性分析中所得甚丰，他也承认豪杰有其圣的另一面。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他参与翻译的墨子刻先生的《摆脱困境》一书，对此已有深邃的分析。不过，以其对家国历史的沉痛反思，他搁不下历史魔性对中国的摧残，毕其一生与其奋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不要以为高华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其实他像大部分中国书生一样，有自己的畏惧，也有一己之顾虑。但在种种纠结之后，他选择的依然是直行，是对良知和历史的担当。这担当因为有畏惧和顾虑相伴显得格外的沉重。我敬佩他的，并非英雄式的义无反顾，而是凡人意义上的自我超越。明知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依然在挣扎中担起重负。世人皆道无知者无畏，而知者有畏，依然选择了咬紧牙关前行，反而显出中国知识人的书生本色。书生非英雄也，乃是有可爱的迂腐，明知有苦头要吃，仍然不像聪明人那样识时务者为俊杰，而是傻傻地执著于内心的真与学术良知。

正当高华的研究进入佳境，癌细胞却一步步地吞噬着他的躯体。他一次又一次地被病魔击倒，却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不，即使他躺在病榻上，在精神上也从来没有倒下过。他的乐观、坚强和生存意志感染了每一个去看望他的朋友。一个星期之前，见到他的朋友向大家报告的，依然是“精神状态不错”的好消息，以至于我们都错以为还有下一次再见的机会。然而，就在2011年即将翻过的时候，他骤然而去，决然告别，将自己坚强的微笑留到了最后。

生命如樱花一般短暂，人们总是在追求某种永恒，佛教徒超越轮回，基督徒洗涤与生俱来的原罪，而儒家所追求的，乃是历史中的不朽。对中国知识人来说，有一段留得下来的文字，有一种让后人向往的精神，有一缕超越时代空间的情怀，那便是不枉此行的人生了。高华兄，你做到了，你对得起你的一生，我们为与你同属一个时代而骄傲。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