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安安静静地走完了他86岁的人生旅程。此前，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被湮没了几十年之久。
《沈从文评传》作者王保生说，他们这一辈60年代中期毕业的文学研究者，竟然谁也没有认真去读沈从文的作品，真是“令人难以相信”（p375）。
我们这些八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呢，又有多少人认真地读过他沈从文的作品？！
当我们跟着老师摇头晃脑朗诵《荔枝蜜》、《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等课文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就被人牢牢地牵引着，认定这些作品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范本了。我们何曾想到，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还有许许多多丰富多彩的、真正具有文艺价值的，却被政治思维湮没的优秀作品！如周作人的，沈从文的。
沈从文的作品，在学校时仅看过《边城》，近两年才读得多一点，后又读了一些外围的东西，他的形象才逐步在我心目中丰满起来。
在弥留之际，感情细腻的沈从文也许留下了不少遗憾——创作上的、感情上的、政治上的。
在沈从文的祖父辈时代，沈家在湘西当地是个世家大族，且以军威取胜。少年的沈从文承祖上遗风，试图当一名高级军官，十四岁便混迹在军队中。由于他勤奋、热情，得到上司喜欢，常干些如文书、秘书之类的轻活。尤其在有儒将风范的湘西军阀陈渠珍身边做事时，他颇得陈的青睐，在读书、学习上获益匪浅。然而，他目睹军队杀人如草，逼良为匪，残民以逞的恶行，最终离开了军队。此后，他扶着自己孱弱的身体，闯荡到上海、北京等中国最大的都会，开始其艰难的创业历程，最终成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次于鲁迅的著名作家（《沈从文传·引言》）。
综观其一生，沈从文像个踽踽独行者，与周围环境往往方枘圆凿，格格不入。
在创作上，沈从文走了一条与其他许多著名作家不一样的道路。
沈从文是个“乡下人”，只有小学文化，靠着自己的勤奋杀出一条血路，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大都是留过洋（至少是东洋）的大学教授。当其他作家在为兴趣、为理想而创造的时候，沈从文却要为生存而写字卖钱。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沈从文更像个误闯大观园的乡下孩子，腼腆，羞涩，且易动怒。为经历所决定，他很少创作大教授们那类吟风颂月的阳春白雪，作品中的精华部分大都是乡土文学。
当然，也正是与众不同的经历和创作道路，沈从文才能写出像《边城》、《长河》、《柏子》、《萧萧》、《湘行散记》等不朽作品。他不睬政治的干扰，为人性而写，为人性的真、善、美而写。在他的笔下，活跃着一个个鲜活可人、真实可靠的人物，他（她）们自然，朴实，不为现代气息所染指。翠翠、柏子、萧萧……还有大把的士兵、妓女，他们大都是下层民众，沈从文细心地呵护着他们，不忍给他们安排一个恶的结局——《边城》有些凄美，有些哀怨，但并不让读者为翠翠去揪心；当读者捏着一把汗的时候，萧萧却从死门关里胜利大逃亡……。
沈从文善于性爱描写，一切都那么自然，一点都不做作。例如柏子与妓女，这种肉体交易的过程在沈从文的笔下变得美了——真实、和谐才是美，远比上流社会男女间的矫揉造来得欢畅淋漓。沈从文在1928年写了一首诗，其描述自然、形象：
说是总有那么一天，
你的身体成了我极熟悉的地方，
那转弯抹角，那小阜平岗；
一草一木我全知道清清楚楚。
虽在黑暗里我也不至于迷途。
……
胡适力倡文学大众化，平民化，看来，沈从文是其忠实信徒和实践者——他把下层民众喜闻乐见的丰富语言，包括俚语、方言、民歌，全写进了作品。
在感情上，沈从文经历的几乎都是大难，他自己谓之为“女难”。
沈从文当收税官的时候，遭遇了生平首次“女难”——追求一个细腰长身的女孩子，被其骗去母亲卖房所得中的1000大元。
在上海，他结识了丁玲及其丈夫胡也频。在胡也频和丁玲先后被逋后，他不遗余力地设法打救；胡被杀后，他万里跋涉，护送丁玲及幼子回湖南。两个男人，一个女人，生活一处，吃住一处，问这世界上，能有几例这样的情谊？据说，沈从文是暗恋过丁玲的，丁玲在言行举止上也比较随便，或谓之轻佻也未尝不可。当胡也频尸骨未寒之际，当沈从文想方设打解救丁玲之时，狱内的她居然与送她进狱的叛徒冯达厮混同居！是可忍，孰不可忍！沈从文对丁玲有意见乃是人之常情，可丁玲出狱后对沈意见更大，认为他饱含感情的《记丁玲》不真实，并由此对沈积怨终生。沈从文一生，“遇人不淑”莫过于此。
