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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多数雇员无论收入高低也都不偷税漏税，很多职场高手和低手也不用看别人脸色"
国内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的，所有的老总，都是在围绕“关系”，老总大部分时间是在和政府，GCD的高层搞关系。亚信曾经多牛，如今江的势力消失，亚信不也完蛋了？
郑州农行的改造项目（易初，神码），广州，深圳地铁改造（HP.IBM.ENC)，山东高速公路项目（东华诚信），保险，寿险（亿阳信通），这个单子你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开下去，
在国内这么多年，消防，弱电，哪个行业不是一团糟糕，全部是靠关系！当然，高速公路项目，房地产项目我不清楚，我想应该是“没有最黑，只有更黑”
中国的所谓的企业和公司，全部是“关系”，“回扣”经济！
建议你从大的历史，整体看待问题，曾国藩，张之洞，有名气的官商：胡雪岩！
从100年前中国就开始改革了，这么多牛人都没有挽回清朝的民运，就是因为中国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脱离政治的经济改革只是给了GCD更多的腐败和回扣的权利。
2：
牛哥您用城市的气派与老百姓收入成反比的说法来证明加拿的城市的不气派是好的，荒谬！
牛哥的话你无法理解！可以原谅你！
对于一个独裁国家来说，“城市的气派与老百姓收入成反比”是绝对正确的！想理解这个道理很简单。先哲早有定论！
“绝对的权利就是绝对的腐败”“权利的边界就是到达他所能到达的边界为止”
GCD就是绝对的权利。GCD权利的边界就是大家不用武力造反，农民至少有口饭吃就OK。
看看朝鲜，中国，慈溪太后，，，，哪个不是把自己的面子工程放在首要位置？这样的城市虚假繁荣有什么好处?解决中国全部学生的一年的营养午餐（就是有奶，钙等含量的午饭）4千万足够！解决全国的吃猪肉问题的科研项目也不过千万。但是我们中国宁愿花几百个亿做一些虚伪的工程，不愿意把钱花在基础教育和投入上。
不要用什么“党内民主”，“唐太宗的民主作风”，“好的独裁”等这种理论来忽悠人，从袁世凯的 年代已经用过了。。。独裁就是独裁，独裁再让权利也是有限制的，前提是“朝代万年不变色”。“老子的权利谁也不要分享”
3：
你问问国内北京、上海、深圳……或是任何一个大中小型城市的家庭，
只要是中等收入的双职工家庭，有几个孩子不学点课外的东西？我一哥们儿
（普通人，俺没有牛哥您这样上等人朋友）的孩子今年１４岁，男孩，钢琴６级，跆拳道２段，围棋２段，。。。。。。
这样的话说出来，我真的是？？？？？？？
中国人穷的还不够？10亿农民到了什么档次了？你说的是少数的孩子，这个是概率上的问题
朝鲜的军队高官生活也是很好的，有汽车配送！少数人说明什么问题？
ROLIA都是成熟的人，我至少在沈阳，湖南，山西有不少哥们，亲属。我知道很多人生活是很辛苦的，看病，上学都是大问题。
既然大家都是从国内工作过的30以上的哥们，也知道北京上海满大街的民工，也知道那些充斥在洗浴，桑拿里的小姐。哪个行业不是几百万，几千万的绝望的眼神和无助的表情？
要比就这样比较，从中国随即挑选1万人（包括10亿农民兄弟），再从加拿大随即挑选1万人。（包括加拿大的农民和移民）。然后详细比较整体身体素质和生活水平，科学认知程度，文化，艺术程度。我感觉这个方法比较合理。看看中国随机挑选的1万个人里有多少是 ：“钢琴６级，跆拳道２段，围棋２段“
如果你要从大城市高收入人里面挑，而且把10亿农民兄弟当作蚂蚁和奴隶，那不用比了，中国肯定要比加拿大好100倍。
中国的平均水平估计连缅甸，乌干达这些国家都不如。我清楚的记得在2004年，《读者》的文章里，有一个专门的比较文章，中国的人的“平均素质”，贫穷已经属于在倒数第几徘徊了。。。香港，日本，韩国，台湾的水平非常高。好像香港是第20。中国的前面后面都是非洲兄弟。
4:
国内现在摆地摊卖烟的越来越少了，再说人家摆摊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
牛哥，在加拿大A片随便买不能说明加拿大比中国好，记住了！
牛哥，春晚加拿大这里有，可惜春节这里却没有，因为这里，不是中国，不是你的祖国。
看你爱中国爱的这么辛苦，不知道如何反驳你了。多说几句是因为原来我也非常爱国，来了加拿大我彻底变成一个“汉奸”
“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到广场上，说出你的心理话，把政府还给我们，我们需要面对孩子说出真话” 索尔仁尼琴
爱国就是要保护国家不要被某个独裁的政党长期霸占。
“最恶心的两种事情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爱因斯坦
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
“利用，引诱大批的暴民用选票去破坏民主机制，少数人达到绑架国民。这个就是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核心”
“希腊民主产生的启蒙时期，第一的缺点是少数人用虚假，谎言引诱民众，达到多数暴政，第二就是效率的重复和地下，对思想的压制” 顾准
骄傲中最廉价的就是国家骄傲；因为当人以其祖国为荣时，就表示他自身没有足以自傲的品格，不然他也不会把骄傲放在那与千百万同胞所共享的东西上了。天赋资质的人可以一眼看穿自己国家的短处。只有本身一无可取的笨人才不得不依赖他祖国的骄傲；他高兴的维护着祖国任何的缺点与短处，借祖国的荣耀来弥补自身的不足。
-----------叔本华
来加拿大，我什么都没有得到。得到的就是我反思我的教育，对这个世界的再认识。我现在看一些杨小凯，索尔仁尼琴，李甚之，顾准等人的书，经常忍不住眼眶湿润。自由，历史，哲学真的是不复杂，需要的就是一个童心，说真话，回想北大时期，最早的自由和民主是属于中国人的，中国人一样值得有公民权利，一样值得自由和民主宪政。遗憾的是历史可怕的轮回。50年的哲学家已经解释的很透彻的道理，我本来在15年前就应该明白，遗憾的是我到了加拿大才开始理解。
有时候看着顾准的《希腊城邦历史》，何清链的<现代化陷阱》，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感慨中国人有的是聪明，有智慧的头脑，甚至有林昭这样的用生命去抗衡尊严的女性。更感慨中国人是最弱智的人，如此的头脑，灵魂，出生在中国，被一个专制独裁无情的强奸，凌迟处死，，，对比日本的伊藤，缅甸的昂山，甚至美国总统！中国人对政治，民主宪政的理解非常透彻，4000年前的开始的民主雏形，中国人早就研究透了！民主不属于英文，中文同样有同样的表达能力，。遗憾的是这些人不是被杀头，就是被驱逐。。。。什么时候这些书成为我们大学生标准的教材？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老师才可以不用说谎话？
至今在ROLIA如此论坛上，还有人在委婉的为独裁叫好！想一切办法为独裁辩护！！还有人说“中国比加拿大好100倍！！”
遗憾，可悲。。。。。。。。。。。。。。。。。。。。。。。。
加拿大给了每个 移民自由的思维，重新定位国家，人生的价值。中国再1945年已经出现了一次决斗：专制和民主的决斗，遗憾的是，专制统治了中国，专制统治了欧洲的一半国家，1989年，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摆脱了GCD的铁幕，只有我们中国，还在继续着虚假的谎话，从孩子到大人，中国没有纯净的灵魂，没有只有宗教才能赋予的透彻的眼神，，，整个中国充满“钱，SEX，贪婪，欺压，反抗”
另外，想人身攻击的就别跟帖了。我来加拿大2年，换了3.5次工作了。做UNIX技术。目前最大爱好是用英文讲课，偶尔跳跳舞。
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民主的启蒙
中国人谈到民主的时候很容易想到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话是不错，但操作起来很难。中国老百姓对权利的敏感并不亚于西方人，每当末朝末代民不聊生的时候，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必然应者云集，诸领袖大多以拯万民于水火为口号，推翻暴政，建立新朝。但往往结果都是一个，胜利的果实无一例外的落到领袖自己的腰包，老百姓还得仰其鼻息，一有悖逆，血流成河。所以说，中国自古有民权意识，而无民主意识，特别在民主制度的建设上，更是空白。民主是什么？民权来于何处，怎么保证民权？怎么有效率而不犯重大错误？我们往往满足于字面意义的人民当家作主，对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这些系统的理念和巧妙的制度建设往往鲜有顾及，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就这点而言，国人的确需要一些民主理念方面的启蒙。
西方启蒙思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而且比较容易理解的（真理往往是简单的，就像科学原理一样），但对后来的民主政治却起到了主干构建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都来自于这些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洛克等著名人物。（关于他们的简介和基本理论附录在后面）。关于民主的问题，西方启蒙思想家并不是专门为西方社会思考的，而是放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层面。我们常常认为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是来于西方，因而是西方独有的，这种观念就像说算盘是中国的，因而只有中国人才能用一样，是完全错误而可笑的。从时间上来说，只不过西方的思想家首先冲破封建的束缚，由此众多的革命志士浴血奋战，建立并逐步完善民主制度，以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富裕程度来看，民主制度居功至伟，而归根结底这些都是来于这些思想家的睿智。思想决定行动，思想决定制度，思想甚至决定国家民族和公民的命运。实践是检验思想的标准，从过去不到500年的历史来看，西方的启蒙思想是对路的，它不仅是西方人的宝贵财富，同时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值得认真学习并反思的宝贵财富。
1、西方启蒙思想大都有这么个假设，即存在这样一个自然社会，人都是自私自利，作为群体也是一样，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侵夺他人的利益，其所谓“人和人之间的战争”和“丛林原则”，结果人人自危，无法自保。比方说，血亲复仇，一个部落的张三杀了另一个部落的李四，那么李四的儿子及其整个部落有义务追杀张三，为李四报仇。但如果张三被杀，张三的儿子和部落同样的要复仇，冤冤相报，无法终了。这样的自然社会结果是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就需要一个组织来进行管理，防止类似的现象发生，以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安全。霍布斯在他的著作里把这个组织为利维坦（神兽之意，拥有无比的力量和智慧）来行使这个责任。这样的一个组织，其实就是我们后来称的政府，由它来行使权力、进行管理，以保障大多数人的安全，促进社会成员的福利。这样社会成员付出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安全和利益。（当然，像中国的人性争论一样，西方也分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区别，如霍布斯就认为人性是恶的、自私自利的，没有约束必然侵犯他人利益。而卢梭则认为人性是本善的，在他对自然社会的描述有点类似于我们历史课本里描述的原始社会，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但由于后来有强人使用武力剥夺了社会成员的权利，建立了统治，在他的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有所论述，不过最后卢梭还是反驳了武力获得权力的合法性，而肯定了政府权力来于社会成员的观点。
