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朋友们十余天对于《小狗平安和它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上中下三篇的持续关注。这期间对我个人来说经历了情感上的焦灼、悲伤、愤怒和释怀，就像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个人演唱会，临别时分依旧恋恋不舍，意犹未尽，不忍搁笔，难说再见。

需要重点和一再说明的是这篇小说里，我写的狗不含任何贬义，都是人，各个阶层的人。里面的“我”和公驴只不过代表两种制度和两种文化。至于老栗、老史则是从交代情节出发，安排的虚拟人物，寓意历史真实。

在不久前看到一篇润涛阎先生写的曲啸在美国遭遇提问引发精神崩溃的文章给了我很大触动，所以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小狗平安和它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文。我也将在这篇之后单独发一贴转载润涛阎的原文，方便大家阅读。

小说中平安的原型以及大致情节走向来自于著名讲演家，当代牧马人（因为他的经历和电影《牧马人》主人公相似所以得名）曲啸，并加以夸张、戏剧化和理想化。再次重申，小狗并无贬义，在文章里所有的人物都用狗来表现。

上一点年纪的人都不会对曲啸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的学生、教师、军人，很多都听过他的演讲。在80年代，曲啸与李燕杰、彭清一并称中国最杰出三大红色演讲家（也被某些群体称为“洗脑大师”）。其中曲啸排名第一，8年里在全国各地做过2500场演讲，红极一时。


曲啸一生坎坷，堪称传奇。我尽可能按照中立的观点来讲述，参照多方面资料以避免失之偏颇，具体情况网友也可以自己登录Google查询。他19岁时父亲被苏联军车轧死（百度只说早年丧父，语焉不详，可能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此也开始了他悲剧的一生。据百度百科记载他的简单生平如下：1932年生于辽宁金县。1957年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前夕被打成“右派”。（百度没有写明原因，）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1968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20年。

1979年曲啸被平反无罪释放。此后他以亲身经历在全国各地进行过多次演讲，宣传爱国爱党。直到后来中宣部因为留学生毕业后回国比例太小，最后决定派曲啸赴美国演讲为留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没想到在第一场演讲现场就遭到台湾历史学家汪荣祖教授振聋发聩的灵魂拷问。之后曲啸忧郁成疾，并在91年南通演讲现场突发脑出血。

曲啸的前半生多次被判成“右派”、“反革命”，多次入狱，历尽坎坷。根据润涛阎先生文章记载：曲啸教授的演讲非常精彩，第一句话就说：“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听到这里，大家立刻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遭遇。曲啸先生绝对有演讲天赋，那声音时而抑，时而扬，时而顿，时而挫，时而高亢，时而柔和，时而激愤，时而婉约，时而高山流水，时而天地含悲。

当他讲到当时如果他有２００块钱，他就可以给他心爱的女人治病，他的女人就不会离他而去的时候，演讲进入了高潮。高潮一过，他又开始讲一些小事。突然间，又有了更令听者心理震颤的故事，就是因为在劳改农场里一位当地女孩给他送大饼，他后来就娶了那女孩当老婆，也就是他演讲时依然在任上的妻子。

他爸爸让苏军卡车压死了，非但没有给一分钱赔偿，反而把他定为反革命，因为他爸爸被苏军卡车压死了，猜测他心里必然恨苏联，反苏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坐牢２２年。曲啸的演讲由于是亲身经历，又经过了无数次演讲锻炼早已熟记于心，几乎找不到哪怕一点点破绽和前后逻辑不符的地方，甚至连一句病句都很难找到。

对于这些苦难，曲啸就像曾经多次演讲最后的煽情一样，以一句“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乾坤大挪移，瞬间化悲忿为忠诚。

这时台湾历史学家汪荣祖教授上场了。汪教授是位“爱国华侨”，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并留下来当教授的。由于他恨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也就自然而然地对共产党产生了无限好感和期待。就这样，他不参加台湾的联谊会，而专门参加大陆（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学生学者联谊会。由于他对共产党的空前热情，最后甚至成了联谊会的顾问。

当时为了活跃现场的气氛，从正反两方面感受共产党的伟大可敬，曲啸演讲现场也邀请了汪荣祖教授出席。就在曲啸演讲期间，汪荣祖几次想打断发言。直到演讲结束才有机会。汪荣祖教授说他要发言。据润涛阎先生记载：大家对汪教授要说什么早就知道了，反正每次大家开会他都发言，告诉大家国民党蒋介石是何等独裁何等残忍。对他的发言大家也没有啥反感，早已习惯了，再说了，只要大家有难处的时候，他会尽力帮忙的。