在中国公学，沈从文爱上小自己八岁的学生张兆和，穷追不舍凡四年才成功。但据有关文献分析，这种类似“强纠的瓜”并不甜蜜，沈张二人在感情上和谐的时间不多。结婚后，张兆和对沈从文成天价写写画画和收藏文物的爱好不理解，颇多责难。尤其在中共建政后，张兆和马上投入积极的改造学习中，领着孩子指责沈从文在政治上不向新中国靠拢。沈从文死后多年，张兆和才开始痛切地忏悔自己对沈从文缺少理解、支持。
至于沈从文与林徽因和自己九妹的所谓感情故事，恐怕更多的是出于他人的猜测、附会，原是不可信的。
在政治上，沈从文力图摆脱政治的干扰，做个纯粹的作家，由此受到政治的压迫。
中共建政之前，沈从文就开始受到来自政治的压迫。他宣称不参加任何组织，写作不为政治干扰。当他的朋友纷纷左转，为革命而写作之时，他不为所动，甚至数次拒绝中共的召唤。自1948年郭沫若为他定性为“反动作家”之后，沈从文下半辈子的痛苦也就在所难免了。在国民党方面，他也同样不受欢迎，受到排斥、挤压。中共建政后，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地宣布禁止沈从文的作品，将已经出版的书进行销版。
在讨论中共建政后沈从文为什么停止写作的问题时，大家意见莫衷一是。八十年代，沈从文自己说，他当时停笔，主要是认为自己的写作已经不合时代要求，而且，从事文物研究也很意义，自己也有兴趣。我想，停笔显然因为他无法违背自己的创作原则来迎合所谓的“时代需要”。士可杀不可辱，宁停笔，不折腰！中共对政治的要求，显然比国民党更严厉。
现在回忆沈从文的一生，我有沧然涕下的感觉。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的是，他的价值正在被人们逐渐发掘出来；他的艰涩、丰富的人生，慢慢地向普罗大众充分展示。
（1、《沈从文传》，（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定价27元；《沈从文评传》，王保生著，重庆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定价18.8元，四、五折）（2002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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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评传》作者王保生说，他们这一辈60年代中期毕业的文学研究者，竟然谁也没有认真去读沈从文的作品，真是“令人难以相信”（p375）。
我们这些八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呢，又有多少人认真地读过他沈从文的作品？！
当我们跟着老师摇头晃脑朗诵《荔枝蜜》、《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等课文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就被人牢牢地牵引着，认定这些作品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范本了。我们何曾想到，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还有许许多多丰富多彩的、真正具有文艺价值的，却被政治思维湮没的优秀作品！如周作人的，沈从文的。
沈从文的作品，在学校时仅看过《边城》，近两年才读得多一点，后又读了一些外围的东西，他的形象才逐步在我心目中丰满起来。
在弥留之际，感情细腻的沈从文也许留下了不少遗憾——创作上的、感情上的、政治上的。
在沈从文的祖父辈时代，沈家在湘西当地是个世家大族，且以军威取胜。少年的沈从文承祖上遗风，试图当一名高级军官，十四岁便混迹在军队中。由于他勤奋、热情，得到上司喜欢，常干些如文书、秘书之类的轻活。尤其在有儒将风范的湘西军阀陈渠珍身边做事时，他颇得陈的青睐，在读书、学习上获益匪浅。然而，他目睹军队杀人如草，逼良为匪，残民以逞的恶行，最终离开了军队。此后，他扶着自己孱弱的身体，闯荡到上海、北京等中国最大的都会，开始其艰难的创业历程，最终成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次于鲁迅的著名作家（《沈从文传·引言》）。
综观其一生，沈从文像个踽踽独行者，与周围环境往往方枘圆凿，格格不入。
在创作上，沈从文走了一条与其他许多著名作家不一样的道路。