2、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怎么来的权力呢？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有几种看法：
1）来于暴力，换句话说就是“胜王败寇”，我打下了江山，我就有权力进行管理（统治）。典型的话就是“枪秆子里出政权”。
2）上面说的是实质性条件，过于赤裸裸了，于是为王权服务的理论家又编织了另一套理论就是，王权来于神的赐予，来于仁道。所谓暴虐失天下，仁者得天下。替天行道，西周易商的理论就在这里。
3）另外也有一种观点就是我们说的“载舟覆舟”，弑暴君非弑君，承认老百姓的重要性，但还是没有承认国家君王政府的权力实质上来于社会成员。说这话的孟子还因此被赶出了孔庙，冷猪肉也没得吃了。
4）神赐说，东方和西方的君主都使用过，起源应该是原始宗教，对神和大自然的崇拜转移到了君主身上。这个比较容易批驳。
2000多年的传统社会基本是个崇君权、拜专制的体系，这样的制度下民主基本没有发芽的土壤。后来明末清初黄宗曦提到暴君乃独夫民贼的观点，但在当时加强专制的条件下这种大逆不道的思想是不可能被传播的。特殊的历史遗产无疑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有很大的反作用。比如在毛的时代，很多的农民认为毛是个好皇帝，不知道主席和皇帝的区别。就是现在，有些老人还认为我们的国家主席就是原来的皇帝，这不是个别现象。老百姓的认识在很大程度决定了我们民主的土壤。就这点而言，我们的民主建设是先天不足的。当然这应该有个教育和实践的问题，如何引导，如何实施是关键。相反，如果为了政权的维持和稳定，刻意去实施愚民政策，就存心不良了。
3、回到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在他们的眼里，政府的权力其实是来自于社会成员，是社会成员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通过契约的方式交给政府去实施，以保证社会成员的利益。就拿前面血亲复仇的例子，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他的儿子不再有复仇的权力，这个权力由政府来行使，就是我们所说的捕快，现在的公安来主持公道的。只要这样才可以避免循环的复仇，避免更大的伤亡。其他的各项管理权力也是同样道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讲的社会成员和政府的交易其实就是这个契约，作为交换条件就是社会成员承担税收的义务，服从政府法律的管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契约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的继承说，也否定我们的暴力说，更否定了神赐说。归根结底，政府的权力是来自于社会成员、来自于老百姓自身权力的转让。所谓政府权力其实是来于老百姓的权力，用老百姓的权力去侵害老百姓是违背本意的，越权的政府权力更是对社会成员的非法侵害。用历史举例说明政府权力的来源，比如1949年我们说建立了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军解放了全国人民，但就政府权力来源来说，政府权力不是来自于党的伟大，也不是来自于解放战争的暴力，因为虽然换了新政府，换了新政府成员，但政府的本质意义和作用仍旧不变，政府的权力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来自于老百姓，不是说谁解放了老百姓，而是老百姓把权力交给了一个新政府去进行管理，尽管这对老百姓来说是个被动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次改朝换代的情况其实都是这样。但有人问，既然你说新朝代、新政府的权力是老百姓转让的，为什么老百姓不起来争取原属于自己的权力？道理很简单，因为建立新朝代、新政府的集团掌握了独一无二的暴力。毛泽东说了句大实话，“枪秆子里出政权。”话呢也是不错的，很现实主义，但也给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主下了注脚。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暴力循环论是不会还政于民的，也是和民主制度无缘的。但我们必须记住，这样的暴力循环论不会有稳定的政局，因为我们知道下一次也将是以暴力结束。从暴力循环到真正和平的民选和政由民出，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步，但我们必须告诉老百姓，政府的权利是他们给的，政府不可肆意妄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是天经地义的，而不应该是凡事相信政府，依靠政府。
4、政府必须是为社会成员服务的，而不能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谋利的，更不能是暴政。如果政府实施暴政，社会成员有权推翻政府，收回权力。在中国古代，孟子就对此有过阐述，结果自己被赶出了孔庙，被取消了享受祭祀的权力。还拿血亲复仇来做例子，如果公安局长的儿子杀人，公安局包庇凶手，正义无法伸张，那么受害人的儿子有没有权力进行私权复仇呢？如果是原始社会，这是正当的。但有了政府和法律，这是非法的。这样的话矛盾就出现了。在政府和法律出现问题的时候，实质的正义就不能实现。我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是允许进行私权报复并拥有追究政府失责的权力。所以如果政府失信，不为社会成员服务，而是为自己牟利，这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我们现在就存在这个问题。所谓“恶法非法”，那么推翻“暴政”也正当合理的，是老百姓的基本权力。
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政府不为社会成员服务，而把社会成员当成盘剥对象。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政府的权力太大，或者说把持政府权力的利益集团力量太大，甚至不受约束，小老百姓根本无法和他们对抗。要求一个不对老百姓负责的政府去为老百姓服务是不现实也不可靠的，哪怕说上一百万句“为人民服务”，进行一百万次的三讲道德教育也不会让这个掌握权力的利益集团真正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道理很简单，这个利益集团的成员也有自己的利益，它首先考虑的是它自己的利益，即使因此危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但老百姓没有能力去约束他，那他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只能看他的道德素质了。而恶人认为，道德的说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是建立真正民选并对老百姓负责的政府，政府的官员是靠老百姓选上去的，老百姓也有权力把他选下去。这才是制约。这样这些官员才会对老百姓负责，对自己的行为和政治命运甚至自己的工资、养老金负责，因为他知道如果违法的话，连这些东西都是保不住的。中国的干部终身制是很糟糕的，犯了错误竟可以易地为官，犯了错误让政府来买单，这样的结果是想不犯错误都难。
5、政府和社会成员的权力转让本质上类似于民事转让合同，双方从理论上来说是平等的。当然，卢梭说的社会契约是抽象的，在现实政治中，政府和社会成员最重大的契约就是宪法。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最后的政治成果都是通过宪法和宪法性文件来体现的。如英国的《王位继承法》等宪法性文件，剥夺了君主的政府管理权力，确定了议会的最高权力，甚至王位继承也要议会批准。法国的革命更是惨烈，几经反复，但最后还彻底废除了君主制，确定了共和国体制。美国的革命是建立在反对英国统治的基础上的，1787年宪法更是确立了现代三权分立的体制。革命者用鲜血印证了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宪法既是政府的紧箍咒，又是政府的权力之源。宪法是严肃的，议长、总统、最高法官宣誓都应该手按宪法才对。一个不尊重宪法、不了解宪法、不按宪法行事的政府是不可能有民主和法制的，也不可能正确对待它的国民的。我们反观一下中国的历史，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确立民国，废除了2000多年君主制，并颁布《临时约法》，无疑是巨大的贡献。但后来中国民主政治并没有走上宪政正轨，宋教仁国会选举成功后的遇刺是对宪政赤裸裸的侵犯，也折射了中国民主道路的曲折性。中国后来的宪法更是屡兴屡废，更关键是，宪法就像个供品一样摆那儿，没人把它当回事，到现在也是这样。实在是本末倒置，让人唏嘘。建国后我们的宪法四次兴废，里面内容规定太细，每隔5年就要修订一次，很不严肃。宪法的普及率也很低，甚至大学生也不知道宪法讲什么。只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了。宪法的很多原则和实际操作是背道而驰，明的一套，暗的一套，宪法实际被架空。程序的正义像模像样，但实质的正义离题万里。从每5年一次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就可以看出了。
6、现在的问题是，社会成员把权力交给了政府，政府如何才能有效率，如何为百姓谋福利，特别要防止政府权力滥用，侵害社会成员的利益。这里绝对是需要巧妙的智慧，还要结合各国的情况来决定。但三权分立这个基本原则是应该坚持的。孟德斯鸠提出了三个权力，就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又不同机构组成，相互制约。以美国为例，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属于美国政府，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简单说就是说重大决议由国会制定，交政府行使，如果有争议，交最高法院裁定，最高法院是最终的裁定，因而必须是公正中立的，法官是终身制，不受国会、政府任意裁撤。我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大家应该很明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受约束的权力是现在最大的危害。中国人的思维还是在两千年前秦始皇的时代，什么事情非得要最后一人说了算，听说还有三个独立平等的权力来源就认为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对三权分立的不理解不能不说是悲哀。同样的问题表现在中央和地方分治上，中央过多的集权其实是无效率的，因为中间环节太多，效率肯定打折扣的，但中央又不信任地方，认为他们办不好事情，容易和中央对抗，不能放权。其实这是个思维误区。地方凭什么都要听中央的？中央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全对的，一体化的管理在一个像中国、美国这样大的国家是不合适的，中国各地差异这么大，没必要实行一样的政策，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标准问题。中央不断集权恐怕还是利益集团的作用。地方分治，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划分清楚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中间环节，不用什么事都去北京，对服务于地方的老百姓也是大有好处的，这一点，我觉得美国的联邦和州的分权制度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对于地方坐大的担忧大可不必，有地方三权分立和中央方面的约束，地方割据的情况在现代社会不太可能发生，光军队国家化了这条，地方就没了割据的底气。