汪荣祖教授脸色通红，跟过去判若两人。他非常震惊的内心世界在他的发言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２２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听完汪荣祖教授的发言，曲啸的脸色还是苍白得像白纸，似乎眼球都不转了，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痛苦地挣扎着。

曲啸回国后基本上不再参加活动了，不久就大脑里得了病，1991年到南通演讲，病倒在演讲台，从此半身不遂，也失去了说话能力。一直靠他“一张大饼换来的婚姻”故事里的妻子（他讲这段故事的时候说，他跟她毫无感情基础更无共同语言）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十几年如一日，直到他去世。

上面就是我写这篇小说的整体脉络，在此基础上进行丰富，夸张，戏剧化、理想化。曲啸的演讲力和感染力就是平安的血，汪荣祖教授振聋发聩的灵魂拷问就是如风血液里流淌着的自由、善良和正义。在结尾让平安迷途知返，并在恶魔和公驴的儿子身上报了仇，让大家出一出胸中从开篇一直积压而来的怨气。

至于最终的最终，我也只能给大家留下空间来设计你们自己认可的结局，因为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继续。我的理想是可以改变或者抛弃这吃人的制度，让大家都可以自由平等地生存。

对于我的观点可能很多人不同意，我也很理解。因为从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肯定维持现状是最完美、对他们自身最有利的。现在出国留学的人很多，尤其是自费出国的，家庭条件都不错，所以他们作为现有制度的受益者对于现行制度的认可也在情理之中。而对于那些同样生活在海外，年龄50岁左右的，当年考的奖学金靠自己奋斗出国改变命运的这类人。可能对中国现有体制抱怨的居多，我想这也是当年促成他们毅然决然走出国门，寻求新生活的重要原因吧。

对于第一种人的思维我改变不了，也不想改变他们，因为从他们自身利益出发我可以理解。最令我感到可恨的是那些在国内翻墙出来的所谓“爱国者”。本身就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最底层，却为了蝇头小利，为中共摇旗呐喊，党同伐异，不想改变现状，不为子孙后代设计。最令我感到可气的则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自干五，自甘麻痹，堕落，成为斯德哥尔摩的人质，将梦想和未来寄托在当局者大发善心上。

很多人混淆了一个概念就是爱国和爱党。经过了很多年的洗脑教育，使很多人分不清爱国和爱党。通俗的来说，国就是一栋房子，一个容器。我们很难谈爱或者不爱。老房子居住久了会有感情，主要是我们怀念在那里见过的人，发生过的事。真正能令我们产生爱憎的是住房子里的人。即便同是房子里的人，也有好人，坏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所以说我觉得爱国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爱人民。人民和执政者只有极少数是相向而行的，大多数时间是站在相互的对立面。因此如果说挑战执政者就是恨国，那么孙中山、毛泽东都应该是顶级恨国者吧。

从情感上来说，我觉得所谓的恨是更高层次的爱，付出爱而得不到回报才会生恨。我正是因为深深地爱和眷恋中国这块故土，所以我希望尽我所能地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争取他们应得的权益，不惜被误解，被扣上恨国者的帽子。尽管不爱党，但我确定自己是爱中国人民的，这就应该是爱国。我发所有这些帖子都是利用我工作后的业余时间，而且除了留园版主发的银元外没有任何物质回报。这些帖子都倾注了我很多的心血。我所讲述的也都是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感受，不受金钱和强权所左右。

我想对那些“爱国者”（其实是爱党，只是披上了爱国的鲜亮外衣）说：爱不意味着没有条件。你爱一个女孩，她不爱你，你可以依然爱她。如果你和她结婚以后，她出轨了，你还爱她吗？她要是想把你杀死、吃掉，你是不是也心甘情愿地继续爱她，为她奉献肉体和灵魂呢？那么爱党的底线在哪里呢？没有底线的爱是可怕的、可怜的，也是可悲的！

经济上的成功（尽管这个成功还有争议，无论是从人均GDP，或者是老百姓生活负担，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或者是长期发展来看。）并不能掩盖制度上的缺陷。挑战（哪怕仅仅是改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国家机器，转变人民的传统思维，提高大众的民主意识，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牺牲。但是我始终坚信柏拉图曾说过的一句话：孩子害怕黑暗，情有可原；人生真正的悲剧，是成人害怕光明！