沈从文是个“乡下人”，只有小学文化，靠着自己的勤奋杀出一条血路，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大都是留过洋（至少是东洋）的大学教授。当其他作家在为兴趣、为理想而创造的时候，沈从文却要为生存而写字卖钱。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沈从文更像个误闯大观园的乡下孩子，腼腆，羞涩，且易动怒。为经历所决定，他很少创作大教授们那类吟风颂月的阳春白雪，作品中的精华部分大都是乡土文学。
当然，也正是与众不同的经历和创作道路，沈从文才能写出像《边城》、《长河》、《柏子》、《萧萧》、《湘行散记》等不朽作品。他不睬政治的干扰，为人性而写，为人性的真、善、美而写。在他的笔下，活跃着一个个鲜活可人、真实可靠的人物，他（她）们自然，朴实，不为现代气息所染指。翠翠、柏子、萧萧……还有大把的士兵、妓女，他们大都是下层民众，沈从文细心地呵护着他们，不忍给他们安排一个恶的结局——《边城》有些凄美，有些哀怨，但并不让读者为翠翠去揪心；当读者捏着一把汗的时候，萧萧却从死门关里胜利大逃亡……。
沈从文善于性爱描写，一切都那么自然，一点都不做作。例如柏子与妓女，这种肉体交易的过程在沈从文的笔下变得美了——真实、和谐才是美，远比上流社会男女间的矫揉造来得欢畅淋漓。沈从文在1928年写了一首诗，其描述自然、形象：
说是总有那么一天，
你的身体成了我极熟悉的地方，
那转弯抹角，那小阜平岗；
一草一木我全知道清清楚楚。
虽在黑暗里我也不至于迷途。
……
胡适力倡文学大众化，平民化，看来，沈从文是其忠实信徒和实践者——他把下层民众喜闻乐见的丰富语言，包括俚语、方言、民歌，全写进了作品。
在感情上，沈从文经历的几乎都是大难，他自己谓之为“女难”。
沈从文当收税官的时候，遭遇了生平首次“女难”——追求一个细腰长身的女孩子，被其骗去母亲卖房所得中的1000大元。
在上海，他结识了丁玲及其丈夫胡也频。在胡也频和丁玲先后被逋后，他不遗余力地设法打救；胡被杀后，他万里跋涉，护送丁玲及幼子回湖南。两个男人，一个女人，生活一处，吃住一处，问这世界上，能有几例这样的情谊？据说，沈从文是暗恋过丁玲的，丁玲在言行举止上也比较随便，或谓之轻佻也未尝不可。当胡也频尸骨未寒之际，当沈从文想方设打解救丁玲之时，狱内的她居然与送她进狱的叛徒冯达厮混同居！是可忍，孰不可忍！沈从文对丁玲有意见乃是人之常情，可丁玲出狱后对沈意见更大，认为他饱含感情的《记丁玲》不真实，并由此对沈积怨终生。沈从文一生，“遇人不淑”莫过于此。
在中国公学，沈从文爱上小自己八岁的学生张兆和，穷追不舍凡四年才成功。但据有关文献分析，这种类似“强纠的瓜”并不甜蜜，沈张二人在感情上和谐的时间不多。结婚后，张兆和对沈从文成天价写写画画和收藏文物的爱好不理解，颇多责难。尤其在中共建政后，张兆和马上投入积极的改造学习中，领着孩子指责沈从文在政治上不向新中国靠拢。沈从文死后多年，张兆和才开始痛切地忏悔自己对沈从文缺少理解、支持。
至于沈从文与林徽因和自己九妹的所谓感情故事，恐怕更多的是出于他人的猜测、附会，原是不可信的。
在政治上，沈从文力图摆脱政治的干扰，做个纯粹的作家，由此受到政治的压迫。
中共建政之前，沈从文就开始受到来自政治的压迫。他宣称不参加任何组织，写作不为政治干扰。当他的朋友纷纷左转，为革命而写作之时，他不为所动，甚至数次拒绝中共的召唤。自1948年郭沫若为他定性为“反动作家”之后，沈从文下半辈子的痛苦也就在所难免了。在国民党方面，他也同样不受欢迎，受到排斥、挤压。中共建政后，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地宣布禁止沈从文的作品，将已经出版的书进行销版。
在讨论中共建政后沈从文为什么停止写作的问题时，大家意见莫衷一是。八十年代，沈从文自己说，他当时停笔，主要是认为自己的写作已经不合时代要求，而且，从事文物研究也很意义，自己也有兴趣。我想，停笔显然因为他无法违背自己的创作原则来迎合所谓的“时代需要”。士可杀不可辱，宁停笔，不折腰！中共对政治的要求，显然比国民党更严厉。
现在回忆沈从文的一生，我有沧然涕下的感觉。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的是，他的价值正在被人们逐渐发掘出来；他的艰涩、丰富的人生，慢慢地向普罗大众充分展示。
（1、《沈从文传》，（美）金介甫著，符家钦译，中国友谊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定价27元；《沈从文评传》，王保生著，重庆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定价18.8元，四、五折）（2002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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