当然有人说，受到制约的权力会导致效率慢，不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情。虽然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权力过于集中，不受监督的话，做出的决策往往是不理智、不科学的，结果反而更坏，我们建国后的很多问题就源于此。在毛时代，的确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真正有效率的也并不多。决策要科学化，必须民主化，允许不同声音，允许辩论，哪怕速度慢一点也不要怕。所以说，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杀掉国王是有道理的，不杀掉代表专权的国王，就不会有分权的议会产生，虽然我很同情查理国王和路易十六，但后来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会记得他们的。权力分立才有保证不出大错，权力分工才能专业化，专业的议员议政，专业的公务员执政，专业的法官纠政，才是真正意义的有效率，产生真正的效益。
7、虽然我们说政府权力是来于社会成员的，但现实生活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道理很简单，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做人大委员长或国会议员，人人去做国家主席或总统。问题怎么解决？这里就有个代议制的问题。代议代议，简单理解就是代为议论国事。这样就产生了选举制度。社会成员选举自己信任的人去代为行使权力。当然这是比较简单、初级的想法，让大家选的话肯定是选自己身边的人，没法把真正有能力的人选去做领袖。这样，政党就产生了，政党是专业的政治组织，它有纲领、有组织，来于社会成员，夺取政权为支持它的社会成员服务。它的成功与否也来自于选民的选票，因而格外讨好选民。政党其实是政治管理的专业分工，由专业的人士去进行权力的竞争和权力的管理，而且它本身并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受到社会成员的约束，制度化的定期选举逼迫它要为选民服务，做出政绩，才能保证下次不被选下台。很明显，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个缺失。我们也有所谓的民主党派，但真正的意义有多大，谁也说不清。个人觉得政协有点上议院的味道，属于上流社会的精英代表，但范围毕竟是有限的。老百姓为什么没力量，因为他们是一盘散沙，不能捏成一个拳头。现在中国存在着多个利益阶层，显然他们在政治上需要有自己的代表，这种要求组织起来就表现为建立政党，去夺取或参与政权，为代表的利益阶层服务。或许有人会说，这样做岂不是为那些本来就强势的阶层服务了吗？组织政党是费钱费力的，农民怎么付的起？中国这么大，怎么搞的起来？其实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印度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关键是愿不愿意搞，敢不敢搞的问题。如果能保证农民一人一票，就不怕农民利益没有保证了。如果近20年不能做到全国的总统选举，省、县两级的直接选举在现在资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尝试的。至于是多党制还是两党制，个人认为如果放开党禁的话，结果肯定是蜂拥而起的多党，一团糟。。从中国的这么辽阔而国情又这么复杂的情况来看的话，或许两党是最合适的。比照美国、印度、英国等国，两党更加稳定平衡，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两党的，最好的可能是党内重组，形成两党基础，这样可以避免过大的动荡和权力真空，有利于政治制度的顺利转型。另外讲到，政党和议会关系，政党的活动范围应该是在议会而不是在政府，在法院更应该是杜绝党派活动。执政党的工作主要是竞选取得权力并为国家或地方指定政策，而不是直接去行政，这样专业而才有效率，才能从根上根绝腐败。
8、上面讲了政府权力来源和组织行使，这些都是主要理念和主体构架，但配套工程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新闻舆论的政策问题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新闻舆论讲的是社会成员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我们现在信息不对称和单个社会成员相对弱势的情况下，新闻舆论的公开是很重要的。除了新闻监督让老百姓有充分的知情权外，新闻舆论同时也是传播渠道，各个政党、阶层的观点、利益都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手段向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传播，争取他们的支持，通过双方的互动，社会成员也可以彼此了解，选择真正对自己利益有帮助的党派。通过这样广泛的参与，民主才正真正深入人心。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不仅仅是监督和知情权的问题，而不民主的重要渠道和途径问题，是一个手段问题。而对军队问题，其实就是国家化的问题，国家军队是对外不是对内的，它的责任是抵御外国的侵略，不能用于国内政治。国内治安应该是警察的任务。当然这个问题从抗战结束开始就是大争论。说白了，我们现在还是“枪秆子里出政权”的暴力哲学。从抗战后我们认为军队是属于党的，但真是这么回事吗？显然不是。我们在抗战后也提军队国家化，但夺取政权后却并没有这样做。军队现在成了政治改革最后的攻坚。军队不说话，军队对政治改革不表态，是一件极其可怕、不寒而栗的事情。从理论上来说，军队一定是属于国家、为老百姓服务的，因为它的资金来源都是国家供给，人员组成也是老百姓的子弟。从作用上来说，它是保家卫国的，而不是用来干涉内政、镇压国内民众的，也没有权力干涉内政的。89之事，就是个极大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解决，民主制度也是不可靠的。但现在要说服那些拿枪秆子的高级军官放弃利益并非易事，这似乎成了现在最难攻克的难题。
9、民主的进程是漫长的，从各国历史来看，也是个充满暴力和反复的过程，同时也是高度智慧的结晶和个别领袖的精神向导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伟人的榜样作用是很大的，比如如华盛顿的引退，对美国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的惯例作用（罗斯福是特例，因为是战争时期）本来中国有两次很好的民主转换机遇，一次是袁世凯时期、一是抗战结束后，可惜都没有把握住。但好的东西会被实践证明是进步、科学的。中国从1911年革命后，废除君主制度，引进民主制度，道路看来并不顺畅，其中还有很多重大缺失。从过程上来说，个人是希望中国的民主进程是渐进的而不是原地不动或者激进的，是和平压力下的而不是暴力革命式的。毕竟这些年的经济建设成果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容易，不希望这些辛苦取得的成绩因为民主进程的突变而毁于一旦。我相信这 是任何中国人也包括全世界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不愿意看到的。民主应该给老百姓带来福利而不是灾难。但是，就现在而言，在现在经济建设到了一定程度的基础上，政治制度的落后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建设的效率和效益，影响到社会成员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改革是必然要往前推动的。
一、盲人摸象种种
“民主”是由日本人造出来，被中国人用得最滥最模糊的中文词汇。反右时，“右派”的“大鸣大放”被称作“大民主”，这其实跟民主无关，指的是当局在短期内赐给知识分子的有限言论自由。在文革期间，“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被称作“大民主”，那其实是暴民遵循“六条标准”的论争自由。1979年西单有所谓“民主墙”，仍只是有限言论自由的昙花一现。十年后有所谓“民运”，实质是学生因惧怕“秋後算账”和平示威而引起对改革不满的民众共鸣，与追求民主毫无相干。以上这些，大概就是“解放”后国人与“民主”打的一切交道。
对於从未有过的东西，毫不了解是很自然的。国人管中窥豹，盲人摸象，便摸出了种种误解。关於民主的实质，我见到的解释是：
1、人民当家作主。这其实是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鬼话的再表述，我已经在《人民图腾》中批驳过。
2、民主是遵循杜绝了作弊的程序的票决。此说由马先生反复提出，散见于《直接选举》和上述诸文中。我已在《纲举目张》帖中略作反驳。其疏漏十分明显，不必再说。
3、民主是由公民周期性投票委托某人去践“君王大位”，国会和法院的设置只是为了防止他作弊作恶。此说见于马先生《先学会走》文，暴露了他其实不明白三权分立的机制，不知道立法是统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以为国会只是监察机构。这应该说是常识错误。
4、民主是一种科学的决策方式。此说由严家其在80年代提出，属於“只见一斑”类。下文将指出它的误区。
5、民主是在明确的游戏规则下的争权夺利。此说由王军涛去年在《大家论坛》提出，是我见过的最贴近的表述，但仍十分模糊，需要更准确和明晰的解说
二、我的理解
在我看来，民主是人类社会为了保障和平分赃发明出来的一种妥协机制。所谓生产斗争，就是人类对大自然进行的有组织的劫掠活动，所得赃物就是社会创造的财富。因为是集体抢劫，所以就有个分配问题。人的本性贪得无厌，总想一人独得大饼，於是便发生内讧，强有力者最后成了强盗头子，将盗帮内部改组为金字塔结构，各人依据地位高低分得大小不同的份额，於是社会便达成暂时的安定团结。但多劳少得者总不甘心，趁强者渐弱时便揭竿而起，此时盗帮便停止劫掠自然界，转为互相屠杀和抢劫，直到决出胜负，形成新的金字塔。每折腾一次，强盗成员都要凋亡殆尽，从自然界抢来的财富也大部丧失。
在中国，这游戏玩了几千年，至今还在那儿孜孜不倦地玩。但在西方，人家玩了几次后便发现这事干得太蠢，与其自相残杀，不如合理分赃。於是便定出明确的游戏规则来，盗帮内根据社会分工形成的阶级和集团各自推出自己的代表，在议会里为自己的那个集团争大饼的份额。为了防止代表们为自己切大饼，便定出了分散权力的种种措施，规定在大饼上划线定出份额大小（所谓立法）的人不得主刀（所谓行政），谁是否乱画乱切，由第三方裁定（所谓司法）。为了防止代表们背叛被代表者，这些人便只能是任期有限的合同工。
这种设计，有点类似国内的财经制度。管帐的会计摸不到钱，管钱的出纳管不了帐。两者如有纠纷，便由第三方查帐后根据财经纪律仲裁。区别在於财会人员干的是终身职务，不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不时时公布帐目，由全国人民特别是独立的新闻界监督，所以仍有串通作弊的可能。
有时，某个阶级或阶层的势力太大（例如18世纪的教会、19世纪的资产阶级、20世纪的工人阶级等），给自己划的那份太大，便要引起旁人公愤，组成联盟，在议会里吵到沸反盈天，然后投票决出新的份额。如此，社会便永远在和平的争吵中，但各阶级的利益都得到适当照顾，社会也就获得了动态平衡，不会动不动就像第三世界那样演全武行。因为权力分散，争吵公开，私偷大饼几乎不可能，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成为第三世界典型景观的贪污现象。
以上当然是超简化了的图景，但中国那些“政治学家”们自孙中山以下，却连提出这通俗版民主论的本事都没有，致使“人民做主”的错觉普遍流传，由此又导致部份国人对民主的幻灭。他们不懂现代民主是一种代议制度，发现西方人民其实并不能直接控制国事后便无限伤心；或者以为民主是一种道德原则，连“民主不是善”的常识都没有，看到民主国家照样作恶时便痛心疾首；哪怕是那些学者们也好不到哪儿去。例如马悲鸣先生在台湾大选期间曾认为台人应该选李敖作总统，因为他是台湾最聪明的人。类似地，图雅先生曾感慨：其实无论是里根还是卡特当家，美国政治都不会有什麽变化，因此，民主不过是个民众的出气阀。
如果我们有了上文那个通俗简化版的“民主论”，这些笑话就不会闹出来了。和平分赃的设计目的，正是要尽量降低领袖在国家政治中起到的作用，避免强人政治。只要社会各集团的势力比不变，不管选谁上去政局都不会剧变。谁能当选总统并不取决于他的个人才干，而是取决于各派势力的折冲妥协。哪怕是选个猴子上去作美国总统，只要不发生非常情况如战争、大地震等，这个国家也照样运转如常。这正是原设计的目的，也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证明。这种国家不但不会有文革和大跃进那种以一人毁灭全民族的闹剧悲剧，也不会有毛政与邓政的显著差别。
用这个理论也能解释其他论者从管中窥见的那个豹斑。作为一种决策机制，民主的确有很大的合理性，凡是伤害到大多数选民利益的政策立刻就要受到抵制，甚至造成政府的倒台。在这个意义上，它建立了一种决策的反馈渠道，从根本上杜绝了大跃进那种胡闹。
但它的局限也正在于此，由于民众一般只看到眼前的和局部的利益，有的符合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决策便不能通过，例如法国人民反对合理的法航私有化；又如70年代北越撕毁巴黎和约，大举入侵南越，福特总统下令紧急援助南越，总统命令却被国会两院一致否决，导致该国陷落，难民遍及全球。
在这种时候，唯一的希望便是国家领袖能聪明到诱骗全民入彀。这里最辉煌的例子，是罗斯福在二战前夕不顾选民中压倒一切的孤立主义情绪，一步步把美国拉进战争。他在“炉边谈话”的全国广播中说，邻居失火，我们就算不去救，也完全可以把自己用不著的橡皮管借给人家。骗得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援助濒于灭顶的英国，人民却天真地以为那些无偿赠送的军火是“租借”出去给邻居灭火的“喷水管”。后来他又动用海军给英国商船护航，多次向德国潜艇启衅，想刺激对方宣战。此计不售，又去逼日本退出中国全境，直到日本铤而走险，德国傻傻地跟著日本向老美宣战，他才终如所愿。
这个理论也同样能解释图雅的“出气阀”论。各阶层的人民的利益可以得到适当照顾，不合心意的政府或议员可以在下届选举中罢免，怨气有了正常的发泄渠道，自然也就用不著暴力抗争了。
从这个理论中更可以看出，民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药方，它不但能够防止毛泽东那样毁灭民族的倒行逆施，能从根本上杜绝使民怨沸腾的后毛时代的全民腐败，而且能保证长治久安，使中国脱出“乱－治”的千年循环。最后这一点是中国最需要的，四千年来，这一直是使中国周期性大出血的血崩痼疾。
最主要的是，这个理论廓清了伪民主论带来的认识混乱。如上所述，民主只是一种分赃机制，不管劫掠大自然的事。换言之，它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并不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挂钩。因此，马先生在《两害》文中提出的“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相悖”、“所谓社会制度只是为了方便社会生产而建立的国家管理体系”等等都是错误的。印度和北欧、奥地利都基本上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德国和法国的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也很大。更不用说实行奴隶制的古罗马虽然没有现代的议会政党，却有了参议院、元老院那些代议制的完整雏形。
在理论上将民主与资本主义脱钩是非常重要的。国人将两者莫名其妙挂起钩来，便导致了一系列的错觉和困惑。他们不知道只有资本主义才是致富的手段，因为它能最大限度地刺激人们的生产热情与创业活力，从而彻底解放社会生产力，却因为富裕的西方国家都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便误以为民主的主要功能是富国强兵。因此，当他们看到实行了民主的东欧、苏联和印度贫困如故时，便对民主产生了幻灭，却没看到那其实是因为那些国家都没有成功地复辟资本主义。
绝大多数中国人关心的其实只是速成致富，因此，说穿了这一点，无疑是对他们的民主热情泼冷水。但不幸的是，如果没有民主那个合理的分赃机制，社会可能因走资而变富，却迟早要因分赃不均而再度陷入内战的血海。那时辛辛苦苦积下来的一点血汗钱又得化作青烟，更不用说让核弹炸到九霄云外的人带不走一分钱。
三、实行民主的前提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立刻看出，要民主制度能够成功运转，最根本的前提，不是马先生反复强调的避免作弊等那些技术问题，而是全社会对游戏规则一体凛遵。执政党在落选后就乖乖下台，当选总统期满后便心甘情愿地交出权杖。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一条是剥夺统治者动用暴力撕毁或单方修改规则的可能。具体来说，国家的一切威权和暴力设施，诸如政府机构、军队、警察、国家安全部门等等统统不得介入党派政治，使统治者无法利用这些机构去威慑选民，用暴力摧毁反对组织，推翻不利于自己的选举结果，甚至单方面修改或制订游戏规则。
而这就是在中国实现民主的最大难题。马先生只看到了选举中种种作弊的可能，据此鼓吹美国式的“直接”选举，以为那就是万应灵丹。其实，一切程序问题都只是枝节问题。如果社会有了实行民主制的大前提，哪怕一开头选举方法毛病百出，也可以在实践中逐渐完善起来。最重要的还是上面说的那个政治环境。十月革命时，与布尔什维克联盟的还有一两个政党，但当革命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投票结果不合列宁的心意时，他便派兵逮捕了那些“反动议员”，宣布社会革命党等政党是反革命政党，自己另建一个御用的苏维埃。这样的事拿破仑也干过。很明显，出这样的事并不能归咎于选举程序。
不幸的是，我党对“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崇拜远远超过苏共。无论是在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军基本上保留了西方的职业化传统，军队基本不介入国事，更没有咱们文革时“三支两军”那些光辉业迹。考虑到这个特殊国情，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苏联和台湾经验，让军队逐渐淡出国家政治舞台，党从军队、警察、安全部门、公务员集团中逐渐退出，逐渐完成这些威权和暴力机构的国家化。在这个工作完成之先，一切民主的谈论只是痴人说梦。
这是实现民主的第一个“硬件前提”。第二个硬件是法治。既然民主是一种和平分赃的游戏规则，实行民主的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在这种国家游戏规则受到全民一致尊重。因此，建立法治是民主建设的第一步。许多人在这点上的谬误，是以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一揽子买卖，要麽全有，要麽全无。他们不知道凡是成功地从专制转入民主的国家，在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前无一不已经是成熟的法治国家，诸如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日本，以及战后的台湾南韩。
“软件前提”则是培养人民的现代公民意识，帮助他们获得从未有过的人权观，明白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在这方面，中国是世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正确地观察到：古代中国人只有盲目服从权威的本能，从未有过“权利”这个观念。哪怕贵为首辅，一言不合圣意便可被廷杖活活打死，竟然没人想到君王无权这麽做。这种现象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出现和儒教分不开，儒家学说从头到尾就只是强调臣民的无条件服从，无一字谈及他们的权利。
相比之下，西方人在最黑暗的中世纪也从没这麽愚昧，到了近代就更不必说了。人权观念之普及，从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上就可以看出来。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当时美国还处在前工业化时代。一群无知闲汉在街上看热闹，站在后头的人看不到，便向前面的人抗议，说：行了吧，你们看够了，该轮到我们了。我们也有看的权利，是不是？这小说我是上高一时看的。文革时重读到这一段，伤时忧国，感慨万端，不可名状。的确，即使到了现在，民众自身的权利意识还赶不上百年前的那些洋混混。就连马先生的人权观念似乎也是极有限的，他的多篇文章，暴露了他的人权观念就只限于公民不受非法迫害这一点上。
与自身权利意识相反相成的，是对别人的合法权利的尊重而形成的守法观念。而在这点上，咱们的道德水平实在是让人绝望。只要回国去走一趟，立刻就能看到全民的无法无天。“杨白劳”气死“黄世仁”，无论在国有、私有企业中还是民间交易里，似乎都成了普遍现象。这样一个丝毫不知尊重商务契约的民族，怎麽还可能去尊重民主社会的种种社会契约？www.6park.com
更令人绝望的是，“精英”们也和人民一般愚昧，专门争论莫名其妙的蠢问题。海外许多学者曾郑重其事地讨论中国人民是否有足够的文化水平，能选出办事公道的“明白人”来，似乎选举不是各集团争权夺利，而是老祖宗说的“举贤任能”。这麽多年过去了，竟然没一人说出选举的软前提是公民必须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和守法观念，才能去选择一个代表他们的利益的代言人，并服从不利于自己的选举结果。是这，而不是什麽举贤任能，才是民主政治的真谛。
从上面的这软硬两手来看，民主要在中国实现还真是遥遥无期。从这个角度上说，那些鼓吹以暴力革命推翻我党建立民主的革命壮士也不是毫无道理──他们看到了实现第一个硬前提的艰难。但这些人的根本错误，第一是看不到通过革命求民主是缘木求鱼。除了大规模破坏生产力，给人民带来死亡和别的灾难，暴力革命无一例外是制造大独裁者的培养基；第二是看不到在核时代鼓吹暴力革命就是丧心病狂。中国人以裤子换核子，在大饥荒时代用人命和鲜血堆出来的原子弹，很可能不落在外国的土地上，而在为内战吞没的神州上空绽出朵朵蘑菇云。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让内战亡国灭种，还不如在现有制度下苟延残喘。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四千年人民愚昧如故；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三五个君王野蛮胜昔。在这种特殊国情下，在我看来，在中国实行民主，主要得靠统治者恩赐。我党的“历史使命”（这里借用图雅使用的马列主义行话，尽管我根本不相信冥冥之中有这种类似上帝旨意的东西），是学习国民党，从现在开始实行“训政”，为在中国最终实行民主创造软硬件前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中国大多数雇员无论收入高低也都不偷税漏税，很多职场高手和低手也不用看别人脸色"
国内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的，所有的老总，都是在围绕“关系”，老总大部分时间是在和政府，GCD的高层搞关系。亚信曾经多牛，如今江的势力消失，亚信不也完蛋了？
郑州农行的改造项目（易初，神码），广州，深圳地铁改造（HP.IBM.ENC)，山东高速公路项目（东华诚信），保险，寿险（亿阳信通），这个单子你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开下去，
在国内这么多年，消防，弱电，哪个行业不是一团糟糕，全部是靠关系！当然，高速公路项目，房地产项目我不清楚，我想应该是“没有最黑，只有更黑”
中国的所谓的企业和公司，全部是“关系”，“回扣”经济！
建议你从大的历史，整体看待问题，曾国藩，张之洞，有名气的官商：胡雪岩！
从100年前中国就开始改革了，这么多牛人都没有挽回清朝的民运，就是因为中国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脱离政治的经济改革只是给了GCD更多的腐败和回扣的权利。
2：
牛哥您用城市的气派与老百姓收入成反比的说法来证明加拿的城市的不气派是好的，荒谬！
牛哥的话你无法理解！可以原谅你！
对于一个独裁国家来说，“城市的气派与老百姓收入成反比”是绝对正确的！想理解这个道理很简单。先哲早有定论！
“绝对的权利就是绝对的腐败”“权利的边界就是到达他所能到达的边界为止”
GCD就是绝对的权利。GCD权利的边界就是大家不用武力造反，农民至少有口饭吃就OK。
看看朝鲜，中国，慈溪太后，，，，哪个不是把自己的面子工程放在首要位置？这样的城市虚假繁荣有什么好处?解决中国全部学生的一年的营养午餐（就是有奶，钙等含量的午饭）4千万足够！解决全国的吃猪肉问题的科研项目也不过千万。但是我们中国宁愿花几百个亿做一些虚伪的工程，不愿意把钱花在基础教育和投入上。
不要用什么“党内民主”，“唐太宗的民主作风”，“好的独裁”等这种理论来忽悠人，从袁世凯的 年代已经用过了。。。独裁就是独裁，独裁再让权利也是有限制的，前提是“朝代万年不变色”。“老子的权利谁也不要分享”
3：
你问问国内北京、上海、深圳……或是任何一个大中小型城市的家庭，
只要是中等收入的双职工家庭，有几个孩子不学点课外的东西？我一哥们儿
（普通人，俺没有牛哥您这样上等人朋友）的孩子今年１４岁，男孩，钢琴６级，跆拳道２段，围棋２段，。。。。。。
这样的话说出来，我真的是？？？？？？？
中国人穷的还不够？10亿农民到了什么档次了？你说的是少数的孩子，这个是概率上的问题
朝鲜的军队高官生活也是很好的，有汽车配送！少数人说明什么问题？
ROLIA都是成熟的人，我至少在沈阳，湖南，山西有不少哥们，亲属。我知道很多人生活是很辛苦的，看病，上学都是大问题。
既然大家都是从国内工作过的30以上的哥们，也知道北京上海满大街的民工，也知道那些充斥在洗浴，桑拿里的小姐。哪个行业不是几百万，几千万的绝望的眼神和无助的表情？
要比就这样比较，从中国随即挑选1万人（包括10亿农民兄弟），再从加拿大随即挑选1万人。（包括加拿大的农民和移民）。然后详细比较整体身体素质和生活水平，科学认知程度，文化，艺术程度。我感觉这个方法比较合理。看看中国随机挑选的1万个人里有多少是 ：“钢琴６级，跆拳道２段，围棋２段“
如果你要从大城市高收入人里面挑，而且把10亿农民兄弟当作蚂蚁和奴隶，那不用比了，中国肯定要比加拿大好100倍。
中国的平均水平估计连缅甸，乌干达这些国家都不如。我清楚的记得在2004年，《读者》的文章里，有一个专门的比较文章，中国的人的“平均素质”，贫穷已经属于在倒数第几徘徊了。。。香港，日本，韩国，台湾的水平非常高。好像香港是第20。中国的前面后面都是非洲兄弟。
4:
国内现在摆地摊卖烟的越来越少了，再说人家摆摊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
牛哥，在加拿大A片随便买不能说明加拿大比中国好，记住了！
牛哥，春晚加拿大这里有，可惜春节这里却没有，因为这里，不是中国，不是你的祖国。
看你爱中国爱的这么辛苦，不知道如何反驳你了。多说几句是因为原来我也非常爱国，来了加拿大我彻底变成一个“汉奸”
“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到广场上，说出你的心理话，把政府还给我们，我们需要面对孩子说出真话” 索尔仁尼琴
爱国就是要保护国家不要被某个独裁的政党长期霸占。
“最恶心的两种事情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爱因斯坦
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
“利用，引诱大批的暴民用选票去破坏民主机制，少数人达到绑架国民。这个就是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核心”
“希腊民主产生的启蒙时期，第一的缺点是少数人用虚假，谎言引诱民众，达到多数暴政，第二就是效率的重复和地下，对思想的压制” 顾准
骄傲中最廉价的就是国家骄傲；因为当人以其祖国为荣时，就表示他自身没有足以自傲的品格，不然他也不会把骄傲放在那与千百万同胞所共享的东西上了。天赋资质的人可以一眼看穿自己国家的短处。只有本身一无可取的笨人才不得不依赖他祖国的骄傲；他高兴的维护着祖国任何的缺点与短处，借祖国的荣耀来弥补自身的不足。
-----------叔本华
来加拿大，我什么都没有得到。得到的就是我反思我的教育，对这个世界的再认识。我现在看一些杨小凯，索尔仁尼琴，李甚之，顾准等人的书，经常忍不住眼眶湿润。自由，历史，哲学真的是不复杂，需要的就是一个童心，说真话，回想北大时期，最早的自由和民主是属于中国人的，中国人一样值得有公民权利，一样值得自由和民主宪政。遗憾的是历史可怕的轮回。50年的哲学家已经解释的很透彻的道理，我本来在15年前就应该明白，遗憾的是我到了加拿大才开始理解。
有时候看着顾准的《希腊城邦历史》，何清链的<现代化陷阱》，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感慨中国人有的是聪明，有智慧的头脑，甚至有林昭这样的用生命去抗衡尊严的女性。更感慨中国人是最弱智的人，如此的头脑，灵魂，出生在中国，被一个专制独裁无情的强奸，凌迟处死，，，对比日本的伊藤，缅甸的昂山，甚至美国总统！中国人对政治，民主宪政的理解非常透彻，4000年前的开始的民主雏形，中国人早就研究透了！民主不属于英文，中文同样有同样的表达能力，。遗憾的是这些人不是被杀头，就是被驱逐。。。。什么时候这些书成为我们大学生标准的教材？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老师才可以不用说谎话？
至今在ROLIA如此论坛上，还有人在委婉的为独裁叫好！想一切办法为独裁辩护！！还有人说“中国比加拿大好100倍！！”
遗憾，可悲。。。。。。。。。。。。。。。。。。。。。。。。
加拿大给了每个 移民自由的思维，重新定位国家，人生的价值。中国再1945年已经出现了一次决斗：专制和民主的决斗，遗憾的是，专制统治了中国，专制统治了欧洲的一半国家，1989年，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摆脱了GCD的铁幕，只有我们中国，还在继续着虚假的谎话，从孩子到大人，中国没有纯净的灵魂，没有只有宗教才能赋予的透彻的眼神，，，整个中国充满“钱，SEX，贪婪，欺压，反抗”
另外，想人身攻击的就别跟帖了。我来加拿大2年，换了3.5次工作了。做UNIX技术。目前最大爱好是用英文讲课，偶尔跳跳舞。
西方启蒙思想和中国民主的启蒙
中国人谈到民主的时候很容易想到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话是不错，但操作起来很难。中国老百姓对权利的敏感并不亚于西方人，每当末朝末代民不聊生的时候，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必然应者云集，诸领袖大多以拯万民于水火为口号，推翻暴政，建立新朝。但往往结果都是一个，胜利的果实无一例外的落到领袖自己的腰包，老百姓还得仰其鼻息，一有悖逆，血流成河。所以说，中国自古有民权意识，而无民主意识，特别在民主制度的建设上，更是空白。民主是什么？民权来于何处，怎么保证民权？怎么有效率而不犯重大错误？我们往往满足于字面意义的人民当家作主，对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这些系统的理念和巧妙的制度建设往往鲜有顾及，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就这点而言，国人的确需要一些民主理念方面的启蒙。
西方启蒙思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而且比较容易理解的（真理往往是简单的，就像科学原理一样），但对后来的民主政治却起到了主干构建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都来自于这些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洛克等著名人物。（关于他们的简介和基本理论附录在后面）。关于民主的问题，西方启蒙思想家并不是专门为西方社会思考的，而是放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层面。我们常常认为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是来于西方，因而是西方独有的，这种观念就像说算盘是中国的，因而只有中国人才能用一样，是完全错误而可笑的。从时间上来说，只不过西方的思想家首先冲破封建的束缚，由此众多的革命志士浴血奋战，建立并逐步完善民主制度，以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富裕程度来看，民主制度居功至伟，而归根结底这些都是来于这些思想家的睿智。思想决定行动，思想决定制度，思想甚至决定国家民族和公民的命运。实践是检验思想的标准，从过去不到500年的历史来看，西方的启蒙思想是对路的，它不仅是西方人的宝贵财富，同时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值得认真学习并反思的宝贵财富。
1、西方启蒙思想大都有这么个假设，即存在这样一个自然社会，人都是自私自利，作为群体也是一样，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侵夺他人的利益，其所谓“人和人之间的战争”和“丛林原则”，结果人人自危，无法自保。比方说，血亲复仇，一个部落的张三杀了另一个部落的李四，那么李四的儿子及其整个部落有义务追杀张三，为李四报仇。但如果张三被杀，张三的儿子和部落同样的要复仇，冤冤相报，无法终了。这样的自然社会结果是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就需要一个组织来进行管理，防止类似的现象发生，以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安全。霍布斯在他的著作里把这个组织为利维坦（神兽之意，拥有无比的力量和智慧）来行使这个责任。这样的一个组织，其实就是我们后来称的政府，由它来行使权力、进行管理，以保障大多数人的安全，促进社会成员的福利。这样社会成员付出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安全和利益。（当然，像中国的人性争论一样，西方也分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区别，如霍布斯就认为人性是恶的、自私自利的，没有约束必然侵犯他人利益。而卢梭则认为人性是本善的，在他对自然社会的描述有点类似于我们历史课本里描述的原始社会，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但由于后来有强人使用武力剥夺了社会成员的权利，建立了统治，在他的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有所论述，不过最后卢梭还是反驳了武力获得权力的合法性，而肯定了政府权力来于社会成员的观点。
2、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怎么来的权力呢？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有几种看法：
1）来于暴力，换句话说就是“胜王败寇”，我打下了江山，我就有权力进行管理（统治）。典型的话就是“枪秆子里出政权”。
2）上面说的是实质性条件，过于赤裸裸了，于是为王权服务的理论家又编织了另一套理论就是，王权来于神的赐予，来于仁道。所谓暴虐失天下，仁者得天下。替天行道，西周易商的理论就在这里。
3）另外也有一种观点就是我们说的“载舟覆舟”，弑暴君非弑君，承认老百姓的重要性，但还是没有承认国家君王政府的权力实质上来于社会成员。说这话的孟子还因此被赶出了孔庙，冷猪肉也没得吃了。
4）神赐说，东方和西方的君主都使用过，起源应该是原始宗教，对神和大自然的崇拜转移到了君主身上。这个比较容易批驳。
2000多年的传统社会基本是个崇君权、拜专制的体系，这样的制度下民主基本没有发芽的土壤。后来明末清初黄宗曦提到暴君乃独夫民贼的观点，但在当时加强专制的条件下这种大逆不道的思想是不可能被传播的。特殊的历史遗产无疑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有很大的反作用。比如在毛的时代，很多的农民认为毛是个好皇帝，不知道主席和皇帝的区别。就是现在，有些老人还认为我们的国家主席就是原来的皇帝，这不是个别现象。老百姓的认识在很大程度决定了我们民主的土壤。就这点而言，我们的民主建设是先天不足的。当然这应该有个教育和实践的问题，如何引导，如何实施是关键。相反，如果为了政权的维持和稳定，刻意去实施愚民政策，就存心不良了。
3、回到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在他们的眼里，政府的权力其实是来自于社会成员，是社会成员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通过契约的方式交给政府去实施，以保证社会成员的利益。就拿前面血亲复仇的例子，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他的儿子不再有复仇的权力，这个权力由政府来行使，就是我们所说的捕快，现在的公安来主持公道的。只要这样才可以避免循环的复仇，避免更大的伤亡。其他的各项管理权力也是同样道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讲的社会成员和政府的交易其实就是这个契约，作为交换条件就是社会成员承担税收的义务，服从政府法律的管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契约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的继承说，也否定我们的暴力说，更否定了神赐说。归根结底，政府的权力是来自于社会成员、来自于老百姓自身权力的转让。所谓政府权力其实是来于老百姓的权力，用老百姓的权力去侵害老百姓是违背本意的，越权的政府权力更是对社会成员的非法侵害。用历史举例说明政府权力的来源，比如1949年我们说建立了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军解放了全国人民，但就政府权力来源来说，政府权力不是来自于党的伟大，也不是来自于解放战争的暴力，因为虽然换了新政府，换了新政府成员，但政府的本质意义和作用仍旧不变，政府的权力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来自于老百姓，不是说谁解放了老百姓，而是老百姓把权力交给了一个新政府去进行管理，尽管这对老百姓来说是个被动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次改朝换代的情况其实都是这样。但有人问，既然你说新朝代、新政府的权力是老百姓转让的，为什么老百姓不起来争取原属于自己的权力？道理很简单，因为建立新朝代、新政府的集团掌握了独一无二的暴力。毛泽东说了句大实话，“枪秆子里出政权。”话呢也是不错的，很现实主义，但也给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主下了注脚。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暴力循环论是不会还政于民的，也是和民主制度无缘的。但我们必须记住，这样的暴力循环论不会有稳定的政局，因为我们知道下一次也将是以暴力结束。从暴力循环到真正和平的民选和政由民出，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步，但我们必须告诉老百姓，政府的权利是他们给的，政府不可肆意妄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是天经地义的，而不应该是凡事相信政府，依靠政府。
4、政府必须是为社会成员服务的，而不能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谋利的，更不能是暴政。如果政府实施暴政，社会成员有权推翻政府，收回权力。在中国古代，孟子就对此有过阐述，结果自己被赶出了孔庙，被取消了享受祭祀的权力。还拿血亲复仇来做例子，如果公安局长的儿子杀人，公安局包庇凶手，正义无法伸张，那么受害人的儿子有没有权力进行私权复仇呢？如果是原始社会，这是正当的。但有了政府和法律，这是非法的。这样的话矛盾就出现了。在政府和法律出现问题的时候，实质的正义就不能实现。我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是允许进行私权报复并拥有追究政府失责的权力。所以如果政府失信，不为社会成员服务，而是为自己牟利，这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我们现在就存在这个问题。所谓“恶法非法”，那么推翻“暴政”也正当合理的，是老百姓的基本权力。
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政府不为社会成员服务，而把社会成员当成盘剥对象。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政府的权力太大，或者说把持政府权力的利益集团力量太大，甚至不受约束，小老百姓根本无法和他们对抗。要求一个不对老百姓负责的政府去为老百姓服务是不现实也不可靠的，哪怕说上一百万句“为人民服务”，进行一百万次的三讲道德教育也不会让这个掌握权力的利益集团真正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道理很简单，这个利益集团的成员也有自己的利益，它首先考虑的是它自己的利益，即使因此危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但老百姓没有能力去约束他，那他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只能看他的道德素质了。而恶人认为，道德的说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是建立真正民选并对老百姓负责的政府，政府的官员是靠老百姓选上去的，老百姓也有权力把他选下去。这才是制约。这样这些官员才会对老百姓负责，对自己的行为和政治命运甚至自己的工资、养老金负责，因为他知道如果违法的话，连这些东西都是保不住的。中国的干部终身制是很糟糕的，犯了错误竟可以易地为官，犯了错误让政府来买单，这样的结果是想不犯错误都难。
5、政府和社会成员的权力转让本质上类似于民事转让合同，双方从理论上来说是平等的。当然，卢梭说的社会契约是抽象的，在现实政治中，政府和社会成员最重大的契约就是宪法。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最后的政治成果都是通过宪法和宪法性文件来体现的。如英国的《王位继承法》等宪法性文件，剥夺了君主的政府管理权力，确定了议会的最高权力，甚至王位继承也要议会批准。法国的革命更是惨烈，几经反复，但最后还彻底废除了君主制，确定了共和国体制。美国的革命是建立在反对英国统治的基础上的，1787年宪法更是确立了现代三权分立的体制。革命者用鲜血印证了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宪法既是政府的紧箍咒，又是政府的权力之源。宪法是严肃的，议长、总统、最高法官宣誓都应该手按宪法才对。一个不尊重宪法、不了解宪法、不按宪法行事的政府是不可能有民主和法制的，也不可能正确对待它的国民的。我们反观一下中国的历史，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确立民国，废除了2000多年君主制，并颁布《临时约法》，无疑是巨大的贡献。但后来中国民主政治并没有走上宪政正轨，宋教仁国会选举成功后的遇刺是对宪政赤裸裸的侵犯，也折射了中国民主道路的曲折性。中国后来的宪法更是屡兴屡废，更关键是，宪法就像个供品一样摆那儿，没人把它当回事，到现在也是这样。实在是本末倒置，让人唏嘘。建国后我们的宪法四次兴废，里面内容规定太细，每隔5年就要修订一次，很不严肃。宪法的普及率也很低，甚至大学生也不知道宪法讲什么。只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了。宪法的很多原则和实际操作是背道而驰，明的一套，暗的一套，宪法实际被架空。程序的正义像模像样，但实质的正义离题万里。从每5年一次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就可以看出了。
6、现在的问题是，社会成员把权力交给了政府，政府如何才能有效率，如何为百姓谋福利，特别要防止政府权力滥用，侵害社会成员的利益。这里绝对是需要巧妙的智慧，还要结合各国的情况来决定。但三权分立这个基本原则是应该坚持的。孟德斯鸠提出了三个权力，就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又不同机构组成，相互制约。以美国为例，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属于美国政府，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简单说就是说重大决议由国会制定，交政府行使，如果有争议，交最高法院裁定，最高法院是最终的裁定，因而必须是公正中立的，法官是终身制，不受国会、政府任意裁撤。我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大家应该很明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受约束的权力是现在最大的危害。中国人的思维还是在两千年前秦始皇的时代，什么事情非得要最后一人说了算，听说还有三个独立平等的权力来源就认为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对三权分立的不理解不能不说是悲哀。同样的问题表现在中央和地方分治上，中央过多的集权其实是无效率的，因为中间环节太多，效率肯定打折扣的，但中央又不信任地方，认为他们办不好事情，容易和中央对抗，不能放权。其实这是个思维误区。地方凭什么都要听中央的？中央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全对的，一体化的管理在一个像中国、美国这样大的国家是不合适的，中国各地差异这么大，没必要实行一样的政策，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标准问题。中央不断集权恐怕还是利益集团的作用。地方分治，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划分清楚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中间环节，不用什么事都去北京，对服务于地方的老百姓也是大有好处的，这一点，我觉得美国的联邦和州的分权制度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对于地方坐大的担忧大可不必，有地方三权分立和中央方面的约束，地方割据的情况在现代社会不太可能发生，光军队国家化了这条，地方就没了割据的底气。
当然有人说，受到制约的权力会导致效率慢，不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情。虽然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权力过于集中，不受监督的话，做出的决策往往是不理智、不科学的，结果反而更坏，我们建国后的很多问题就源于此。在毛时代，的确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真正有效率的也并不多。决策要科学化，必须民主化，允许不同声音，允许辩论，哪怕速度慢一点也不要怕。所以说，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杀掉国王是有道理的，不杀掉代表专权的国王，就不会有分权的议会产生，虽然我很同情查理国王和路易十六，但后来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会记得他们的。权力分立才有保证不出大错，权力分工才能专业化，专业的议员议政，专业的公务员执政，专业的法官纠政，才是真正意义的有效率，产生真正的效益。
7、虽然我们说政府权力是来于社会成员的，但现实生活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道理很简单，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做人大委员长或国会议员，人人去做国家主席或总统。问题怎么解决？这里就有个代议制的问题。代议代议，简单理解就是代为议论国事。这样就产生了选举制度。社会成员选举自己信任的人去代为行使权力。当然这是比较简单、初级的想法，让大家选的话肯定是选自己身边的人，没法把真正有能力的人选去做领袖。这样，政党就产生了，政党是专业的政治组织，它有纲领、有组织，来于社会成员，夺取政权为支持它的社会成员服务。它的成功与否也来自于选民的选票，因而格外讨好选民。政党其实是政治管理的专业分工，由专业的人士去进行权力的竞争和权力的管理，而且它本身并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受到社会成员的约束，制度化的定期选举逼迫它要为选民服务，做出政绩，才能保证下次不被选下台。很明显，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个缺失。我们也有所谓的民主党派，但真正的意义有多大，谁也说不清。个人觉得政协有点上议院的味道，属于上流社会的精英代表，但范围毕竟是有限的。老百姓为什么没力量，因为他们是一盘散沙，不能捏成一个拳头。现在中国存在着多个利益阶层，显然他们在政治上需要有自己的代表，这种要求组织起来就表现为建立政党，去夺取或参与政权，为代表的利益阶层服务。或许有人会说，这样做岂不是为那些本来就强势的阶层服务了吗？组织政党是费钱费力的，农民怎么付的起？中国这么大，怎么搞的起来？其实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印度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关键是愿不愿意搞，敢不敢搞的问题。如果能保证农民一人一票，就不怕农民利益没有保证了。如果近20年不能做到全国的总统选举，省、县两级的直接选举在现在资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尝试的。至于是多党制还是两党制，个人认为如果放开党禁的话，结果肯定是蜂拥而起的多党，一团糟。。从中国的这么辽阔而国情又这么复杂的情况来看的话，或许两党是最合适的。比照美国、印度、英国等国，两党更加稳定平衡，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两党的，最好的可能是党内重组，形成两党基础，这样可以避免过大的动荡和权力真空，有利于政治制度的顺利转型。另外讲到，政党和议会关系，政党的活动范围应该是在议会而不是在政府，在法院更应该是杜绝党派活动。执政党的工作主要是竞选取得权力并为国家或地方指定政策，而不是直接去行政，这样专业而才有效率，才能从根上根绝腐败。
8、上面讲了政府权力来源和组织行使，这些都是主要理念和主体构架，但配套工程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新闻舆论的政策问题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新闻舆论讲的是社会成员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我们现在信息不对称和单个社会成员相对弱势的情况下，新闻舆论的公开是很重要的。除了新闻监督让老百姓有充分的知情权外，新闻舆论同时也是传播渠道，各个政党、阶层的观点、利益都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手段向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传播，争取他们的支持，通过双方的互动，社会成员也可以彼此了解，选择真正对自己利益有帮助的党派。通过这样广泛的参与，民主才正真正深入人心。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不仅仅是监督和知情权的问题，而不民主的重要渠道和途径问题，是一个手段问题。而对军队问题，其实就是国家化的问题，国家军队是对外不是对内的，它的责任是抵御外国的侵略，不能用于国内政治。国内治安应该是警察的任务。当然这个问题从抗战结束开始就是大争论。说白了，我们现在还是“枪秆子里出政权”的暴力哲学。从抗战后我们认为军队是属于党的，但真是这么回事吗？显然不是。我们在抗战后也提军队国家化，但夺取政权后却并没有这样做。军队现在成了政治改革最后的攻坚。军队不说话，军队对政治改革不表态，是一件极其可怕、不寒而栗的事情。从理论上来说，军队一定是属于国家、为老百姓服务的，因为它的资金来源都是国家供给，人员组成也是老百姓的子弟。从作用上来说，它是保家卫国的，而不是用来干涉内政、镇压国内民众的，也没有权力干涉内政的。89之事，就是个极大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解决，民主制度也是不可靠的。但现在要说服那些拿枪秆子的高级军官放弃利益并非易事，这似乎成了现在最难攻克的难题。
9、民主的进程是漫长的，从各国历史来看，也是个充满暴力和反复的过程，同时也是高度智慧的结晶和个别领袖的精神向导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伟人的榜样作用是很大的，比如如华盛顿的引退，对美国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的惯例作用（罗斯福是特例，因为是战争时期）本来中国有两次很好的民主转换机遇，一次是袁世凯时期、一是抗战结束后，可惜都没有把握住。但好的东西会被实践证明是进步、科学的。中国从1911年革命后，废除君主制度，引进民主制度，道路看来并不顺畅，其中还有很多重大缺失。从过程上来说，个人是希望中国的民主进程是渐进的而不是原地不动或者激进的，是和平压力下的而不是暴力革命式的。毕竟这些年的经济建设成果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容易，不希望这些辛苦取得的成绩因为民主进程的突变而毁于一旦。我相信这 是任何中国人也包括全世界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不愿意看到的。民主应该给老百姓带来福利而不是灾难。但是，就现在而言，在现在经济建设到了一定程度的基础上，政治制度的落后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建设的效率和效益，影响到社会成员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改革是必然要往前推动的。
一、盲人摸象种种
“民主”是由日本人造出来，被中国人用得最滥最模糊的中文词汇。反右时，“右派”的“大鸣大放”被称作“大民主”，这其实跟民主无关，指的是当局在短期内赐给知识分子的有限言论自由。在文革期间，“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被称作“大民主”，那其实是暴民遵循“六条标准”的论争自由。1979年西单有所谓“民主墙”，仍只是有限言论自由的昙花一现。十年后有所谓“民运”，实质是学生因惧怕“秋後算账”和平示威而引起对改革不满的民众共鸣，与追求民主毫无相干。以上这些，大概就是“解放”后国人与“民主”打的一切交道。
对於从未有过的东西，毫不了解是很自然的。国人管中窥豹，盲人摸象，便摸出了种种误解。关於民主的实质，我见到的解释是：
1、人民当家作主。这其实是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鬼话的再表述，我已经在《人民图腾》中批驳过。
2、民主是遵循杜绝了作弊的程序的票决。此说由马先生反复提出，散见于《直接选举》和上述诸文中。我已在《纲举目张》帖中略作反驳。其疏漏十分明显，不必再说。
3、民主是由公民周期性投票委托某人去践“君王大位”，国会和法院的设置只是为了防止他作弊作恶。此说见于马先生《先学会走》文，暴露了他其实不明白三权分立的机制，不知道立法是统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以为国会只是监察机构。这应该说是常识错误。
4、民主是一种科学的决策方式。此说由严家其在80年代提出，属於“只见一斑”类。下文将指出它的误区。
5、民主是在明确的游戏规则下的争权夺利。此说由王军涛去年在《大家论坛》提出，是我见过的最贴近的表述，但仍十分模糊，需要更准确和明晰的解说
二、我的理解
在我看来，民主是人类社会为了保障和平分赃发明出来的一种妥协机制。所谓生产斗争，就是人类对大自然进行的有组织的劫掠活动，所得赃物就是社会创造的财富。因为是集体抢劫，所以就有个分配问题。人的本性贪得无厌，总想一人独得大饼，於是便发生内讧，强有力者最后成了强盗头子，将盗帮内部改组为金字塔结构，各人依据地位高低分得大小不同的份额，於是社会便达成暂时的安定团结。但多劳少得者总不甘心，趁强者渐弱时便揭竿而起，此时盗帮便停止劫掠自然界，转为互相屠杀和抢劫，直到决出胜负，形成新的金字塔。每折腾一次，强盗成员都要凋亡殆尽，从自然界抢来的财富也大部丧失。
在中国，这游戏玩了几千年，至今还在那儿孜孜不倦地玩。但在西方，人家玩了几次后便发现这事干得太蠢，与其自相残杀，不如合理分赃。於是便定出明确的游戏规则来，盗帮内根据社会分工形成的阶级和集团各自推出自己的代表，在议会里为自己的那个集团争大饼的份额。为了防止代表们为自己切大饼，便定出了分散权力的种种措施，规定在大饼上划线定出份额大小（所谓立法）的人不得主刀（所谓行政），谁是否乱画乱切，由第三方裁定（所谓司法）。为了防止代表们背叛被代表者，这些人便只能是任期有限的合同工。
这种设计，有点类似国内的财经制度。管帐的会计摸不到钱，管钱的出纳管不了帐。两者如有纠纷，便由第三方查帐后根据财经纪律仲裁。区别在於财会人员干的是终身职务，不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不时时公布帐目，由全国人民特别是独立的新闻界监督，所以仍有串通作弊的可能。
有时，某个阶级或阶层的势力太大（例如18世纪的教会、19世纪的资产阶级、20世纪的工人阶级等），给自己划的那份太大，便要引起旁人公愤，组成联盟，在议会里吵到沸反盈天，然后投票决出新的份额。如此，社会便永远在和平的争吵中，但各阶级的利益都得到适当照顾，社会也就获得了动态平衡，不会动不动就像第三世界那样演全武行。因为权力分散，争吵公开，私偷大饼几乎不可能，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成为第三世界典型景观的贪污现象。
以上当然是超简化了的图景，但中国那些“政治学家”们自孙中山以下，却连提出这通俗版民主论的本事都没有，致使“人民做主”的错觉普遍流传，由此又导致部份国人对民主的幻灭。他们不懂现代民主是一种代议制度，发现西方人民其实并不能直接控制国事后便无限伤心；或者以为民主是一种道德原则，连“民主不是善”的常识都没有，看到民主国家照样作恶时便痛心疾首；哪怕是那些学者们也好不到哪儿去。例如马悲鸣先生在台湾大选期间曾认为台人应该选李敖作总统，因为他是台湾最聪明的人。类似地，图雅先生曾感慨：其实无论是里根还是卡特当家，美国政治都不会有什麽变化，因此，民主不过是个民众的出气阀。
如果我们有了上文那个通俗简化版的“民主论”，这些笑话就不会闹出来了。和平分赃的设计目的，正是要尽量降低领袖在国家政治中起到的作用，避免强人政治。只要社会各集团的势力比不变，不管选谁上去政局都不会剧变。谁能当选总统并不取决于他的个人才干，而是取决于各派势力的折冲妥协。哪怕是选个猴子上去作美国总统，只要不发生非常情况如战争、大地震等，这个国家也照样运转如常。这正是原设计的目的，也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证明。这种国家不但不会有文革和大跃进那种以一人毁灭全民族的闹剧悲剧，也不会有毛政与邓政的显著差别。
用这个理论也能解释其他论者从管中窥见的那个豹斑。作为一种决策机制，民主的确有很大的合理性，凡是伤害到大多数选民利益的政策立刻就要受到抵制，甚至造成政府的倒台。在这个意义上，它建立了一种决策的反馈渠道，从根本上杜绝了大跃进那种胡闹。
但它的局限也正在于此，由于民众一般只看到眼前的和局部的利益，有的符合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决策便不能通过，例如法国人民反对合理的法航私有化；又如70年代北越撕毁巴黎和约，大举入侵南越，福特总统下令紧急援助南越，总统命令却被国会两院一致否决，导致该国陷落，难民遍及全球。
在这种时候，唯一的希望便是国家领袖能聪明到诱骗全民入彀。这里最辉煌的例子，是罗斯福在二战前夕不顾选民中压倒一切的孤立主义情绪，一步步把美国拉进战争。他在“炉边谈话”的全国广播中说，邻居失火，我们就算不去救，也完全可以把自己用不著的橡皮管借给人家。骗得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援助濒于灭顶的英国，人民却天真地以为那些无偿赠送的军火是“租借”出去给邻居灭火的“喷水管”。后来他又动用海军给英国商船护航，多次向德国潜艇启衅，想刺激对方宣战。此计不售，又去逼日本退出中国全境，直到日本铤而走险，德国傻傻地跟著日本向老美宣战，他才终如所愿。
这个理论也同样能解释图雅的“出气阀”论。各阶层的人民的利益可以得到适当照顾，不合心意的政府或议员可以在下届选举中罢免，怨气有了正常的发泄渠道，自然也就用不著暴力抗争了。
从这个理论中更可以看出，民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药方，它不但能够防止毛泽东那样毁灭民族的倒行逆施，能从根本上杜绝使民怨沸腾的后毛时代的全民腐败，而且能保证长治久安，使中国脱出“乱－治”的千年循环。最后这一点是中国最需要的，四千年来，这一直是使中国周期性大出血的血崩痼疾。
最主要的是，这个理论廓清了伪民主论带来的认识混乱。如上所述，民主只是一种分赃机制，不管劫掠大自然的事。换言之，它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并不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挂钩。因此，马先生在《两害》文中提出的“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相悖”、“所谓社会制度只是为了方便社会生产而建立的国家管理体系”等等都是错误的。印度和北欧、奥地利都基本上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德国和法国的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也很大。更不用说实行奴隶制的古罗马虽然没有现代的议会政党，却有了参议院、元老院那些代议制的完整雏形。
在理论上将民主与资本主义脱钩是非常重要的。国人将两者莫名其妙挂起钩来，便导致了一系列的错觉和困惑。他们不知道只有资本主义才是致富的手段，因为它能最大限度地刺激人们的生产热情与创业活力，从而彻底解放社会生产力，却因为富裕的西方国家都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便误以为民主的主要功能是富国强兵。因此，当他们看到实行了民主的东欧、苏联和印度贫困如故时，便对民主产生了幻灭，却没看到那其实是因为那些国家都没有成功地复辟资本主义。
绝大多数中国人关心的其实只是速成致富，因此，说穿了这一点，无疑是对他们的民主热情泼冷水。但不幸的是，如果没有民主那个合理的分赃机制，社会可能因走资而变富，却迟早要因分赃不均而再度陷入内战的血海。那时辛辛苦苦积下来的一点血汗钱又得化作青烟，更不用说让核弹炸到九霄云外的人带不走一分钱。
三、实行民主的前提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立刻看出，要民主制度能够成功运转，最根本的前提，不是马先生反复强调的避免作弊等那些技术问题，而是全社会对游戏规则一体凛遵。执政党在落选后就乖乖下台，当选总统期满后便心甘情愿地交出权杖。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一条是剥夺统治者动用暴力撕毁或单方修改规则的可能。具体来说，国家的一切威权和暴力设施，诸如政府机构、军队、警察、国家安全部门等等统统不得介入党派政治，使统治者无法利用这些机构去威慑选民，用暴力摧毁反对组织，推翻不利于自己的选举结果，甚至单方面修改或制订游戏规则。
而这就是在中国实现民主的最大难题。马先生只看到了选举中种种作弊的可能，据此鼓吹美国式的“直接”选举，以为那就是万应灵丹。其实，一切程序问题都只是枝节问题。如果社会有了实行民主制的大前提，哪怕一开头选举方法毛病百出，也可以在实践中逐渐完善起来。最重要的还是上面说的那个政治环境。十月革命时，与布尔什维克联盟的还有一两个政党，但当革命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投票结果不合列宁的心意时，他便派兵逮捕了那些“反动议员”，宣布社会革命党等政党是反革命政党，自己另建一个御用的苏维埃。这样的事拿破仑也干过。很明显，出这样的事并不能归咎于选举程序。
不幸的是，我党对“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崇拜远远超过苏共。无论是在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军基本上保留了西方的职业化传统，军队基本不介入国事，更没有咱们文革时“三支两军”那些光辉业迹。考虑到这个特殊国情，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苏联和台湾经验，让军队逐渐淡出国家政治舞台，党从军队、警察、安全部门、公务员集团中逐渐退出，逐渐完成这些威权和暴力机构的国家化。在这个工作完成之先，一切民主的谈论只是痴人说梦。
这是实现民主的第一个“硬件前提”。第二个硬件是法治。既然民主是一种和平分赃的游戏规则，实行民主的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在这种国家游戏规则受到全民一致尊重。因此，建立法治是民主建设的第一步。许多人在这点上的谬误，是以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一揽子买卖，要麽全有，要麽全无。他们不知道凡是成功地从专制转入民主的国家，在民主制度建立起来前无一不已经是成熟的法治国家，诸如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日本，以及战后的台湾南韩。
“软件前提”则是培养人民的现代公民意识，帮助他们获得从未有过的人权观，明白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在这方面，中国是世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正确地观察到：古代中国人只有盲目服从权威的本能，从未有过“权利”这个观念。哪怕贵为首辅，一言不合圣意便可被廷杖活活打死，竟然没人想到君王无权这麽做。这种现象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出现和儒教分不开，儒家学说从头到尾就只是强调臣民的无条件服从，无一字谈及他们的权利。
相比之下，西方人在最黑暗的中世纪也从没这麽愚昧，到了近代就更不必说了。人权观念之普及，从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上就可以看出来。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当时美国还处在前工业化时代。一群无知闲汉在街上看热闹，站在后头的人看不到，便向前面的人抗议，说：行了吧，你们看够了，该轮到我们了。我们也有看的权利，是不是？这小说我是上高一时看的。文革时重读到这一段，伤时忧国，感慨万端，不可名状。的确，即使到了现在，民众自身的权利意识还赶不上百年前的那些洋混混。就连马先生的人权观念似乎也是极有限的，他的多篇文章，暴露了他的人权观念就只限于公民不受非法迫害这一点上。
与自身权利意识相反相成的，是对别人的合法权利的尊重而形成的守法观念。而在这点上，咱们的道德水平实在是让人绝望。只要回国去走一趟，立刻就能看到全民的无法无天。“杨白劳”气死“黄世仁”，无论在国有、私有企业中还是民间交易里，似乎都成了普遍现象。这样一个丝毫不知尊重商务契约的民族，怎麽还可能去尊重民主社会的种种社会契约？www.6park.com
更令人绝望的是，“精英”们也和人民一般愚昧，专门争论莫名其妙的蠢问题。海外许多学者曾郑重其事地讨论中国人民是否有足够的文化水平，能选出办事公道的“明白人”来，似乎选举不是各集团争权夺利，而是老祖宗说的“举贤任能”。这麽多年过去了，竟然没一人说出选举的软前提是公民必须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和守法观念，才能去选择一个代表他们的利益的代言人，并服从不利于自己的选举结果。是这，而不是什麽举贤任能，才是民主政治的真谛。
从上面的这软硬两手来看，民主要在中国实现还真是遥遥无期。从这个角度上说，那些鼓吹以暴力革命推翻我党建立民主的革命壮士也不是毫无道理──他们看到了实现第一个硬前提的艰难。但这些人的根本错误，第一是看不到通过革命求民主是缘木求鱼。除了大规模破坏生产力，给人民带来死亡和别的灾难，暴力革命无一例外是制造大独裁者的培养基；第二是看不到在核时代鼓吹暴力革命就是丧心病狂。中国人以裤子换核子，在大饥荒时代用人命和鲜血堆出来的原子弹，很可能不落在外国的土地上，而在为内战吞没的神州上空绽出朵朵蘑菇云。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让内战亡国灭种，还不如在现有制度下苟延残喘。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四千年人民愚昧如故；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三五个君王野蛮胜昔。在这种特殊国情下，在我看来，在中国实行民主，主要得靠统治者恩赐。我党的“历史使命”（这里借用图雅使用的马列主义行话，尽管我根本不相信冥冥之中有这种类似上帝旨意的东西），是学习国民党，从现在开始实行“训政”，为在中国最终实行民主创造软硬件前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